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京師朝堂之上的決定，很快就變成了一道道圣旨，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快速傳到了南京。

    作為錦衣衛鎮守南京的南鎮撫司鎮撫使，駱養性從上任以來就對崇禎皇帝惟命是從，因此，在接到了朝廷旨意之后迅速行動起來，短短數日之內，就將南京勛貴忻城伯趙之龍、家居蘇州府的東林領袖錢謙益，以及浙江布政使惠世揚先后逮捕下獄。

    而南京戶部尚書鄭三俊、南京禮部侍郎錢士升和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張延登這三位南都重臣，在旨到之日也都免官去職，被勒令留在南京的家中，暫時由錦衣衛監視居住，等待朝廷欽差的進一步調查結果。

    一時之間，南京官場之上風聲鶴唳、人心惶惶。

    各路官員震動之余，不少人又開始了新一輪的上書議政，但是這一次的上書議政，卻不再聚焦于朝廷的開海政策了，而是集中在為這些個被免官或者被下獄的江南官員求救情之上。

    當然了，其中不乏對崇禎皇帝的各種批評教育，有的指摘皇帝求治太切、處事草率，有的批評皇帝屢以過而興大獄，不是朝廷優待大臣之法，還有皇帝的身邊出了奸臣的，等等。

    不過這些南都的官員，也大都只是而已，很少有拿辭官致仕威脅崇禎皇帝，威脅京師朝廷的。

    敢于這樣做的人，只有一個。

    那就是東林黨色彩也十分濃重的南京禮部尚書錢象坤。

    錢象坤，是浙江紹興人，萬歷二十九年的進士出身，同時也是翰林出身，是泰昌皇帝信賴有加的東宮官，天啟年間就做過南京的禮部尚書，后來也是因為與魏忠賢作對，被免掉了官職，回家閑住授徒。

    天啟七年**月間，崇禎皇帝一即位，就馬上令他恢復了原官。

    原歷史上，錢象坤還一度被崇禎皇帝請到了北京，做了北京的禮部尚書，并以東閣大學士的身份入閣輔政，可以是深得崇禎皇帝的信重。

    然而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到了北京之后，錢象坤因為參與進了朝堂之上的黨爭，很快就讓崇禎皇帝對他大為失望，不久就被迫辭官回家了。

    這一世，崇禎皇帝在登基之后沒過多久就煥然一新，當然不會再讓這個純東林出身的大佬進京入閣輔政了。

    也因此，錢象坤在崇禎皇帝即位之后，將他起復原官以來，一直在南京禮部尚書的任上任職。

    這個錢象坤也是個人物，在崇禎年間的東南士林之中，與錢龍錫、錢謙益、錢士升三人，并稱“四錢”。

    這幾個人，都曾在南京為官，期間常常搞一些文會，搞一些講學，搞一些詩詞唱和，而且廣收門徒、針砭時弊、議論朝政，所以在江南士林之中都很有名氣，屬于明末社會的超級“公知”，江南士林之中的讀書人絕大多數，都是他們的忠實“粉絲”。

    或許錢象坤以為憑著自己在江南官場、江南士林之中的影響力，皇帝和朝堂上的大臣們，為了顧忌自己的名聲可能不會處理他。

    又或許錢象坤是礙于自己在士林之中的名聲太大，為名所累，不得不上書朝廷，以致仕辭官相威脅，要求朝堂諸公收回成命，赦免錢謙益、惠世揚以及鄭三俊、錢士升等人。

    當然，也有可能是他真的想致仕回家。

    然而不管怎么，錢象坤這樣做，在他看來，都是名利雙收的一件事情。

    即便是朝廷既不同意他致仕，也不無罪釋放這些人，他的名聲也只會更大，江南士子哪個不得樹起大拇指，他一句好。

    而即便是朝廷同意他致仕了，他也沒有太大的損失。

    對他們這些“公知”來，朝廷是打壓他們，他們反而高興，因為他們會借著這樣的事情獲得更大的名聲。

    而且這個時代里，**不僅不違法，而且對他們這種人來，反而是一種文人雅事，崇禎皇帝就是想收拾他，也沒法拿**這種后世慣用的對付公知的方法搞臭他。

    然而，錢象坤到底是怎么想的，到底在想些什么，在如今這位崇禎皇帝眼里，卻是根就不重要。

    二月二十五日，崇禎皇帝接到錢象坤的致仕折子及其諫言之后，一點也沒耽誤，二月二十六日就批準了他的致仕折子，并在轉給內閣的朱批之中，直接任命了京師禮部左侍郎周延儒為南京禮部尚書。

    而到了三月一日的建極殿朔日朝會之后，周延儒就陛辭出發，前往南京接任禮部尚書去了。

    至于其他官員上書救援錢謙益、惠世揚等被捕之人，并為鄭三俊等免官之人的折子，崇禎皇帝一概置之不理。

    好不容易逮著這樣的機會，把這些超級“公知”級別的東林黨大佬們清理出朝堂，他又怎么會輕易地受到這些不明內情的官員上述影響，壞了自己早就謀劃好的計劃呢？

    這些東林黨超級“公知”在明末社會上的負面影響，要遠大于其在普及教育、開啟民智方面的積極影響，正是因為這些人的存在，歷史上崇禎皇帝才一次又一次地迫于朝野輿論的壓力，作出了一些親者痛仇者快的決策。

    而這些一貫以君子自詡的東林黨“公知”人物，除了其中極個別的尚有節操之外，大多數都是闖來降闖、清來降清的偽君子，至少大名鼎鼎的江南士林“四錢”之中沒有一個為崇禎皇帝的死而殉節。

    其中，尤以“四錢”之中的錢謙益最為突出，可以是典型的兩面派人格。

    這些明末的超級“公知”，在明朝的時候，一邊做高官，一邊當著大地主，同時還利用手中的權力，讓家族中其他人經營商業，常常還是極其富有的大商人，但是他們卻對大明皇帝和朝廷卻毫無忠義之心，不管是寫文章，辦學校，還是招門徒，議朝政，最喜歡干的事情，就是與朝廷唱反調。

    你用他們，他們就在朝堂上當清流，除了站著話不要疼，只會些一大話空話風涼話之外，干啥啥不行。

    對朝野共知的財政空虛問題，他們這種人就知道勸皇帝修身養性、裁減用度、節省開支，一會兒主張裁撤驛站，一會兒主張裁減兵員，一會兒又要減免賦稅、與民休息。

    至于朝廷缺錢、財政崩潰了怎么辦，他們往往就一句話，那就是請發內帑。

    而若是你不用他們，他們就在朝堂之外搞講學、搞結社，你的壞話造你的謠，使勁兒抹黑你。

    反正他們都是大地主大商人出身，也不愁沒錢花，整日里無所事事就是與當政者唱反調。

    然而，同樣是這一波明朝公知，到了滿清辮子兵席卷江南的時候，卻一個個地都成了“乖寶寶”，滿清大軍在江南殺得是人頭滾滾、血流成河，而這些人卻投降得飛快，甘當異族的走狗。

    而且恰是到了這個時候，以前的種種公知和清流模樣，也是早就不要了，好好的人不做，反而當奴才當得十分開心。

    對于滿清辮子兵在江南各地的種種暴行，沒有一個敢于公開站出來一個“不”字，而之前的那種聚眾講學、專門與朝廷唱反調、不與當政者同流合污的清流氣節和君子做派，到了此時也早就被拋到九霄云外去了。

    到底，這些東林黨的超級公知們，除了個別的幾個經受住了歷史的考驗之外，大多數都不過是一群欺軟怕硬的賤胚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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