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的占地最大的駙馬府自然是蔡伯俙家的，因為商人的直覺和“內(nèi)部消息”的靈通，蔡伯俙在趙禎遷都之前便在北京城中購置了大量的房產(chǎn)，尤其是北京城東城，這里幾乎是高官顯貴的聚居之地。

    蔡伯俙非常狡猾，在還未遷都之前便已經(jīng)在東城開始設置蔡記的產(chǎn)業(yè)，酒樓，茶肆，商號鋪子，無一不有，吃喝玩樂樣樣俱全，于是東城的地價迅速飆升，以至于后來的權(quán)貴富豪之家皆是想辦法把宅院安置在東城。

    于是東城便成為北京城的富貴之地，上到相公尚書，下到富商巨賈，即便是被安置在南城的宗室都想在東城弄上一出宅院。而這里的地價水漲船高之下也帶動了整個北京城的房價，城中百姓只要在北京城有一套宅院的，便可安心。

    若是家中有急事，即便是賣了宅院，遷居城外也能賺上一大筆錢。

    但基本上就沒人這么干，都把房產(chǎn)看的比什么都重要，即便是家中破落，也絕不會賣了房產(chǎn)，于是北京城的房價奇高，而與此同時，北京城的戶籍也變得愈發(fā)難辦。

    相對的北平府要好得多，最少北平府的地界很大，有的是地方蓋房子，但田地就寥寥無幾了，多是已經(jīng)有主的土地，上哪再尋一塊出來？

    農(nóng)人在北京城過不下去，但只要有地在北平府還是過得好好的，北京城的物價相比其他地方要高出許多，但這也不妨事，因為北京城的工錢也高，即便是一個酒樓的伙計也能拿到每月十貫錢的收入，這在別的地方是想都不敢想的。

    有人說北京城之所以這樣都是蔡伯俙的錯，搞的物價很好，人們都需要拼命的干活，一旦失去活計，連糊口謀生都是問題，但蔡伯俙卻說：“世人就該勞作所得，若是每日活的渾渾噩噩，沒有一個妥帖穩(wěn)定的活計，那活著還有什么意義？”

    隨著人們的生活壓力變大，另一種極端便出現(xiàn)了，便是娛樂活動的增加，北京城不光有足球競技場，大型的象棚瓦里更是多得數(shù)不勝數(shù)，單單是東城之地便有不下六七家，小型的場地更是多如牛毛。

    而甜水巷那般的妓館更是足足一條街，流連于此的文人墨客海了去了，據(jù)說最紅的紅官人一日便可有上萬貫的纏頭，若花魁之間的比拼更是爭奇斗艷。

    若是有兩座妓館斗艷，甚至需要北平府派出衙役，和北京城的虞侯一起維護秩序，這便是遠超東京城的盛況。而一旦成為花魁，便是東京城百姓茶余飯后的談資，人人都能說出了一二三來，宛若女中官人。

    當然趙禎已經(jīng)沒有溜去妓館觀看的興趣，他已經(jīng)過了那性格灑脫的年歲，已經(jīng)步入而立之年的他每日奏疏便耗去一半精神，哪還有精力花在這些清倌人身上，后宮的佳麗都“操勞”不過來。

    再說若是撞上朝中的臣子，豈不也是尷尬？所以趙禎在路過甜水巷的時候，三才一個冷眼便讓那些拉客的佞人退避三舍，暗道一句這殺才的眼神好生可怖。

    趙禎是單獨一人出宮，親衛(wèi)們也可松上一口氣，往日里要是加上皇嗣，那可就有的忙了。

    雖然已經(jīng)過了晌午，但路邊賣小食的攤販還是在賣力的拉客，或是說自家的湯餅味道好，或是說自家的熱飲能驅(qū)寒，熱鬧程度不輸與早晨剛剛蘇醒的北京城。

    應是快到年關(guān)，彩樓花車之類的便多了，站在上面的妙齡女子打出彩帶寫著商號的貨物，順便灑出小紙包的糖果，糕餅，引得路人紛紛圍觀，據(jù)說這也是蔡記最先想出的法子，趙禎準備靠近卻被上三才前線拿了一個，飛快的塞進嘴中嘗了嘗：“官家，還別說，這些糖果子味道好的很嘞！”

    趙禎翻了個白眼：“廢話，若是難吃誰還會去商家買？”說完便塞了一個到嘴中細細咀嚼著，這是酥糖，入口香酥，甜而不膩，端是上好的零嘴，不知為何宋人幾乎都是愛吃甜食的。

    中午沒用膳，吃了一塊糖之后的趙禎腹中饑餓，路邊小攤正好有賣餛飩的，這餛飩甚至用上了豬骨熬湯，香濃的味道滿大街都能聞到，指了指小攤道：“就去那吃了，朕聞這為好的很嘞！”

    三才看了看買餛飩的小攤，桌椅倒是擦得趕緊，只不過人稍稍有點多，并沒有空閑的桌位，稍稍猶豫道：“官家，這里客滿了，咱們別處吃去吧？”

    待三才說完，趙禎已經(jīng)走了，這么多的空位，豈能說是沒位置？路邊攤可是他當年的最愛，活著舒服就行，在乎那么多的規(guī)矩又有何用？趙禎不信在這個時候有人會刺殺自己，更不相信四周的親衛(wèi)解決不了“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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