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龍華民等等這些人中的大多數，從濠鏡澳北上京師之后多年，從來不被允許離開京師深入到大明的內地去傳教，更別是遠在西北的甘肅寧夏了。rg

    連這個時代天主教在華耶穌會的會長、在西安主持過傳教工作的龍華民，也沒有去過那么遠的地方。

    此時，跟著皇帝派來的錦衣衛人馬，光明正大地到延綏鎮以外的三邊總督轄地去傳教天主教，反而有一種天國即將降臨東方的恍惚之感。

    一行十二名傳教士，一路往西行去，就像是耶穌坐下的十二使徒，要往滿是異教徒的世界進發一樣，既有著滿滿的神圣使命感，又有一種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慷慨悲壯感。

    對崇禎皇帝來，不怕你去，而是怕你不去。

    你們不是要去感化異教徒嗎，不是要讓所有的異教徒皈依你們神圣的信仰嗎，好吧，那就去吧，

    到了那地方，面對滿地的異教徒木速蠻和他們信仰的回回教經堂，老子倒是要看看你們哪個更厲害，誰能把誰給弄死。

    而且就在他們臨行之前，崇禎皇帝還親自下了一道旨意，禁止這些傳教士在寫給羅馬教廷及其各自國內的書信之中稱呼中國為China，而只能使用中華或者大明的音譯或者意譯。

    因為與瓷器同名的這個詞，實在不是一個好詞，中國絕不能被人認為是一個華麗空洞而且易碎的瓷器。

    不過令他始料未及的是，從此之后，這些西方傳教士以及來往中國的西方商人，雖然在來往的文字書信和各種記錄之中不再稱呼中國為瓷器了，但是中華和大明的音譯和意譯畢竟在西方的文獻之中缺乏基礎，使得另一個歐洲給予中國的一個更古老的名字，重新恢復了使用。

    那就是絲綢之國Seres，也就是賽里斯，盛產絲綢的地方。

    這是陸上絲綢之路沒有斷絕之前，古希臘和古羅馬帝國貴族和商人，給予遙遠東方中國的名字。

    雖然也不太好，但是被稱作絲綢之國，總比被稱作瓷器之國要好一點吧。

    不過，這都是后話了。

    打發走了龍華民等耶穌會在大明京師的“十二使徒”之后，在京師的傳教士幾乎為之一空，西洋紅毛夷雖然在京畿之地還有不少，但都是講武堂、武備院以及槍炮廠雇傭的葡萄牙和西班牙退役老兵、工匠技師以及投機商人，這些人實際上并沒有多大的危害。

    畢竟，這些人前來大明的目的，就是為了謀生和發財，而不是前來傳教，向中國人推銷他們的宗教信仰。

    對于這樣的人，如今這位崇禎皇帝當然是歡迎的，既能夠帶來技術和新奇的產品，又不會對大明造成什么致命的損失和危害，比起那些居心叵測的傳教士來要容易對付的多了。

    至于那個來自巴達維亞的荷蘭傳教士“耿直哥”康迪紐斯，崇禎皇帝是特意把他留下來的。

    當然不是因為他的耿直，或者對大明友善什么的，那是沒有的事情。

    把他留在京師，是因為他來自巴達維亞，對荷蘭東印度公司這個官商一體的組織有所了解，同時而是因為他去過日，在日傳過教，對日如今鎖國的幕府統治有所了解，留著他在京師，不定什么時候就能夠派上用場呢。

    也因此，這一個被龍華民、湯若望視為有點成事不足敗事有余的荷蘭傳教士康迪紐斯，接過了龍華民從利瑪竇手中接過來的北京天主堂。

    原來久居京師的其他傳教士，這一下子都去西北了，龍華民也只能將京師的天主堂托付給這么個剛到中國，對大明的朝廷、民間以及文化情況都不了解的人了。

    其實，不管是死板不知變通的龍華民也好，還是圓滑世故善于投機的湯若望也好，甚至包括那些在原歷史上泯然眾人的其他十個傳教士也好，將來都會明白，崇禎皇帝的做法飽含著對他們的“惡意”。

    在對他們的寬容和恩賞的名義之下，包藏著一顆“禍心”，禍害他們的心，但是就算他們知道了，也無可奈何。

    這不是陰謀，而是陽謀。

    陽謀的意思是，你即便知道這是一個坑，你也得往里跳，你要不跳你就是對不起你的天主，對不起你的教會，甚至可以，你就對不起你所的信仰和良心。

    不過，即便是這樣了，一些不明就里的翰林、御史和言官，還是跳出來一頓反對，反對這些教士深入內地傳教，要求這些教士只能居留在通商口岸和京師附近，不準在大明境內穿州過府四處游蕩傳教。

    對于這些不明真相的朝廷官員的各種上書，崇禎皇帝也不想多什么或者解釋什么了，一笑了之，置之不理。

    當然了，崇禎皇帝雖然處心積慮地把這些來自西洋的耶穌會傳教士們，給弄到遍地回回木速蠻的甘肅寧夏去，但是他們傳教士這段時間辛苦撰寫或者翻譯過來的著作，卻依然受到了崇禎皇帝的高度重視。

    不僅立刻下令翰林院那些閑得蛋疼的翰林們進行抓緊抄寫復制，分送南北兩京的國子監，供南北兩京的國子監生們學習研究，而且也同時命令南北兩京的國子監盡快將《坤輿格致》改名為《礦冶書》，然后制版刻印，在大明境內公開出版發行。

    崇禎皇帝隨后的這個做法，讓徐光啟以及以徐光啟馬首是瞻的西學派人物，比如如今的光祿寺卿李之藻、講武堂炮科教習李天經、農事院副使王征，以及參與了《坤輿格致》（礦冶書）翻譯的光祿寺官員錄事楊之華、黃宏憲，以及正在幫著修訂《大統歷》，編撰《崇禎歷書》的明末西學派的科學家們，也都松了一口氣。

    畢竟這些人多數都是因為利瑪竇的關系，而皈依了天主教，利瑪竇死了以后，也還是與這些來自西洋的耶穌會傳教士們走得非常近，基上可以是一損俱損，一榮俱榮了。

    包括這時身在遵化白冶城，一邊監督著白冶城附近各個官辦工礦廠運轉，一邊已經開始構思撰寫《天工開物》這部曠世名作的宋應星，聽了從京師陸續傳來關于朝廷“驅逐”傳教士的各種傳言之后，心里也懸了起來。

    原歷史上，宋應星在崇禎四年的時候，第五次參加會試失敗，時年已經四十五六歲的他，在回到江西奉新老家之后，對科舉心灰意冷，斷了考進士當官走仕途的想法，開始埋頭寫作構思已久《天工開物》，最終成為了“中國的阿格里科拉”。

    不過這一世，宋應星仕途還算得意，不僅考中進士，而且考中進士之后從事的，還是與自己的興趣愛好高度契合的事業。

    就對百工之學更感興趣的宋應星，一頭扎進白冶城的各個工廠礦場之中，向云集在白冶城的各行各業的工部工匠們請教技藝，一邊詳細記錄，一邊參與改進各種工藝流程。

    因此考中進士不僅沒有耽誤《天工開物》的撰寫，而且還很有可能會將成書的時間提前好多年。

    正當宋應星還在想著找個機會回到京師，去向那些博學的傳教士們請教一些問題的時候，突然聽這些傳教士們讓錦衣衛“押著”離開了京師，心中當然是十分不解，擔心當今皇帝對于百工雜學的重視，會因此發生變化。

    不過讓他大感放心的是，幾天之后，從來往京師與白冶城的工部官員口中又聽，崇禎皇帝在宮中又召見了內閣首輔李國鐠、閣臣徐光啟、工部尚書畢懋康，以及吏部尚書成基命，要讓工部在通州城附近擇地興建一所專門講授和研究百工雜學的官學。

    這個消息傳來之后沒過幾天，朝廷的正式命令就到了白冶城，其中一個調令還被前來傳旨的錦衣衛直接送到了宋應星的手中。

    崇禎皇帝下旨，責令工部尚書畢懋康為總辦，在通州城外擇地興建“皇明工學院”，并以主持翻譯《礦冶書》的李天經為從四品的祭酒，以工部員外郎宋應星為六品的司業，并以參與翻譯了《礦冶書》的光祿寺八品錄事官楊之華、黃宏憲兩個人為七品的左右院丞。

    除此之外，崇禎皇帝還讓工部尚書畢懋康和吏部尚書成基命一起行文兩京十三布政使司，征召天下精通百工之學者，入京遴選授官。

    同時，也以工部、吏部聯合行文，面向天下招收工學院學生，不管你是士農工商哪個階層，也不管你是軍戶民戶匠戶樂戶或者其他任何戶籍，也不管你是白丁、童生、秀才或者微末吏，只要愿意來報考，考上之后路費食宿免，學滿三年，畢業即可授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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