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的幾天之中，賈繼春帶著督察院御史們，在錦衣衛南鎮撫司大批人馬的配合之下，清點查封了錢謙益以及趙之龍、張拱日、湯國祚、焦夢熊四個南都勛貴武臣的府邸和財產。
而南鎮撫司鎮撫使駱養性麾下的錦衣衛，也在幾天之后按照之前朝廷的旨意，押送著惠世揚一家十數口，以及世居蘇州的錢謙益人，及其父族、母族、妻族三族千余口，乘坐著長江水師的船隊，走海路往福州而去。
等到了福州之后，博平侯郭振明所統帶的長江水師將原路返回，而這些押送出海的人等，將轉給基上控制了閩粵沿海的鄭芝龍船隊，分別轉送東番和瓊州。
離開南鎮撫司大牢的那一天，年齡還不到五十歲的錢謙益，幾天之內頭發花白了大半，仿佛老了十歲都不止。
錢謙益及其三族千余口，雖然被抄沒了在南直蘇松兩府的數財產土地商鋪，但是他卻并不需要為接下來的東番生活而憂慮。
因為他畢竟是名滿江南的士林領袖，就在消息傳開，而他也即將臨行之際，南京和蘇松兩府，還是有不少的門人弟子前來江畔碼頭為其送行，足足有上百人之多。
而他的這些門人弟子之中，雖然沒有人選擇跟著他前往流放地，不過每個前來送行的弟子門人，都給他送來了數量不菲的盤纏。
錢謙益并不是一個純粹欺世盜名的偽君子，畢竟是進士及第，翰林出身，他滿腹經綸也并不為過。
因此，他也很明白樹倒猢猻散的道理，這些門生弟子之前想從他這里得到什么東西他很清楚，而他想從這些門生弟子身上得到什么東西，他自己哪里還不明白？
到底，不過是名利而已。
所以，對于帶著臨別饋贈前來相送的弟子門生，他沒有一點求責備的意思，有的只是強自表現出來的那種臨危而不亂的所謂君子風度。
他很清楚，對于他這樣的人來，名聲比什么都重要，只要他的名聲還在，他就還會有東山再起的那一天。
所以即便是心中惶恐、命運未定，但他在臨登船離開之際，仍然表現的風輕云淡，一派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的儒林宗師風范，令留在岸上的弟子們一時心折不已。
對于應天府碼頭上這番情形，王之心、駱養性等人除了如實上報皇帝之外，并沒有進行干涉，而是聽之任之。
對他們來，趕緊把這個燙手的山芋送走，丟給閩浙總督去收拾才是正理。
錢謙益懷著十分復雜難言的心情，在錦衣衛南鎮撫司人員的看押之下，登上了博平侯郭振明親自坐鎮統帶的長江水師，一路沿江往東而去。
當然，錢謙益到了東番之后，很快就得到了鄭芝龍的禮遇，并且之后不久，鄭芝龍還讓自己的兒子鄭森拜在了錢謙益的門下，執弟子之禮。
這一點，就不是如今身在南都的這些人所能夠預料到的了。
隨著錢謙益的離去，從京師來到南京任職或者辦案的這些人，才算是真正放心下來。
不管是王之心、駱養性，還是魏國公徐弘基，這些人要么是太監、錦衣衛，要么就是勛貴，白了，他們這些人傳統上與文官并非一類人，他們理解不了周延儒、賈繼春等文官心中的擔憂。
因為只有這些同為進士出身、同為朝廷文官的人，才能夠真正認識到江南讀書人的力量，才會真正去忌憚江南士林中的那些領袖。
不過這一次，錢謙益的表現讓他們感到放心的同時，也在心底里對他產生了一種由衷的蔑視。
如果此時身居江南的東林領袖，不是錢謙益這樣的軟骨頭，而是顧憲成、高攀龍或者楊漣、左光斗那樣的人物，那么此時的江南士林，絕不會如此這般風平浪靜。
不過那樣的話，可能就又會出現另一番血雨腥風了吧。
當然了，周延儒、賈繼春之所以這么想，是因為他們并沒有如今這位崇禎皇帝來自后世的經驗。
東林黨經過天啟年間與閹黨之間的激烈黨爭，骨頭硬的人物，都早就墳頭長草了，而留下的多數都是軟骨頭。
而且天啟以后，江南士風柔弱已經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
明末江南，曾有一首詩，生動地記錄了當時的社會情景：“昨日到城市，歸來淚滿襟。遍身女衣者，盡是讀書人！”
這首詩的作者叫作李東，明末清初的士人，也曾是東林黨的弟子，他在一叫作《見聞雜記》的書中寫道：“熟聞二十年來，東南郡邑，凡生員讀書人家有力者，盡為婦人紅紫之服，外披內衣，姑不論也……”
這是當時江南讀書人自己的描述和記載，由此可見，當時江南的士林究竟是一副怎樣的情景。
在這樣的士林風氣之下，面對如狼似虎的滿清軍隊，發生在揚州和江陰的殊死抵抗，就發顯得珍貴了。
南京距離北京兩千多里地，若是使用如今在兩京之間暢通無阻的驛站系統，用六百里加急的方式傳遞奏章信件，十天之內就完可以實現一個來回了。
當南京這邊的官員們，剛剛心謹慎地送走了錢謙益、惠世揚這樣的東林大佬，他們很快就又接到了崇禎皇帝從京師發過來的幾道旨意。
其一，詔令魏國公徐弘基繼續總督南京京營軍務，同時由南京督察院右都御史解學龍兼任南京京營監軍御史。
其二，詔令懷遠侯常延齡、博平侯郭振明、誠意伯劉孔昭和南寧伯毛孟龍接替趙之龍等人，分掌南京五軍都督府前后左右都督府。
其三，詔令博平侯張拱日、靈璧侯湯國祚、忻城伯趙之龍、東寧伯焦夢熊人在獄中自盡。
隆平侯府、靈璧侯府，以及忻城伯府、東寧伯府，四個勛貴世家一律奪爵抄家，部家產土地商號抄沒充作軍資軍用，數家人親族仆役流放瀛洲為庶民百姓。
其四，原南京禮部尚書錢象坤、戶部尚書兼掌吏部事鄭三俊，致仕歸籍。
張延登貶職為山西巡按，錢士升貶職為延綏巡按，旨到之日即刻赴任。
張延登這個人雖然主張海禁，反對開海通商，但他在浙江巡撫的任上之時，曾經指揮浙江水師大戰閩浙海盜李芝奇、陳成宇、白毛老等人，在大陳山、普陀山一帶海面取得過不錯的戰績，在明末普遍眼高手低的地方官員中，還算是能干的一個。
所以崇禎皇帝想來想去，還是沒有將他一擼到底，讓他削籍歸鄉，而是把他用到了山西巡按御史的位置上去。
巡按御史是個七品官，官職雖然不高，但是權力卻不，屬于各省按察使之外，另一個有權管理刑事、民事、治安捕盜等省地方司法事務的官員。
官權大的目的，就是為了讓巡按御史代表朝廷，制約各省按察使的權力，以免這些按察使一手遮天，導致什么冤假錯案發生。
原山西巡按羅世錦被免，剛好讓張延登過去頂替，發揮其剿匪捕盜的余熱。
至于錢士升接替的，則是延綏巡按李應期。
有功必賞，是如今這位崇禎皇帝一直堅持的做法，延綏巡按李應期作為之前陜北綏德州守城防御戰中守城一方的最高官員，既然守住了城池，就要給予褒獎。
剛好，如今流賊進了山西，而山西的參政裴俊錫又被免去了官職，回家讀書去了，所以崇禎皇帝沒怎么猶豫，就把李應期級提拔為山西參政。
因此，前南京禮部侍郎、江南士林“四錢”之一的錢士升，就順其自然地，被安插到了李應期空缺出來的延綏巡按的位置上去了。
起來，除了這么安排，崇禎皇帝也沒有其他更好的辦法了。
錢象坤、鄭三俊都是年事已高，即使致仕回家，繼續講學收徒什么的，也搞不了多少年了。
再加上錢象坤是浙江紹興人，鄭三俊是南直隸池州府人（今安徽池州），老家都不在蘇松兩府東林黨的大營，所以即使回了故鄉之后想搞事情，也搞不出什么大風浪。
而錢士升不同，他的老家是浙江嘉興府的嘉善縣，與蘇松兩地都離得很近，特別是距離東林黨的大營即位于無錫的東林書院，也不遠。
加上他的罪行起來也不大，你又沒法因此而殺掉他。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你送走了一個“四錢”之一的錢謙益，再搞來一個“四錢”之一的錢士升，那么蘇松兩府的東林弟子們，豈不是又有了一個天然的主心骨？
所以，想來想去，崇禎皇帝還是捏著鼻子，將他用到了延綏巡按的位置上。
若是他足夠命大，那么他就能活下來，若是他運氣不夠好，那么在那個地方想要保住命，可是不太容易。
即便是幾年之后錢士升性命無憂，想必他也會對明末的內憂外患有一個直接真切的了解，而不會像過去一樣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只懂得坐而論道、推崇清議救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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