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完張慎言所的話，崇禎皇帝淡淡道：“前吏科給事中任澍，是否還有同黨，是否受人指使，朕已經心中有數。不久之后，朕就會給卿等一個答復。此等情節(jié)先不論，單論其捕風捉影、無憑無據，就攻訐朝廷重臣、非議開海決策，卻是大有違朕的旨意。這一點，張卿可有異議？”

    看張慎言跪在地上不作聲，崇禎皇帝接著道：“今日只議開海通商之利弊得失，其他事改日再議。”

    張慎言乃是萬歷三十八年進士，在明末崇禎年間也算是頗有清廉之名的大臣之一，崇禎皇帝不想因為一點事就處置這樣的臣子。

    因此，崇禎皇帝看著張慎言道：“張卿若無其他話，平身歸列吧。”

    然而讓他沒有想到的是，張慎言卻道：“臣尚有奏！”

    然后張慎言接著道：“臣聞國以民為，民以食為天。故而歷朝歷代皆以農桑為。

    “我大明之東南，乃朝廷財賦之重地，京師乃至九邊糧餉八成要靠東南漕糧供應。

    “如今陛下在東南諸省大開海禁，鼓勵通商，臣擔心東南諸省商貿日興，而農桑日蹙，久而久之，士民百姓唯利是圖，重商而棄農，且不民風如何，單只是東南漕糧大減，就已非朝廷所能承受！臣請陛下深思之，慎行之！”

    張慎言話音剛落，又有幾個官員走了出來，在張慎言的身邊跪下，道：“臣戶科給事中李友蘭，附議！”“臣禮科給事中霍化鵬附議！”

    接下來，戶科給事中李友蘭叩首道：“祖宗設置各科給事中，就是為了指摘朝政之得失。臣身為戶科給事中，評議朝政，為陛下進言乃是臣的分。”

    完這個，李友蘭接著道：“隆慶以來，朝議開放月港，然以臣所知，月港每年上繳戶部之稅銀不過三五萬兩。如今朝廷又開港五處，以臣之見，所得不過二十萬兩。

    “然而開口通商之后，居民出海，或有流落番島而不歸者，其中半為海寇，而半為化外之民。此等人原皆是我大明百姓，一出海而為海寇或番邦所有。

    “久而久之，居民相率出海謀生，沿海土地荒蕪，地稅、丁稅皆大流失。

    “朝廷以區(qū)區(qū)二十萬兩蠅頭利，而致大明沿海人口稅賦流失，臣竊為陛下所不取也。請陛下明察！”

    李友蘭完這話之后，也是叩頭不起。

    這時，禮科給事中霍化鵬叩首道：“陛下，臣禮科給事中霍化鵬有奏！”

    完這個，霍化鵬接著道：“自隆慶開海以來，泰西諸夷通商我國，其有夷教，曰天主教者，也在南直及東南諸省傳播。其所謂天主教義，貶斥祖宗孝道，大不同于我中華也。

    “臣聞在我大明之泰西諸夷人，有傳教士者，皆建大廟，曰天主堂，其人或以錢財，或以糧食，或以醫(yī)藥，誘騙百姓入教。

    “乃至每月朔望，男男女女齊聚堂中，關門閉戶，一起誦經，每每到了日暮時分方才散去。所作所為，鬼鬼祟祟，且大違我華夏倫常。

    “此皆開海以來，與泰西諸夷通商所致也。此前，朝廷只開一月港，而以至于此，臣恐朝廷如今再開五口通商，泰西諸夷蜂擁而來，我華夏人倫綱常恐將更被敗壞了。”

    完這些話，霍化鵬也是叩首在地上，不再言語。

    這些人的法，也不是無道理，至少比如今這位崇禎皇帝想象之中的要好上那么一點。

    就在這次大朝會之前，崇禎皇帝還收到了他一直等待的，也是比較在意的江南官員的意見。

    比如，南京戶部尚書兼掌吏部事的鄭三俊，南京禮部侍郎錢士升，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張延登，以及浙江新任布政使惠世揚等人。

    這幾個人的意見，清一色是反對開海的立場。

    其中，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張延登，在歷史上曾經當過浙江巡撫，對閩浙沿海的情況還算是有所了解，但他卻依然反對開海。

    除了海禁是皇明祖訓之外，他還提出了一個理由，即閩浙沿海來就是海盜猖獗之地，從嘉靖時期開始，沿海商民有很多都是海盜的同伙，在岸是商人，下海即海盜，還倭寇之亂主要就是沿海商民充作內奸招引上岸的。

    所以，張延登的觀點就是，不僅不能開海，還要在閩浙粵沿海整飭軍備，繼續(xù)厲行海禁，認為一旦開放商民出海，那么無異于以商養(yǎng)寇、以財資敵，會壯大了那些來已經被消滅得差不多了的海寇勢力。

    不得不，張延登的法，出了一部分事實，也具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如今這位來自后世的崇禎皇帝，是知道人類社會未來的發(fā)展方向的，閉關鎖國短期內或許會四海升平，社會穩(wěn)定，但百余年后，就會被外面的世界邊緣化，被現(xiàn)代世界遠遠地拋在身后，因此絕不能因噎廢食，因為擔心生亂子就關起門來自己過。

    而與張延登提出的反對理由相比，南京戶部尚書兼掌吏部事的鄭三俊提出的反對理由，就相對客觀得多了。

    南京南京戶部尚書鄭三俊，是萬歷二十八年的進士出身，在原的歷史上，再過兩年，他就會被崇禎皇帝招進北京，先做北京朝廷的戶部尚書，然后又做吏部尚書。

    總的來，這個人也算是明末歷史上的一位很有聲望的名臣了。

    若論人品官德、學問修養(yǎng)，這個鄭三俊的確是很厲害，值得崇禎皇帝重用，但可惜的是他也有其他東林黨人的那些臭毛病，到了北京當戶部尚書之后，除了一再向崇禎皇帝建議給東南數省減稅減賦、減輕錢糧負擔之外，沒有能夠提出一點開拓財源的管用主意。

    這一次，他在給崇禎皇帝的奏折中的法，倒是與張慎言的差不多。

    他在奏折中，開放東南沿海的這些通商口岸，會導致東南沿海局面繼續(xù)重視商業(yè)貿易而忽視糧食生產。他的意思是，東南乃朝廷錢糧重地，但卻耕地有限，重商的結果必然導致輕視忽視農業(yè)，一旦東南糧食短缺，那么運往北方的漕糧也就會減少，長久之后就會導致北方饑荒。

    客觀地，這個鄭三俊的確不愧是戶部尚書出身的人，對這些問題看得還是很透徹的。

    大明朝廷的糧食安到了明末的時候，的確是過于依賴江浙、湖廣等地了，而當時的北方因為連年天災**，糧食生產難以自給自足，半數依賴東南漕糧，若是東南漕糧不繼，北方包括京師也肯定會大亂。

    但是對此，崇禎皇帝自有他自己的解決辦法，所以根就不擔心。

    最重要的是，鄭三俊和張慎言所的這些情況以及他們的擔心，即使在沒有開海的明末崇禎年間，也依然變成了現(xiàn)實。

    因為東南商業(yè)經濟和貿易的大發(fā)展，在明末的時候，是一個難以避免也阻擋不了的歷史潮流，靠堵是堵不住的，除非像后世滿清入關之后所做的那樣，把江南長三角一帶遍地的巨商富賈殺干凈、搶干凈，要不然根阻擋不了商業(yè)貿易的發(fā)展趨勢。

    所以，對崇禎皇帝來，與其什么也不做，坐等同樣的結果出現(xiàn)，還不如干脆開海通商，置之死地而后生呢。

    至于錢士升和惠世揚這兩個人的觀點，與京師朝堂之上的這幾個人大同異，惠世揚是反對農商并重或者重商政策，認為開海通商會鼓勵商業(yè)發(fā)展，從來導致官府舍逐末，忽視農業(yè)。

    而錢士升的觀點則與霍化鵬相近，認為泰西諸夷海商來到大明，會破壞大明自給自足的商業(yè)環(huán)境，乃至敗壞大明的人倫綱常、風俗禮儀等制度。

    不過對京師朝堂之上的這些反對觀點，他不打算重處，而對南京和江浙官員的反對，他卻將他們一律革職論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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