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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禎四年正旦之日的紫禁城皇極殿大朝會，像往年一樣，如期而至。

    除了葡萄牙沙廉總督府的使節和緬甸東吁王朝的使節之外，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巴達威亞總督府，也再一次派出了使者來到了北京。

    對這些西夷番邦的使節們來說，過去想要拜見大明朝的皇帝，是極其困難的一件事情。

    大明朝的天子哪里是這些人說見就能見的？

    別說是從西方遠道而來的西夷諸國了，就是大明朝周邊的這些番邦小國，在其他平常的日子里，也基本上沒有任何入宮覲見的機會。

    也就是如今這位崇禎皇帝即位之后，在接受外國使節朝見這個問題上，才算是真正放開了口子。

    如今三年過去，大明朝的京師朝堂之上，也算是約定俗成地形成了這樣的一個慣例。

    每到了舉行正旦大朝會的時候，外國使節皆可以入京朝見，與大明朝的理藩院、禮部甚至是大明朝的皇帝，商定與邦交有關的各種事務。

    朝廷的內閣、六部、都察院、翰林院、詹事府等等機構，也都認可了這一點。

    畢竟，在舉國上下歡度除夕的時候，大批的屬國、外藩和泰西夷人的使節，在這個時候云集北京，請求朝見，自有一種萬邦來朝的氣氛，對朝廷上下的官員們來說，也算是他們一年來政績的高潮了。

    與此同時，元旦大朝會舉行的前后，雖然正是一年之中大明朝北方最冷的季節，特別是北京城一年四季里最冷的時候，不過這些外國和番邦的使節們，卻不得不冒著嚴寒，前往北京城朝見。

    因為對他們來說，除非例外，否則的話，這樣的機會，同樣是一年只有一次。

    而這一次，代表荷蘭人前來的使者，正是與當時代表荷蘭人前往鄭芝龍的軍中拜見鄭芝龍，并督促鄭芝龍率軍向西班牙人發動進攻的那位韋特先生。

    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軍隊在聯手鄭芝龍驅逐了西班牙人之后，用一份協議確定了自己在東番島上的勢力范圍，得到了西班牙人在東番島上辛苦經營數年的兩座城堡，即圣薩爾瓦多城和圣洛倫佐城。

    失去了圣薩爾瓦多和圣洛倫佐等城堡之后，西班牙人隨即失去了經過東番島外海北上琉球與日本等地貿易的航線。

    西班牙駐馬尼拉總督府的總督薩穆迪奧-桑切斯，雖然對此結果非常惱火，但也知道這個時候遠東地區的西班牙殖民軍，根本不是荷蘭人與大明朝聯軍的對手。

    于是薩穆迪奧-桑切斯一邊寫信給國內，請求西班牙國王菲利普四世重視遠東，繼續往馬尼拉調集殖民軍隊，一邊也開始將馬尼拉總督府旗下原本分散的殖民軍力量，往呂宋島一帶收縮，并開始一心拓展呂宋島的周邊島嶼和地區。

    薩穆迪奧-桑切斯之所以這么做，是因為他自己心里很清楚，如今的西班牙殖民大帝國正面臨著許多新興的競爭對手，而且西班牙在全球的殖民地太多，軍隊的力量過于分散。

    事實上，此時的歐洲地區，西班牙人正面臨著兩場戰爭，西面與葡萄牙人之間的戰爭斷斷續續持續了多年，牽制了大量的西班牙軍隊，而北面也同樣面臨著與荷蘭人的戰爭。

    而且西班牙人與荷蘭人之間的戰爭，同樣曠日持久。

    這場發生在歐洲的戰爭，正是西班牙人與荷蘭人之間著名的三十年戰爭。

    與此同時，西班牙人與崛起的法國之間也存在領土糾紛，兩國在比利牛斯山北麓的邊境地區，小規模的戰斗不斷發生。

    所有這一切，都消耗著和牽制著西班牙國內大量的金錢與軍隊。

    歷史上就是崇禎十三年十二月的時候，即公元一六四零年十二月，西班牙國王菲利普四世承認了葡萄牙的獨立，讓出了葡萄牙國王的封號。

    到了公元一六四八年的時候，西班牙被荷蘭人的獨立戰爭折磨得筋疲力盡，終于結束了與荷蘭之間的三十年戰爭，承認了荷蘭的獨立。

    西班牙人之所以被迫承認葡萄牙與荷蘭的獨立，不是因為別的原因，而是為了他們要集中全力與崛起的法國人開戰。

    就在承認了荷蘭的獨立之后，西班牙人調集大軍，立刻與法國人開戰，這一仗打了十一年。

    從公元一六四八年一直打到了公元一六五九年，直到被迫與法國簽訂了比利牛斯條約，劃定了兩國在后世的邊界為止。

    這也就是說，至少從現在開始，一直到原本歷史上的滿清順治十六年之前，如今的崇禎皇帝可以不必擔心西班牙人會對大明朝發動大規模的報復戰爭。

    而原本的歷史上，情況也正是如此。

    當荷蘭人在東番島上突然出兵驅逐了西班牙人之后，西班牙人從此收縮兵力，他們在東亞地區的殖民行動也止步于菲律賓。

    對于這個情況，如今的這位崇禎皇帝當然是知道的，不過荷蘭東印度公司的高層卻不可能事先知道。

    所以，在他們驅逐了東番島北部的西班牙人之后，荷蘭東印度公司駐巴達維亞的總督府，就開始擔心并防范西班牙人的報復了。

    于是，那些從巴達維亞調集過來北上作戰的荷蘭戰船與雇傭兵們，在取得東番島的聯合作戰勝利之后不久，就跟著西班牙人的步伐，被調回到了巴達維亞一帶。

    而那個“善于”與大明朝打交道的荷蘭東印度公司高級貿易代表畢德諾，也在取得了東番島上的勝利之后不久，正式取代了熱蘭遮堡的漢斯-普特曼斯，成為了荷蘭東印度公司派駐東番島一帶的荷蘭總督。

    同時，其總督府的位置，也從熱蘭遮堡北上，最終遷移到了西班牙人修建的圣洛倫佐城中。

    鄭家在東番島南部大力興建的大員城，讓畢德諾深深地感受到了鄭家軍隊的威脅。

    熱蘭遮堡與大員城之間只隔著一道并不太寬的海灣，一旦將來鄭家與他們翻臉，那么熱蘭遮就又將處在鄭家水陸軍隊的圍困之中。

    尤其在取得了與大明朝在廣州與登州港合法通商的權利之后，荷蘭東印度公司的下一個目標，隨即轉向了日本，已經沒有必要非得在熱蘭遮堡這個地方駐扎軍隊，與鄭家勢力對峙下去了。

    相比之下，圣洛倫佐城的位置，對于荷蘭人來說就好上了不少。

    這個地方，不僅與鄭家勢力相對比較集中的東番島西海岸平原地帶之間，隔著一座縱貫東番島南北的中央山脈，而且緊鄰著東番島外海的海上貿易航線。

    對于荷蘭東印度公司的高層來說，圣洛倫佐城顯然更為重要。

    這一次，畢德諾派了韋特作為使節前來，一方面是要與大明朝的理藩院，最好是與大明朝的皇帝，進一步敲定他們與鄭芝龍之間的約定，另一方面，也是要向大明朝的理藩院通報，荷蘭東印度公司在東番島的貿易代表處，即其自己所謂的總督府由熱蘭遮堡遷往圣洛倫佐城，并且由畢德諾出任圣洛倫佐總督的情況。

    對于荷蘭人的想法，崇禎皇帝同意了。

    對他來說，荷蘭人暫時還有用處。

    至少在未來的幾年里，他需要東南沿海保持大體的穩定，同時也需要東番島上的大體穩定。

    這個情況至少要持續到東北的問題和西北的問題解決了之后，他才能夠集中精力與兵力，解決東番島的問題。

    所以，在正旦大朝會舉行之前三天，當理藩院將荷蘭人的通報與請求呈遞到崇禎皇帝的手中之后不久，崇禎皇帝很快就領著三位內閣大臣李國鐠、孫承宗和徐光啟，在紫禁城的文華殿中，公開接見了荷蘭人的使節韋特及其副手一行。

    崇禎皇帝再次向荷蘭人的使節明確了南洋公司、寶和公司與荷蘭東印度公司之間的專屬貿易權之外，同時也通過韋特一行向荷蘭東印度公司提出了對等貿易權，以及保護巴達維亞大明僑民的要求。

    既然荷蘭人東印度公司的商船，可以前往廣州港與南洋公司貿易，可以前往登州港與寶和公司貿易，那么大明皇家南洋公司與寶和公司的商船，也可以徑直前往荷蘭人的港口進行貿易。

    這個時代，荷蘭人位于西歐或者北美的港口，對于大明朝的船隊來說，固然是太過遙遠了，無法前往。

    而崇禎皇帝也還沒有想著要派船隊前去貿易，因為暫時也還沒有這個必要。

    但是派出商船隊前往荷蘭人在遠東地區和東印度地區控制的殖民地港口，卻是沒有什么難度和問題的。

    比如荷蘭東印度公司在東南亞的殖民地中心巴達維亞，以及基本上被荷蘭人控制在手中的峴港，以及印度洋上的殖民地港口錫蘭等地，都在中國船只能夠抵達的范圍之內。

    作為畢德諾派出的全權使節，同時也作為荷蘭東印度公司巴達維亞總部的商務代表之一，韋特及其隨行的副手——來自巴達維亞總部的安東尼?范?迪門，當場就在口頭上答應了崇禎皇帝的要求。

    對于他們這些出身于荷蘭東印度公司的人物來說，他們擔心的不是貿易，相反他們擔心的是中斷貿易。

    來自大明朝的茶葉、生絲、瓷器等產品，對荷蘭東印度公司來說，運回歐洲所得的利潤，甚至還要高于他們在東印度群島上所掠奪的香料。

    他們巴不得來自大明朝的商船隊自行前往巴達維亞去貿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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