由于文件太多，黎明來臨的時候，三人還是沒能抄寫完畢。．更新最快

    “智勇同志，恐怕趕在上班前我們抄寫不完。”潘武陽起身，站在窗戶邊看了看外面露出的一抹曙光，焦急地。

    “是否給康正同志匯報一下，讓楊青林同志在武漢再多等一天？”張智勇建議道。

    “恐怕不行，北平特科那邊有急事，宋林同志今天必須走。”潘武陽。

    “那怎么辦？還有這么多沒抄寫！”廖素紅看了看還沒抄寫完畢的文件道。

    “算了，我們不抄寫了，把已經(jīng)抄寫好的文件，連同沒有抄寫的，一并送給宋林同志，讓他帶走。”

    潘武陽心一橫，丟下了手中的筆，開始整理著已經(jīng)抄寫完畢的文件。

    “武陽同志，這樣不好吧，原件你讓宋林同志帶走，這樣容易出問題，萬一剿總那邊需要這些文件時怎么辦？”張智勇勸著。

    “智勇同志，現(xiàn)在這是唯一的辦法，黨的利益最重要，紅軍的命運最重要，剿總這邊萬一問起文件來，我可以搪塞。”

    潘武陽目光堅定地望著張智勇，在心中做出了最終決斷。

    潘武陽吩咐妻子廖素紅，煮了一鍋面條，三人匆匆吃過，潘武陽便帶著抄寫好的文件，以及幾份沒來得急抄寫的文件，去找宋林去了。

    同宋林在預(yù)定地接上頭，潘武陽把抄寫完的文件，連同沒來得及抄寫的文件原件一股腦兒交給了楊青林。

    在沒抄寫完的文件中，有一份原件，詳細印有武漢“剿總”所屬部隊番號、兵力、駐地，以及團以上主要軍官姓名等。

    這份文件是武漢“剿總”的核心機密，只發(fā)給“剿總”長官及直屬的各廳、處、組。

    潘武陽手中的這份，是他負責(zé)存檔保管的。

    潘武陽知道這份文件的重要性，這份文件，有助于紅軍確切地掌握敵人的兵力和分布情況，只是文件太長，來不及抄寫了。

    也就是這份機密文件，直接導(dǎo)致了潘武陽的暴露和犧牲。

    ……

    宋林離開武漢這天，正是紅一、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以北的兩河口，舉行會師大會的時候。

    在兩河口一個叫撫邊的村莊里，紅軍官兵搭起了一個會場。

    這個偏僻的村莊，從來沒有出現(xiàn)過這樣的場景。

    房屋上掛滿了紅旗，草地上搭起了講臺，講臺四周還用松枝鑲嵌起一道綠色的邊緣，這道綠色，令這個荒涼的村莊頓時充滿了生機。

    中央和中革軍委的領(lǐng)導(dǎo)們，從村莊步行了三里多路，到達一條路的路口，他們要在這里迎接紅四方面軍領(lǐng)導(dǎo)人張國燾。

    幾千名紅軍官兵，在他們的身后列隊完畢。

    驟然間，天上下起了大雨，但所有的人都站在大雨中沒有動。

    大家就這么等了許久。

    突然有人喊了一聲：“來了！”

    放眼望去，泥濘的路上，三十多匹高頭大馬，在大雨中飛奔而來，馬背上是副武裝的紅軍戰(zhàn)士。

    張國燾騎在一匹白色高頭大馬上，在衛(wèi)兵們的簇擁下從雨霧中出現(xiàn)了。

    這是中國革命史上難以形容的重要時刻。

    紅軍官兵們用力地敲打著鑼鼓，努力地喊著口號。

    在大雨中久候的毛偉人，扯了扯已經(jīng)濕透了的灰色軍衣，向著那匹白色的高頭大馬緩步地迎了上去。

    大雨中，張國燾的高頭大馬踏起的泥水，幾乎濺了毛偉人一身。

    但是，當(dāng)張國燾看見了毛偉人的時候，他立即飛身下馬，兩個人緊緊地擁抱在了一起，接著手牽著手朝著講臺走去。

    在紅軍官兵的歡唿之中，兩個人登上了臨時搭起的講臺，講臺是從藏族群眾那里借來的一張桌子。

    毛偉人發(fā)表了歡迎詞，張國燾發(fā)表了答謝詞。

    隨后，二人笑著一起往村子里走。

    并肩行走在路上，毛偉人：“國燾，我們到達這一帶已經(jīng)四天了，專門等著你來，我們好商量兩軍會合后的軍事方針。”

    “呵呵，老毛，我從茂縣到這里，也是騎了三天的馬，一路上多是經(jīng)過藏族聚居區(qū)，山高林密，河流湍急啊。見你們的心情很迫切呀！”

    接下來，張國燾給毛偉人描述了，他來的路上，住過一晚的一所石建的教堂。

    張國燾：“老毛，你是不知道，這座教堂里住著一位英國傳教士，特別會享受，教堂除了擁有一個很大的養(yǎng)蜂場和一座精致的磨房外，這個傳教士竟然還運進來了整箱的蘋果洋酒，供自己享用。”

    毛偉人同張國燾并肩走在一起的瞬間，讓在場的紅軍官兵感觸很深，那個溫暖的時刻給予他們的希望與信心，使他們覺得之前所付出的所有犧牲都是值得的！

    接下來，中央政治局召開了會議，史稱“兩河口會議”。

    會上，周副主席首先發(fā)言，他根據(jù)一、四方面軍都已經(jīng)離開從前的根據(jù)地，現(xiàn)在迫切需要建立一個新的根據(jù)地，他闡述了選擇新的根據(jù)地的必要條件和今后紅軍的行動原則。

    周副主席強調(diào)，新根據(jù)地的選擇地域，要有利于紅軍的作戰(zhàn)和生存，而目前紅軍所處的這個地域顯然不符合這個原則，應(yīng)該選擇向北，向川、陜、甘方向發(fā)展。

    周副主席的發(fā)言，代表了中央和中革軍委的意見，主要是給張國燾聽的。

    兩河口會議最后形成的決定是：

    “紅軍的戰(zhàn)略方針是集中主力向北進攻，在運動戰(zhàn)中大量消滅敵人，以創(chuàng)造川陜甘蘇區(qū)根據(jù)地。

    為了實現(xiàn)這一戰(zhàn)略方針，在戰(zhàn)役上，必須首先集中兵力，消滅與打擊胡宗南的軍隊，奪取松潘與控制松潘以北地區(qū)，使主力能夠勝利地向甘南前進。”

    會議結(jié)束后，張國燾回到了他在撫邊北端的住處，他的秘書黃超拿來了一份中央出版的《布爾什維克報》。

    黃超心翼翼地：“張主席，規(guī)定這份報紙，只給一方面軍的干部看，不給四方面軍的干部看。”

    “哦？為什么？”張國燾感到很是奇怪，隨口問了句。

    “你看看報紙就知道了。”黃超把報紙遞給了張國燾。

    張國燾接過報紙看了看，馬上明白了，為什么黃超，只給紅一方面軍的干部看了。

    報上刊登的文章，出自宣傳部部長凱豐，標(biāo)題是《列寧論聯(lián)邦》，文章將批判的矛頭直指張國燾提出的組建西北聯(lián)邦政府。

    文章，這樣一個“聯(lián)邦政府”在理論上是違背列寧主義的，在組織上是背離中華蘇維埃政府的。

    凱豐的文章被登在《布爾什維克報》上，明中央領(lǐng)導(dǎo)層意識到張國燾提出的“聯(lián)邦政府”即使沒有政治野心，名稱也是令人疑竇叢生的。

    既然建立的是一個蘇維埃政權(quán)，那么按照慣例，為什么不叫“川康蘇維埃政府”，弄出個不明不白的“聯(lián)邦政府”是什么目的呢？

    成立西北聯(lián)邦政府是張國燾的主張。

    凱豐的文章刊登后，張國燾便借機生事，找到黨內(nèi)負總責(zé)的張聞天同志，一連提出了6個問題：

    “中央機關(guān)報發(fā)表凱豐這篇文章，用意是不是要展開關(guān)于西北聯(lián)邦政府的辯論？

    這篇文章是不是根據(jù)中央的決定寫的？

    如果是，為什么不等我到了撫邊，讓我有機會參加討論之后，再行發(fā)表？

    又為什么我已經(jīng)到了此地個時，還不拿一份報紙給我看？

    難道在中央機關(guān)報上可以隨便批評一個政治局委員的政治主張嗎？

    我已公開提到西北聯(lián)邦政府這個問題，而其他同志并沒有發(fā)表批評的意見，現(xiàn)在卻在機關(guān)報上登載出來了。為什么要這樣做？”(未完待續(x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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