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回來，自己不看身份是一個方面，但是你不承認又是另一回事情了，到時候我要是借助他們的身份去做事情，你來句不承認那可就不好玩了。

    雖然是這樣，鮑鴻也不會貿貿然的把自己的態度表達出來，給曹操當槍使，還要看曹操接下去怎么了。

    而董那邊就更沒什么緊迫感了，曹參和李左車還算是漢朝名正言順的功臣，講道理靈帝除非推翻不承認劉邦他們是自己祖先，否則那些爵位必須要捏著鼻子認了。這個也是曹參會被扣押軟禁，甚至在此之前董、鮑鴻他們都沒有得到絲毫消息。

    曹老板自然也知道這一點，不會指望把這個消息傳出來之后，鮑鴻和董會幫忙主持正義，關鍵是要把這個事情扯到和他們切身相關的方面去。

    “先前陛下已經有令，不計較復活的英靈前世的事情，大家都知道，陛下這么做可謂是非常英明的決斷，對于大漢局勢有著非常大的好處！”曹操頓了頓，見眾人并沒有回應，而是靜待他的下文。

    這個事情鮑鴻與眾謀臣早就討論過很多次其中的利弊關系了，靈帝真要這么做絕對是好處巨大，至于他顧忌的那些弊端根就不是太大的問題。

    而從漢靈帝對于這個政策的舉動來，卻是非常奇怪的，前面這個政策可謂是英明神武，隨后一轉身就開始懵逼了，自己打臉不，造成的影響也是非常巨大的，這其中的反差卻是令人難以看清這家伙究竟是什么情況，是原的確英明，只是被蒙蔽了呢，還是身的確就是徹徹底底的昏君。

    真講靈帝這家伙，還真不能是完不行的，至少各方面來，不英明不英明，聰明這一個絕對逃不了的。

    永康元年十二月，桓帝逝世，被外戚竇氏挑選為皇位繼承人，于建寧元年正月即位。

    大將軍竇武因定策劉宏繼位有功，其族人加官進爵，從此竇氏外戚權傾一時。竇武依賴太傅陳蕃主持朝政，而陳蕃大量啟用在第一次黨錮時受處罰的士人，二人在不久后即達成一致意見，密謀鏟除宦官。竇武指使尚書令尹勛等彈劾并逮捕黃門令魏彪，為進一步彈劾宦官羅列罪名。

    九月七日，竇武返回家中休息，而尹勛秘密寫給竇武的奏章被長樂五官史朱瑀獲得，事情泄露。朱瑀將此事通知宦官王甫、曹節等，眾宦官歃血為盟，當晚動政變。史稱“九月辛亥政變“。至次日清晨，宦官取得政變面勝利，竇武、陳蕃等人均被滅族，未被處死的族人則流放到交州。竇太后則被遷徙到南宮云臺居住。

    僅僅是九個月的時間，他就把當朝的權臣拿下，奪回了政權并且一直將政權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

    他施行黨錮及宦官政治，又設置西園，巧立名目搜刮錢財、賣官鬻爵，導致黃巾大起義。

    靈帝在文學藝術方面有很深造詣，創作了《皇羲篇》共五十章。光和元年，靈帝設置鴻都門學，并不是研究儒家經典，實際上是探討辭賦、書法這類靈帝感興趣的學科。重用出自鴻都門學的學生，他們出任刺史、尚書、侍中，甚至還有封侯。太學的儒生往往鄙視這些人，拒絕與其為伍。鴻都門學一時非常興盛，學生多達千人，但延續時間不長。一因士族猛烈的攻擊，二因黃巾起義，隨著漢王朝的衰亡而結束。在“獨尊儒術“的漢代，改變以儒家經學為唯一教育內容的舊觀念，提倡對文學藝術的研究，是對教育的一大貢獻。它招收平民子弟入學，突破貴族、地主階級對學校的壟斷，使平民得到施展才能的機會，也是有進步意義的。同時對明創造情有獨鐘，指揮鉤盾令宋典、掖庭令畢嵐等一批明家，明了類似噴泉的“天祿、蝦蟆”，及人工灑水車“翻車渴鳥”等等。

    其實靈帝非庸主，以外來戶亭候身份，突然駭然入中央坐帝位，借宦官之手滅宋氏外戚，不拘一格立屠戶出身的何氏為后，又借士人黨整垮曹節、王甫兩大宦官，重用張讓、蹇碩等心腹；又擴大黨錮壓制士紳、打擊太學，立鴻都門學培植心腹官員，宦官、黨人、外戚三大勢力都被他擺平了，自兩漢諸帝以來，有幾個比他靈帝還擅長奸詐權謀呢？再有，自孝和帝之后的帝位比他還穩固？靈帝，不愧自稱“無上將軍”！

    但是！！！！他斷送了整個大漢天下，實乃千古罪人。就這一點，其他都是廢話。

    至于荒淫無道之類雜七雜八的事情，真要講的話，一句私德完可以洗掉七七八八，反倒是稅收方面是個大問題，逼得百姓不得不造反。不過，這也不算事，講道理你要是武功夠得上，真的壓榨得多一點也不算事，歸根到底，還是導致漢朝跪了，所以他就必須被釘在恥辱柱上！

    不過到底，這個昏君也不能是天生的，很多情況下只能是自制力不足加上環境問題所導致的。

    當初司徒楊賜大人告訴漢靈帝，要遵守先王制定的制度。之前的皇帝們，在皇宮的左面修建了鴻池，可以賞花宴飲；在皇宮的后面，修建了上林苑，可以騎馬射獵。這兩座皇家園林，規模已經挺大。當然也不算太大，也不算太寒磣，差不多夠日常使用。現在，再提出修建兩座園林，定在京城郊外，那就必須趕走百姓，侵占良田。這樣可不符合愛民如子的古訓啊。皇帝在長安城外，已經有五六座皇家園林，真的不能再增加了。

    楊賜搬出節儉皇帝漢文帝來告誡靈帝，要多學習先帝愛惜民力、拒絕修建露臺的光輝事跡。

    漢靈帝聽了，放棄修建園林的計劃。這時候的漢靈帝，還是有良知的。

    可是，一伙人出現了。

    閑聊的時候，漢靈帝向身邊的侍中任芝、樂松牢騷。皇帝日子也不好過，既不能修建園林，又不能隨意騎馬打獵，沒有什么好玩，日子實在無聊。

    任芝和樂松：“當年，周文王的園林，方圓一百里，老百姓還嫌；可是齊宣王的園林，只有方圓五里，人們都嫌大。這是為什么呢？因為周文王能夠與民同樂啊。如今，只要大王能夠與民同樂，那么，修建兩個園林又有什么關系呢？”

    漢靈帝一聽很開心，就下令修建園林了。

    任芝和樂松，是兩個非常典型的官場老油子，大奸臣。一個奸臣最大的特征，就是不分好壞對錯，一切以領導的喜好為宗旨。當然，有的人是壞人，是惡人，但是還算不得是奸臣。比如董之后的郭汜李傕，都只能是亂賊，因為兩個人沒腦子。可是任芝和樂松不一樣。他們表面上沒有勸漢靈帝去做壞事，實際上卻把漢靈帝往溝里帶，打著學習圣賢的名義干禍國殃民的事情。

    漢靈帝，就是被一群這樣的奸賊給慣壞了。

    當然，蒼蠅不叮無縫的蛋，漢靈帝人也不是什么好鳥。漢靈帝性不正，于是任芝一挑唆，漢靈帝就調轉方向學壞去了。

    所以，有的時候這家伙太有能耐也不是一件好事，要是漢靈帝被竇武他們壓制的時間長一點，有過一段時間郁郁不得施展的經歷，經歷過一段艱苦樸素的生活，那么回頭就算是上位了那也不會肆意妄為了。

    開國皇帝自然不用多，被呂后壓著的文帝直接大大展大漢的經濟民生，與兒子開創了文景之治。回頭是被霍光壓制的劉病已，史稱“孝宣之治，信賞必罰，可謂中興”……

    而竇武那些家伙丫的一年沒到就被靈帝拿下了，然后靈帝現大權在握就沒啥事情了，所以愛干啥干啥，為所欲為，隨心所欲嘍。

    至于什么十常侍之類的，什么‘認父母’不如直接‘保姆’算了，白了就是負責幫著他享樂的而已，根上來，他們的命都牢牢地捏在靈帝手里好吧，要弄死你跟玩似得。

    然而現在情況不一樣了，之前不管是什么十常侍也好，何進也罷，其實根上來都不可能有‘造反’的機會的，哪怕是何進真被封為所謂的大將軍，統領天下兵權，他要敢開口造反，分分鐘士卒直接反過來砍死他。

    但是到了這個局面下，一般級別的徹侯也就罷了，畢竟不算什么大勢，就算是讓他們沿襲爵位也沒啥，但是到了那種在仕林乃至是民間有巨大聲望的家伙，跑出來漢靈帝這家伙昏庸無道，真要來什么清君側乃至是另立明君之類的，漢靈帝還真有點擔心的。

    要知道，前面他可是廢了一大堆‘忠心耿耿’的‘黨人’，講道理那些丞相之類的也算是那個陣營的人物，要是對于靈帝的政策有意見，那絕對是大問題。

    東漢桓帝、靈帝時，當權者分為宦官、外戚兩派，交替專權。宦官黨有侯覽、曹節、王甫等，他們任用私人，敗壞朝政，為禍鄉里，如侯覽曾奪人宅舍三百所，土地一百一十八頃；其兄謀財構陷無辜，聚斂上億的財富。相對而言，外戚一黨的竇武等人卻比較清正，因此貴族李膺、太學生郭泰、賈彪等人與外戚一黨聯合，對宦官集團進行激烈的抨擊。這些人通常被稱作士人，也就是后來所的士大夫。

    此時的士大夫和貴族，都是好名的，都是好交結的。這一個出于戰國之世貴族好養士，士人好奔走的習慣，一則出于此時選舉上的需要。當時的宦官，多有子弟親戚，或在外面做官暴虐，或則居鄉恃勢驕橫。用法律裁制，或者激動輿論反對他，正是立名的好機會。士大夫和宦官遂勢成水火。這一班好名譽好交結的士大夫，自然也不免互相標榜，互相結托。京城里的大學，游學者眾多，而且和政治接近，便自然成為他們聚集的中心。結黨以營謀進身，牽引同類，淆亂是非，那是政治上的一個大忌。

    當時的士大夫，自不免有此嫌疑。而且用了這一個罪名，則一可以打盡，這是多么便利，多么痛快的事！宦官遂指當時反對他們的名士為黨人，勸桓帝加以禁錮，后因后父竇武進言，方才把他們赦免。桓帝崩，無子，竇后和武定策禁中，迎立了章帝的玄孫靈帝。太后臨朝。竇武是和名士接近的，有恩于竇氏的陳蕃，做了太傅，則其身就是名士中人。謀誅弄權的宦官，反為所害。太后亦被遷抑郁而死。靈帝年長，不徒不知整頓，反更崇信宦官，聽其把持朝政，濁亂四海。而又一味聚斂奢侈。此時亂源已潛伏，再天天給他制造爆的機會，遂成為不可收拾之局了。

    漢末年官僚、儒生反對宦官專權的斗爭，最后以失敗而告終。

    東漢末年黨人反對宦官的斗爭是一次企圖改良的行動。面臨宦官擅權的黑暗統治，一些比較正直的官僚、儒生為了挽救社會危機，緩和階級矛盾，提出了一些改革主張，在政治上，堅決要把宦官趕出政治舞臺，選拔清賢奉公之人。在經濟上也提出一些改革主張。盡管收效甚微，但黨人的作為在當時還是有一定作用的，應給予適當肯定。

    黨人反對宦官的斗爭，在客觀上反映了廣大人民的愿望。廣大人民深受宦官之苦，在靈帝時就曾提出斬殺十個宦官的要求。因此，黨人反對宦官的斗爭也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和同情。在黨人遭受迫害時，張儉逃亡，許多人為了保擴他的安而家被害，“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宗親并皆殄滅，郡縣為之殘破。”這一記載可能有所夸張，但卻反映出人們對宦官的憤怒和對黨人的同情。

    黨人不畏**的精神激勵著后人，并對后世產生了很大影響。在東漢末年宦官的暴政下，道德淪喪，士風敗壞的現象特別嚴重。黨人陳番、李膺、李云等都懷著憂國憂民之心，敢于冒死直諫，怒斥奸邪，翦除閹黨的精神是可嘉的。所以，他們那種“殺身以求仁”的氣節為歷代人們所推崇。明末東林黨人反對宦官的斗爭就是受東漢黨人斗爭精神的鼓舞和影響的。

    從各方面的立場來，復活的漢朝前人必然是站在士人角度上的多，哪怕是外戚過去這么久也不會有人認他們，依舊還是要站在士人角度，所以爭取士人利益是理所當然的事情。這么一來，漢靈帝哪能不忌憚這些人。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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