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著司禮監送來的數十份清一色議論近來朝政得失，明里暗里質疑批評皇帝決策的奏疏，崇禎皇帝嘆著氣搖了搖頭，開始一一地翻閱起來。
而這些由通政使司分送內閣，由內閣閣臣票擬出處理意見，再經司禮監分出輕重緩急，然后轉呈給皇帝的奏疏，還只是內閣閣臣覺得并不過分，可以給皇帝御覽的那部分奏疏，
有相當一部分奏疏，因為在批評教育皇帝的時候，言辭過于激烈或者用詞不當等等原因，會被通政使司和內閣層層過濾掉，再經過司禮監的把關，確保其中沒有有辱圣聽的東西之后，才能最終來到皇帝的面前。
當然了，這是朝廷上下大臣們通過公開的渠道向皇帝呈送奏疏的渠道，如今多了一個密折的渠道，卻是通政司或者內閣、司禮監，甚至是軍機處都無權過問的。
因為密折走的是錦衣衛和東廠的渠道，而且身的性質有點像是寫給皇帝的私信，除非皇帝人愿意轉給軍機處或者內閣辦理，否則誰也不知道皇帝掌握了什么，或者擁有密折奏事之權的官員們向皇帝私下里奏報了什么。
近日崇禎皇帝就收到了幾份密折，其中有喜也有憂。
報喜的是東江鎮監軍御史兼瀛洲鎮守使毛維張的，的是孔有德帶著船隊回到瀛洲島，隨船帶去的除了給此前褚憲章押往東江鎮的部分軍餉軍械之外，還有五萬余男女老少遼東漢人難民。
而這些遼東漢人難民，有相當一部分都是此前毛維張、陳繼盛等人在鐵山、定州等地招募的監軍標營的家屬。
如今這些難民登上瀛洲島之后，毛維張按照皇帝給東江鎮的旨意，也給他們在瀛洲島上分了田。
毛維張還在密折之中請示，為了鞏固瀛洲島的防御，低于海面對倭寇可能發起的襲擾，想要再從這些登島安置的難民之中，再招募兩千青壯為兵。
對此，崇禎皇帝當然同意，而且已經以明旨的方式，讓錦衣衛派出人手，往登州追趕前往朝鮮出使的姜曰廣、李信和張溥等人，由他們一并帶往東江鎮。
報憂的則是延綏鎮的監軍御史馬懋才，再一次報告了陜北的干旱與饑荒情形，并且再一次請求皇帝為西北幾個邊鎮特別是延綏鎮請餉請糧。
崇禎皇帝已經把這份密折轉給了軍機處。
而軍機處如今還沒有收到延綏巡撫孫傳庭或者三邊總督袁崇煥的公開奏疏。
因為密折總是會與公開給朝廷的奏疏走得快得多。
一來，密折是通過錦衣衛或者東廠的渠道傳遞的，錦衣衛和東廠的站點以及經費都比朝廷的驛站要多得多。
二來，密折是官員直接與皇帝的通信，不是官方上報的文書，不需要經過巡撫衙門或者總督衙門的審核，少了很多程序上的麻煩，也節省了不少的時間。
后世滿清皇帝雍正推出密折制度的時候，很多人評價這是特務政治登峰造極的表現，它是一大弊政。
但是在如今這個時空之中，不必那些擁有密折奏事之權的官員們有多喜歡這個制度了，就是那些沒有密折奏事之權的朝臣，現在也多數都承認，密折制度自有其不可比擬的優勢。
在過去通信極其落后的時代，這種由官員直通皇帝的軍情政情奏報渠道，會節省下很多的時間，省去很多不必要的內斗與內耗。
當然了，如今擁有密折奏事之權的這些京外官員，還沒有一個人利用這個渠道，來批評和職責皇帝什么事情做得不對等等，一來他們都被賦予重任，忙得要死，也沒有時間和機會去關心關注朝堂之上每天發生的事情，二來，這是密折，在密折里罵皇帝毫無意義，因為沒人知道。
但是朝堂之上以御史言官為主的清流們，卻喜歡沒事找事，閑來無事罵罵皇帝掙名聲、刷聲望，是他們為官的日常。
崇禎二年的元旦大朝會結束之后，各個衙門早就閉門封印，回家過年了，沒有人那么有閑心寫奏折，批評教育皇帝。
然而元旦大朝會上所公布的幾項朝廷大政，卻并沒有被人淡忘，相反在過年期間，很快就在京師官宦世家的圈子里傳開了。
有人贊同，也有人反對，還有人揪住這件事沒有在朝廷之上公開討論過，就稀里糊涂地由幾個閣臣給決定了，所以也上折反對。
而眼前皇帝的書案上擺放著的，正是這些批評教育皇帝這也不對那也不對，總之就是不對的折子。
有的批評大明朝廷自降身份，與朝鮮這個彈丸國斤斤計較，爭奪那些不值錢的土地，實在是有違朝鮮為不征之國的皇明祖訓，有損大明禮儀之邦的光輝形象。
也有的批評，大明朝廷如今內憂外患嚴重，皆是皇帝不修德政造成的，將朝鮮兩道之地賞給東江鎮的赳赳武夫，只會鼓勵他們擅開邊釁，從此大明邊疆必將永無寧日，請皇上收回成命，等等。
當然，關于朝鮮之事的奏折還算是少數，只占了這數十份奏疏之中的三成罷了。
剩下的則無一例外，都是反對和質疑朝廷開海詔書的奏折。
崇禎皇帝翻看了一遍，反對的理由五花八門，有的開海有違皇明祖訓，因為大明從太祖高皇帝起，就是主張海禁的。
這個理由雖然簡單，但是看了看，多數反對開海的奏折里都有這一條。
事實上，明太祖朱元璋主張海禁，是有著明確目的的，并不是為了禁絕海上貿易，而是為了切斷當年逃到海上的張士誠、方國珍部眾與江浙沿海百姓的聯系。
這樣的政策，雖然寫在了皇明祖訓里，但是后來的歷史證明，它們隨著時代的發展而改變了，畢竟張士誠、方國珍這些元末梟雄的部眾早已經消失在大海之上了。
僅僅數十年后的明成祖永樂皇帝時代，大明朝廷的海禁政策就已經松動了，到了后來更是形同虛設。
海禁政策真正嚴厲執行的時期，也是倭寇作亂最為嚴重的時期，那就是嘉靖皇帝的時期。
當時浙江巡撫朱紈的嚴厲海禁，不僅沒有禁絕了倭寇，反而讓倭寇之亂愈演愈烈。
到了嘉靖皇帝之后的隆慶年間，朝廷上就已經有人發現了這個規律，那就是海禁嚴，倭患重。
因為閩浙沿海很多靠海為生的漁民、海商，由于朝廷的海禁政策而丟掉了飯碗，這些人要么與倭寇串通繼續走私，要么就是干脆出海，成為海盜。
也是由于這個原因，隆慶皇帝的時候，朝廷在福建漳州月港設立了海澄縣，開設市舶司，正式開放了月港這個港口，允許福建百姓，在月港出海，開展海外貿易。
月港的位置，就在福建九龍江的入海處。與以往在中國海上絲綢之路上大名鼎鼎的泉州相比，月港的地理位置、港口條件，其實都不占優勢，而它之所以能夠被隆慶年間的大明朝廷選中，完是因為在朝廷開放月港之前，因為月港地理位置的隱蔽和不起眼，早就成為了閩浙沿海走私貿易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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