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二十三日，孫傳庭、賀時雨撤回了各路圍剿流賊的馬步軍，并率領麾下的延綏鎮精銳邊軍騎兵離開了靜樂城和寧武關一帶，北上作戰之后，一直隱匿在靜樂城與寧武關一線西面群山之中的賊頭們，終于盼來了他們苦等已久的良機。

    就在延綏鎮騎兵人馬北出寧武關的第二天，也就是十一月二十四日的一大早，這些在岢嵐山中困頓已極，已經快要活不下去的賊頭們，突然從群山之中竄出，分作了三股，沿著冰凍的河谷，快速率部西奔。

    十一月二十七日，來自山西按察使張宗衡和鎮西營副總兵李卑的緊急軍報，被一隊疾馳而來的快馬，送進了居庸關中，送來的正是這個流賊出山逃竄的消息。

    不過，身在居庸關中的崇禎皇帝，接到了這個消息之后，并沒有多么慌張。

    因為他知道只要呂梁山北段蘆芽山、岢嵐山中的流賊一天沒有完根除，這個日子就早晚都要到來。

    因為李邦華、孫傳庭和王國梁等人所率領的大軍，不可能一直守在山西北部的莽莽群山外面，更不可能眼睜睜地看著建虜及其蒙古仆從軍，在大同鎮的轄地之內大肆掠奪之后再讓他們安然返回。

    那么這其中就有一個取舍的問題。

    在這個問題上，如今這位崇禎皇帝當然是兩害相權取其輕，兩利相權取其重了。

    所以，當他接到這個隱隱約約一直都在擔憂著的消息之后，并沒有如同身邊眾臣那樣扼腕嘆息或者驚慌失措。

    如今這位崇禎皇帝可是知道得很清楚，歷史上，北面的建虜與西北的流賊一呼一應，共同搞垮了大明朝。

    每到大明朝廷抽調了遼東以及九邊的強軍悍卒南下剿匪的時候，得到消息的建虜鐵騎，就會適時地在遼東或者大同、宣府等地發動進攻。

    而且每當大明官軍在剿賊的戰場上取得了優勢，就要勝利在望的時候，建虜總會在關鍵的時候大舉入侵，通過破邊而入調動大明朝的軍隊將重心轉移，從而每每使得已經奄奄一息的流賊，再一次逃出生天。

    這一切，或許真的是巧合，然而更加可能的則是建虜的有意為之。

    西北流賊的那些頭頭腦腦們，或許沒有這樣的見識和視野，但是建虜的高層，特別是在一大堆漢奸文人輔佐下的黃臺吉，卻有著這樣的謀略。

    而歷史上的崇禎皇帝，在鎮壓流賊與抵御建虜的問題上，幾乎每一次都是被建虜后金國的高層牽著鼻子走，也使得大明朝僅有的幾支可以稱得上強軍的軍隊，不得不在抵御建虜和鎮壓流賊之間兩面作戰，疲于奔命。

    到最后，不僅流賊沒有根除，而建虜也沒有打敗，倒是這幾支強軍，在一次又一次的兩面作戰、疲于奔命之中，被折騰得散了架，最終部消失在剿滅流賊或者抵御建虜的戰場之上。

    曹文詔麾下的遼東軍如此，孫傳庭麾下的秦軍也是如此，盧象升麾下的天雄軍還是如此。

    所以自從穿以來，如今的這位崇禎皇帝一直在極力地避免兩線作戰，至少在大明的北方，要堅決避免兩線作戰。

    也因此才有了在剿滅流賊的時候，對建虜后金國的各種忍讓、縱容。

    也因此才有了在備戰建虜后金國的同時，暫時叫停了對呂梁山北段群山之中的流賊的力圍剿。

    包括這一次，在反擊建虜的關鍵時期，他也不想因為蘆芽山中那些流賊的出山西逃，而叫停李邦華、孫傳庭等人的大軍出擊。

    對于如今的這個崇禎皇帝來，面子問題固然重要，卻重不過漢人的江山。

    只要這些流賊往西逃，不管為首的是高迎祥、李自成，還是馬守應、張獻忠，他都不是很在乎。

    因為在這個時代，貧瘠的西北之地，是成不了大事的。

    特別是如今的陜北一衛一州一府，一衛即榆林衛，一州即綏德州，一府即延安府，這三個地方人口來也沒有多少，經過了天啟七年以來持續數年的饑荒、戰爭、疾疫和屠殺，總體人口大為減少，十成已經去了七成。

    再加上馬懋才在甘泉峪的募民屯墾，袁崇煥在寧夏黃河東岸平原上的募民屯墾，陜北這三個州府的流民人口，已經所剩無幾。

    在這樣的情況下，即便是高迎祥、李自成、馬守應、張獻忠這些人再能折騰，沒有了大量的饑民流民，他們也折騰不出什么花樣來。

    所以這一次，收到了山西鎮監軍御史王嘉徵和山西巡撫張曉等人轉遞的緊急軍情，崇禎皇帝依然選擇以反擊建虜為重，并沒有立刻派人傳旨大軍已經出擊邊外的大軍南下，去追擊竄回陜北的流賊。

    但是，到了第二天，也就是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午的時候，又有一封來自西北的緊急軍報，被坐鎮西安籌建錦衣衛西鎮撫司的內臣高時明和鎮撫使胡一魁聯名，送進了居庸關的行在。

    這一下子，如今這位崇禎皇帝卻是再也不能無動于衷了！

    因為被高時明、胡一魁聯名呈遞行在的緊急奏報，向崇禎皇帝報告了一個驚人的消息：

    “十一月二十日，三邊總督袁崇煥在河州以尚方劍殺洮岷副總兵趙大胤、河州衛指揮使馬萬壽，趙大胤與馬萬壽部將馬進忠、馬光玉、丁國棟、米喇印等，各率所部發動兵變，定虜總兵官楊麒遇襲身亡，袁崇煥僅率數十騎得脫，奔回蘭州，河州、臨洮、定西、固原、洮州、岷州一片大亂！”

    收到這個消息之后，崇禎皇帝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固原兵變也好，臨洮兵變也好，在明末的歷史上的確都曾經發生過。

    不過歷史上這些地方之所以發生兵變，是因為固原鎮和臨洮鎮所在的地方實在是太過窮困，而且朝廷的欠餉也實在是太多，與此同時，朝廷又頻繁征調這兩鎮的兵馬前往遼東與建虜作戰。

    正是機緣巧合地綜合了上述各種因素，這才激起了臨洮鎮和固原鎮的兵變。

    但是現在，如今這位崇禎皇帝考慮到固原鎮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的兵變事件，已經將固原鎮移駐到了花馬池，允許他們在花馬池一帶隨便開荒屯墾，并且給了袁崇煥與鄂爾多斯諸部以及青海、甘南藏區各部茶馬互市、鹽茶貿易的權力，現在他們不缺錢。

    同樣也是考慮到臨洮鎮的情況，此前崇禎皇帝將臨洮鎮移防到了漢中。

    一方解決了他們的駐地過于貧瘠家屬無以為生的問題，另一方面也解決了陜南防御空虛的問題。

    最重要的是，自打朝廷的財政稍稍好轉以來，如今這位崇禎皇帝擔心重蹈歷史覆轍，可是從來也不敢短缺這些邊鎮士卒的餉銀。

    所以這一次，初見高時明和胡一魁的奏報，簡直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不過隨后仔細再看，他卻隱隱約約地將其中的各種來龍去脈，聯系到了一起。

    到最后，總算恍然大悟，這不是一起簡單的兵變事件，這分明是一場回回暴亂！

    且不趙大胤、馬光玉、馬進忠、米喇印、丁國棟等等這些人的回回身份，就是他們發動兵變的口號“打殺紅毛、驅逐夷教”身，都不是一般鬧餉兵變的樣子啊！

    有了這個判斷，如今這位崇禎皇帝可就不能再以平常心對待了。

    而且身在居庸關中的崇禎皇帝，對于塞外瞬息萬變的戰場形勢也沒有辦法做到隨時掌握，特別是對于李邦華、孫傳庭這一支延綏鎮和山西鎮軍隊的進展并不了解。

    所以，當他在居庸關中先是接到晉北山中的流賊再次竄回陜北，緊接著又接到高時明、胡一魁來自西安的關于河州、臨洮、固原等地的兵變及民亂消息之后，當機立斷，派出了數路人馬前去傳達旨意。

    一個是，命令孫傳庭帶領延綏鎮騎兵迅速回師陜北榆林剿滅流賊。

    對于這股流賊，能在陜北剿滅當然最好，不能在陜北剿滅，則往西驅趕，總之不能讓他們再竄回山西。

    第二個，命令三邊總督袁崇煥整頓麾下人馬，盡快平定由他處理不當引發的洮岷兵變以及很可能失控的回回暴亂。

    第三個，命令洪承疇統一指揮麾下的陜軍與移防漢中的臨洮鎮人馬，既要嚴防竄回陜北的流賊南下，更要堵住洮岷兵變的軍隊東來的道路。

    就這樣，十一月二十八日的下午，迅速作出了決定的崇禎皇帝，派出了三路傳旨的使者，帶著自己的旨意離開了居庸關快馬西去。

    其中一路，就在十二月初二的清晨趕到了殺胡口，然后被丁啟睿麾下的將麻振揚的護送下，快馬加鞭地緊急趕往庫庫和屯城下。

    當天夜里，崇禎皇帝關于調動延綏鎮騎兵快速回師榆林、綏德的旨意，傳到了李邦華和孫傳庭的軍前。

    如果只是流賊竄回陜北這一件事情，那么李邦華和孫傳庭這樣的人物，是不會為了皇帝的一道旨意，而輕易就改變眼前的布局的，畢竟建虜已是強弩之末，自己這一方只要再努一把力，過不了多久，就有可能將這股建虜殲。

    即便是只有五分的機會，他們也會借口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而冒著抗旨不遵的風險，把眼前的戰略執行下去。

    可是，崇禎皇帝在旨意之中提到的洮岷兵變及其背后的內情，卻讓李邦華和孫傳庭兩人不得不作出了一個艱難的決定。

    孫傳庭率領延綏鎮騎兵奉旨而行，而李邦華自己則率領麾下山西鎮大軍，收攏兵力、扎下大營，在庫庫和屯城外尋找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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