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歷史上那個大名鼎鼎的復(fù)社組織在這一世，仍然存在的話，那么這一次，吏部把這么多出身江南士林的名士，一股腦地安排到陜北以及三邊之地任職，一定會引起他們的不滿。品書網(wǎng)

    或許，在吏部的這個方案本身還在醞釀過程中的時候，就會被朝中那些出身江南士林的官員們，群起而攻，指控為黨同伐異的黨爭惡行了。

    但是這一世，到了崇禎四年的時候，朝中的東林黨大佬們，早就靠邊站了。

    有限的幾個前東林黨外圍人物，比如崇禎四年‘春’闈副總裁官之一禮部左‘侍’郎何如寵，也早猜透了崇禎皇帝對待東林黨人的真實態(tài)度。

    如今這位崇禎皇帝，對萬歷末年和天啟年間在黨爭中死難的東林黨人評價很高，不僅恢復(fù)了他們的名譽(yù)，而且也給了他們很多死后的哀榮。

    只是這些前東林黨大臣們死后在崇禎朝的哀榮備至，對于眼下還活著的東林黨人卻毫無作用。

    一來，前東林黨人死后的哀榮，根本改變不了，也動搖不了崇禎皇帝持續(xù)不斷地通過各種方法分化和貶斥活著的那些東林黨人的決心。

    不僅在朝的那些前東林黨骨干大臣們被陸續(xù)貶斥了，比如鄭三俊、錢象坤、高宏圖、錢謙益等人；

    而且天啟年間尤其是天啟末年辭官歸隱或者丟官罷職的那些前東林黨大臣，也沒有被起復(fù)任用，比如在士林清流之中德高望重的韓鑛、孫慎行等等。

    二來，不管崇禎皇帝如何高度評價已經(jīng)死掉了的那些東林黨大臣，也都改變不了崇禎皇帝打著各種高大上的旗號進(jìn)一步將前東林黨人的外圍或者影響邊緣化的做法。

    比如，將張溥、夏允彝、吳偉業(yè)甚至包括史可法等人，一個個打發(fā)出去任職，而且還是越遠(yuǎn)越好。

    崇禎皇帝的這個做法，當(dāng)然與天啟年間閹黨對待東林黨大臣的血腥手段截然不同。

    然而這樣的做法，卻也讓朝野之間的東林黨分子和讀書人們，沒有辦法真正團(tuán)結(jié)起來進(jìn)行抗?fàn)帯?br />
    因為過去的時候，尤其是在天啟年間，東林黨人總是以大義名分來批評皇帝，指摘朝政，讓天啟皇帝和非東林黨的大臣們，處在了一個道義上十分不利的位置。

    然而現(xiàn)在，站在大義名分一邊的，站在道義制高點上的人，卻是當(dāng)今的崇禎皇帝。

    當(dāng)崇禎皇帝親自站出來以大義名分為旗號，或者貶斥或者分化朝野東林黨人的時候，他們根本沒有對抗的資本。

    比如這一次，這些出身江南士林的讀書人們，既然考取了舉人或者貢生，到北京參加了禮部舉行的會試，那就意味著你要為朝廷效力，要為皇帝效力了。

    如今皇帝在殿試之后，親自錄取了你，并將大明朝一個縣的百姓，或者說一個州府的司法職責(zé)‘交’給了你，讓你負(fù)責(zé)，這算不算是皇恩浩‘蕩’？！

    你要是敢挑‘肥’揀瘦拈輕怕重，窮的地方不想去，偏的地方不想去，你這是什么意思？

    一個新科進(jìn)士一旦這么做了，就等于立刻喪失了大義名分，立刻就在道義上落入千夫所指的局面。

    那么在明朝的歷史上有沒有那種對于朝廷分配的官職不感興趣不愿意去從而拒絕接受辭官不就的呢？

    當(dāng)然有了，比如黃宗羲的老師劉宗周，一開始就是這樣做的，萬歷末年和天啟年間也有很多東林黨人或者東林黨的同路人都是這么做的。

    而他們之所以敢這么做，是因為他們找到了另外一個更高的或者能與忠君相媲美的道義出發(fā)點。

    這就是孝道。

    劉宗周就是以老母有病，需要回家‘侍’候老母為借口辭官不就的。

    而這個完美的借口，也成了很多臣子拒絕朝廷許多任命的最佳理由。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不那么完美，但卻看起來更加高大上的借口。

    那就是儒家君子們給自己留的一條后路，即所謂有道則仕，無道則隱。

    孔子的原話是：“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大概意思是，當(dāng)國家政治清明，君主遵守大道的時候，君子就出去當(dāng)官，輔佐圣君仁主治理天下；當(dāng)國家政治黑暗，君主背棄大道的時候，君子可以退隱江湖，等待時機(jī)。

    這樣一個天然的借口，曾經(jīng)是天啟年間許多東林黨人，以及東林黨同路人們，明哲保身進(jìn)退自如的理由。

    不過，眼下這個借口卻用不上了。

    雖然到了崇禎四年的時候，大明朝仍有一些朝野清流人士，不斷上書指摘朝政得失，批評皇帝這個做得不對，那個做得離譜，但是崇禎皇帝在西北、漠南、朝鮮以及遼南等地的勝利，卻讓更多的人閉上了嘴巴。

    即位以來財政上的逐漸寬裕，以及罕見的一連串軍事上的勝利，使得崇禎皇帝的聲望，在各種批評與指摘之中一路攀升。

    到了崇禎四年的五月，已經(jīng)沒有哪個大臣敢于借口“邦無道則隱”請辭了。

    誰要是這么做，他恐怕也就永遠(yuǎn)沒有了起復(fù)和回歸的機(jī)會了。

    若是仍以孝道作為逃避到西北邊地任職的借口，那么面對著如今這位越來越強(qiáng)勢的皇帝，以及漸漸被皇帝控制的都察院，漸漸被當(dāng)朝首輔控制的六科廊，他們今后恐怕也沒有了飛黃騰達(dá)的機(jī)會。

    就這樣，一個帶有明顯的風(fēng)向‘性’的崇禎四年新科進(jìn)士分配方案，沒怎么經(jīng)過朝野之間的充分討論，就在五月初一上午的紫禁城建極殿大朝會上順利通過了。

    那些身在京師位居中樞的前東林黨同路人們，也都因為早看透了當(dāng)今皇帝的心思，所以都忍住沒有說話。

    最典型的人物，除了黃宗羲的恩師大理寺正卿劉宗周以外，還有軍機(jī)大臣寧城伯孫承宗，以及都察院左都御史李標(biāo)，甚至也包括親自執(zhí)行了崇禎皇帝的策略、審定了分配名單的吏部尚書成基命。

    這些人當(dāng)年在東林黨占據(jù)了大義名分的時候，都屬于東林黨人的同路人。

    然而同路人終究只是同路人而已，并不是真正的自己人。

    因為東林黨人，看起來似乎是一個因為道義認(rèn)同或者政治主張而走到的一起的團(tuán)體，但是實際上卻是一個以地域和師生關(guān)系聯(lián)結(jié)而成的利益關(guān)系網(wǎng)。

    像劉宗周這樣的人，雖然出身江南士林，但是卻始終游離于東林黨人的圈子之外，不得而入。

    因為他是浙江紹興人，與南直隸那個讀書人的圈子還是隔著一層。

    至于孫承宗、李標(biāo)、成基命這些人，就更不用說了，因為他們都是北直隸人。

    其中孫承宗是北直隸保定府高陽縣人，李標(biāo)是北直隸真定府高邑人，成基命是北直隸大名府大名人。

    他們這些北直隸出身的人，永遠(yuǎn)也不可能成為真正的東林黨人，充其量也只是東林黨人在某個時期的同路人罷了。

    當(dāng)年因為與魏忠賢同鄉(xiāng)的緣故，這些人雖然心向東林黨，但卻并不被東林黨人所信任，可謂是兩邊不討好。

    如今這些出身北直隸的人物，一個接著一個，都受到崇禎皇帝的信任和重用。

    若是再算上李國鐠這個同樣出身于北直隸保定府的內(nèi)閣首輔，那么眼下在大明朝的政壇之上，儼然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一個比當(dāng)年的閹黨和東林黨更有勢力的團(tuán)體。

    如果這些出身于北直隸京畿之地的大人物，能夠算作一黨的話，那么大明朝自萬歷年間以來，先后崛起于朝堂之上那些所謂的楚黨、西黨、浙黨、閹黨以及東林黨，可都沒有眼下這個京畿黨勢力大。

    在這樣的情況下，本就對黨爭問題極其忌諱的這幾個人，雖然人人都看破了崇禎皇帝那點整治東林“余孽”的小心思，但是卻沒有一個站出來說破崇禎皇帝的這些小心思。

    對他們這些人來說，天啟年間煊煊赫赫的閹黨也好，轟轟烈烈的東林黨也罷，早已成了過去時了。

    如今崇禎朝的京師朝堂，早已超出了閹黨與東林非此即彼的格局。

    而那些仍然停留在過去的窠臼之中，看不清眼前格局的人，是遲早都要被淘汰出局的人。

    黃宗羲的恩師劉宗周雖然為人刻板迂腐，可是在他宦海沉浮多年之后，尤其是在他親身經(jīng)歷了閹黨與東林黨兩黨惡斗，搞得京師朝堂四分五裂風(fēng)雨飄搖的種種事件之后，他也早已認(rèn)清了眼下的朝局。

    當(dāng)今的這位皇帝陛下固然不要閹黨，可是他也不要東林。

    而且這么幾年下來，當(dāng)今的這位皇帝陛下已經(jīng)在悄無聲息之中親手扶植起來了另外一個看似松散無力而實際主張一致的北直隸士大夫群體。

    這個當(dāng)年夾在閹黨與東林之間兩面不討好的松散群體，竟然在閹黨斗倒了東林，而當(dāng)今圣上又斗到了閹黨之后，成為了崇禎朝最大的贏家！

    如今，只要李國鐠、孫承宗、李標(biāo)、成基命等人，不牽頭反對皇帝的決策，其他任何人反對都注定不會有任何效果。

    看清了這一點之后，劉宗周對當(dāng)今皇帝陛下的認(rèn)知，突然就深入了一層，再也不敢把這個二十剛出頭的年輕皇帝，天真地當(dāng)成什么沖齡之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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