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祿山想要甄乾的釀酒之法，一是為了斂財，二也是因為燒刀子的確能起到御寒的作用，有了燒刀子也就收買了將士的忠心，雖然沒有搶到釀酒之法，現在的結果已經不錯了，自然不想和李璀發生沖突。rg

    李璀立即不悅道：“甄郎，王可不管你賣多少酒，王的一份一滴都不能少！”

    甄乾暗暗的挑大拇指，李璀還真是投桃報李，比安祿山這只白眼狼強多了，自己恨不得親李璀一口。

    “請王爺放心，草民正準備在京城里開一家醉仙樓，到時王府上的酒就有店承包了？”

    “好！不過王在京城也有些產業，正好在東市有一家酒樓，因為經營不善正想易手，不知甄郎可有興趣？”

    長安可是寸土寸金，西市貨物琳瑯滿目最為繁榮，東市四方珍奇皆所積集，多為上等奢侈品，在東市想買下一座酒樓沒有上萬貫是不可能的。

    甄乾當然不會現在去買即將崩盤的長安酒樓，戰亂一起長安地價一落千丈，這不是托盤去嗎？租一間經營不善的酒樓不適一個明智之舉。租金再高也沒有房價高，甄乾一直都秉承著這個理念，既占用不多的資金，又可以快速的擴張，李璀想加盟自然沒有問題。

    “多謝王爺，草民求之不得！”

    唐朝視商賈為“賤類”，以工商為未利，嚴禁百官入市，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自己不能做，就讓親戚族人做，或者入股、或者暗中支持手段花樣翻新，誰都不會嫌錢燙手，何況是有名無實的李璀，做生意自然不會遭到御史的彈劾。

    很快兩人就一拍即合，一樁上萬貫的合作事宜就此敲定下來，也不避諱一旁看得眼饞的安祿山。

    安祿山起身告辭，“帥明日就要離開鹿泉縣，王爺是否和帥一起同行？”

    李璀搖頭推辭道：“女病情多虧甄郎救治，如今尚未穩定不易在路上顛簸，還要在此多觀察幾天，就不與安帥同行了！”

    安祿山臉上肥肉抖動了幾下，“好！帥就此別過，明日就不和王爺辭行了！元日京城再見！”

    甄乾和李璀將安祿山等人送出了門口，懷里踹著三千貫飛錢，終于把這尊瘟神送走了。

    重新回到帳中坐下，李璀看著甄乾嘆了一口氣道：“甄郎，你今日魯莽了！”

    “可是為了釀酒之事？”

    既然李璀跟自己推心置腹，甄乾當然不可能裝糊涂。

    “你既然已經知道，還將王拉上，你可知道安祿山為人？”

    甄乾真的還不清楚安祿山的性格秉性，歷史這東西流傳到后世大多有粉飾和篡改，李世民直接查看起居錄，朱棣就干脆把建文帝的年代改沒了。實在猜不透安祿山服用丹藥之事，到底是唐玄宗有意為之，還是安祿山體質問題無法排毒，恐怕只有唐玄宗自己心里清楚了。

    見甄乾搖頭，李璀露出一臉的苦笑：“你膽子也太大，朝中人人都安祿山圖謀不軌、野心頗大，手下更是圈養了八千養子，身邊也多用胡人為將，這樣的人你能惹得起嗎？”

    唐代養子成風，養子謂之假子，當然不是親生的兒子。

    唐代養子主要有三種，第一種是真正的養子，雖無血緣關系卻有父子之情，而且收養的數量不多，有些還是因為自己沒有兒子，古人比較迷信，認為先收養一個真養子，就會給自己帶來親兒子，這種養子不但改從姓名，被委以重任，而且還享有繼承權。

    歷史上這種養子不少，如王重榮假子王珂為行軍司馬，王重榮卒，三軍立王珂知留后事。朱溫假子朱友文深得朱溫寵信被封為博王，判建昌宮使，并內定為太子。更為著名的是五代有三個皇帝出身假子，北漢廢帝劉繼思、英武帝劉繼元均為睿宗劉承鈞的養子，后周世宗柴榮為郭威養子。

    第二種是名義上養子，實則充當自己的親兵護衛，這種養子數量奇多，可以多達數千人，皆為勇猛之士或者出謀劃策之輩，又稱為“義兒”，安祿山養同羅、及降奚、契丹曳落河八千余人為假子。其實這是模擬少數民族部落親兵制度的傳統，故此談不上有什么繼承權，也不會改名。

    第三種介于以上兩者之間，數量也介于兩者之間，關系比較模糊，看收養者的心態。

    之所以唐代到五代如此盛行養子制度，其中有一定的歷史根源和社會條件。

    最初流行養子制度多與胡人有關，而且在胡漢雜居的河朔地區最為流行。當時北方少數民族社會歷史發展進程大大落后于中原漢民族，正處在原始部落制后期，過的還是一種落后的游牧生活。從“父兄死子弟妻其群母及嫂”、“蕃人先母后父”、“賤老貴壯”等習俗看，其婚姻家庭大致處在對偶家庭向一夫一妻制家庭過渡階段。所以母性地位相對還比較崇高，不存在嚴格的“父子”、“長幼”、“夫妻”等封建倫理道德觀念。而且當時部落對外戰爭極為頻繁而又殘酷，部落成員尤其是男性成員死亡率很高，流動性很大。凡此社會條件和文化心理，使得他們習慣于收留外人或俘虜為養子，借以擴大氏族部落的力量。同樣地他們也習慣于充當他人的養子。

    隨著唐代的大量征伐戰爭，少數民族大量內屬和入居中原，這種制度在中土得以流傳。

    唐五代養子制度何以逐漸盛行而愈演愈烈。

    其根原因是與唐代兵制從義務兵制轉向募兵制到私兵制轉化以及藩鎮割據局面長期延續有直接關系。唐初實行府兵制，是一種義務兵制，它是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礎上，被抽調充當府兵的農民自備武器給養，更番宿衛，使將不得專兵。高宗、武后以后，隨著均田制的逐漸破壞和府兵制自身的矛盾，府兵制趨于瓦解。于是，在唐初已少量實行的募兵制便逐漸盛行，到了玄宗開元時期，募兵成了定制。募兵制實行后，兵成了一種專門職業，將帥也得以專兵，遂為養子制度的盛行創造了條件。睿宗、玄宗時期，為了處理邊疆地區與少數民族關系日益復雜的形勢，于邊防重鎮設置節度使制度。玄宗天寶年間，那些孤寒無黨的蕃將往往被擢升為節度使職務。胡族軍人在其掌握軍政大權之后，自然極容易影響當地習俗，促使該地區濡染胡風，胡人收養子習風、部落親兵制度便因緣時會，逐漸盛行起來。

    安史亂起，中原刺史凡兼有治軍者，皆授節度使之號。安史之亂平息以后，唐中央逐漸喪失了對地方軍隊的有效控制能力，遂演成藩鎮割據局面。藩鎮軍閥憑借自己的政治和經濟實力，招兵買馬，稱雄一方。藩鎮私兵制度，是養子制度衍習成風的基礎。藩鎮將領為了扶植親信、培養黨羽，便效法河朔軍人收養養子的風氣，在軍隊中大量人工擬制親屬關系，致使唐后期各強藩悍將無不圈養養子。

    另一方面，安史亂后河北仍為安史余孽所盤據，安史部隊多為胡人，河朔地區受胡風濡染有增無減，當時有“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之。而且，不少安史部將和河北藩鎮軍人進入中原，成了中原地區一些藩鎮的首領或將領。

    北宋王朝建立后，統治者鑒于中唐五代以來藩鎮割據、武人跋扈的局面，采取了一系列加強中央集權的措施，把節度使的兵權、財權和刑權部收歸中央，加上宋人提倡文人政治和漢民族位文化。所以盛行一時的假子制度也就喪失了政治、軍事上的作用和社會條件，從而受到極大的限制，大規模的養子制度才逐漸的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中。

    來可笑，安祿山有八千養子，甄乾私底下也有幾百養子，不過這些養子大多是流浪兒，無依無靠無父無母四處流浪被甄乾暗中收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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