洮岷河西地區原本漢人占有優勢、漢軍勢力較強的城池，比如蘭州衛城、西寧衛城，在接到了三邊總督府的命令，鎮壓了本地木速蠻叛亂之后，接納了大量四方逃亡而來的漢民，保全了這些漢民的同時，也保全了自己的城池。

    而在其他官軍力量較弱，而主要以木速蠻土官駐守的城池，則是另一副局面。

    大量的漢民百姓、官商士紳，要么被殺，要么倉皇逃往邊地躲避。

    其他世居此地的羌人、藏人和內附的蒙古人，則有的跟著漢人逃往長城一線邊地，更多的則收拾浮財逃往青海，或者逃往地廣人稀的藏區。

    當然也有不少洮岷之地的漢人百姓，無奈之中逃往平涼依附流賊保命。

    這些流賊馬賊雖然也很殘暴，但至少其中有不少人還以漢人自居，不會因為這些逃亡而來請求收留的百姓，僅僅是漢人的身份，就將他們拒之門外，或者斬盡殺絕。

    包括一貫殘暴狠毒、從來不拿人命當回事的西營八大王張獻忠，還有一貫奸詐如狐的曹操羅汝才，也借著這個收納漢民逃亡百姓的良機，飛快地發展壯大了起來。

    數月之間，兩個人各自擁眾過十萬，迅速成為闖王高迎祥麾下兩支不容小覷的“義軍”力量。

    同樣快速發展壯大起來的，還有一直打著回回營旗號的老回回馬守應，再一次在自己的麾下聚攏大批白帽木速蠻部眾，人數同樣過十萬，又有了與闖王高迎祥分庭抗禮的力量。

    唯獨打著大白高國黨項羌人后裔旗號的高迎祥，不大不小地吃了個虧。

    大白高國早已成為了歷史，西北邊地的百姓，誰還記得這個國家的存在？

    而且這個時候黨項羌人已經基本上融入了華夏這個大家庭之中，沒有了多少自己的特點，也沒有了多少自認為是黨項羌人的人口。

    闖王高迎祥打出這個旗號本來是個折中之舉，他希望自己這么做能夠兼容并包，不參與木速蠻與西北漢民之間的互斗，就可以收取木速蠻上層與漢民兩邊的人心，從而以平涼為起點，入主洮岷之地。

    但是幾個月過去，他發現，他失策了。

    除了平涼和固原的木速蠻土官亂民迫于周邊形勢，投靠到了他的旗下之外，洮岷之地的木速蠻土官和亂民們，沒有一個主動前來投奔他。

    與此同時，也因為他打出的旗號不明確，而同時又收納木速蠻亂民投靠，所以被木速蠻亂民到處追殺的漢民百姓，也不敢徑直投靠他。

    這個大大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情況，反而便宜了從來不得人心的張獻忠和羅汝才。

    這個結果，讓一開始抱有厚望的闖營大將，比如賀一龍、賀錦、劉希堯、藺養成、李自成等人大失所望。

    不過，西北亂局之下，高迎祥及其麾下各營的實力也是水漲船高，只是與馬守應、張獻忠、羅汝才等人之間的差距，不僅沒有拉開，而且還迅速縮小。

    這個情況，讓一直蟄伏在高迎祥的羽翼之下，但卻又野心不斷膨脹的李自成暗自著急，一再建議高迎祥改變態度和立場，以收西北漢民之心。

    高迎祥麾下的賀一龍、賀錦、劉希堯、藺養成等頭領，在這個形勢之下，也都紛紛暗地里勸他改弦易轍，占到漢人這邊來。

    這讓高迎祥憂慮不已。

    因為到了這個木速蠻與漢民之間已經涇渭分明的時刻，再想通過選邊站以收漢人之心，唯一能做的，就只剩下對本地木速蠻開戰這一條路了。

    然而這條路又豈是輕易能走的嗎？

    固原、平涼等地流賊盤踞的地區情況，自然也瞞不過袁崇煥和李邦華的眼睛。

    王嘉胤的妻弟張立位殺了王嘉胤之后投降官軍，不久就改頭換面，以張秉忠之名，入了錦衣衛西鎮撫司任職錦衣衛千戶。

    而他所擔負的任務，正是向西北的流賊隊伍之中不斷地摻沙子安插錦衣衛的人員。

    之前，高迎祥等賊頭帶著流賊躲在晉北的群山之中，錦衣衛西鎮撫司的人馬找不到滲透的機會，如今他們再次回歸到了陜西，而且還接著西北大亂的局勢，大批量的招兵買馬。

    在這個情況下，究竟有多少錦衣衛的探子進了流賊的隊伍，恐怕也只有張立位或者說張秉忠自己心里能夠記得清楚了。

    其實，對于袁崇煥也好，以及收復的河套之地不久，就趕緊率軍南下來到花馬池坐鎮增援的李邦華也好，他們一直在等待的，就是眼前的這個局面。

    且不說之前河套之地尚未平定，高迎祥的一窩子流賊還盤踞在晉北群山深處，就單說木速蠻與甘肅等地漢民之間的爭斗處在一片混亂之中，尚未分清楚敵友界限的時候，周邊的大批官軍出手，很可能會讓西北的局勢向著難以預料的方向發展。

    而此時，甘肅鎮、寧夏鎮和定虜鎮的主力官軍云集寧夏等地，寧夏鎮轄內寧夏前后左右中五衛地區的木速蠻，要么老老實實地繼續臣服，老老實實地種地，或者放羊，要么倉皇失措地南下逃亡洮岷地區。

    有了這六萬多西北官軍坐鎮，原本如同火山口的寧夏之地，頓時平靜了下來。

    如今寧夏、花馬池方向，擁有西北官軍六萬。

    延安、子午嶺方向，擁有武安伯王廷臣三千營精銳騎兵七千、延綏鎮精銳騎兵六千、馬懋才延綏監軍標營三千。

    陜西鳳翔府（后世陜西寶雞）等地，擁有陜西巡撫洪承疇、總兵官王承恩等人率領精銳官軍一萬兩千人，其中騎兵四千，步兵八千。

    再往南一點，前臨洮鎮總兵官董志義、監軍御史韓一良，已經奉命率領八千多名前臨洮鎮的漢軍，從漢中前出到了隴南。

    除了這幾支負責圍堵的軍隊之外，近衛軍第一鎮都統制使新晉武定伯馬世龍，自從擊退建虜之后，就率領著近衛軍的第二鎮一萬五千多人，一直坐鎮駐守在朔州城中。

    他在那里干什么？

    當然是策應西北的戰事了，河套之地沒有收復之前，他奉命在那里隨時準備從偏頭關出擊河套。

    河套之地收復之后，他又要在那里坐鎮穩定后路，畢竟大同地區的衛所改制也好，流民移送塞北安置也好，以及各地軍屯民屯的建立也好，包括鄂爾多斯諸部蒙古人的遣送也好，都有需要一支強軍坐鎮。

    與此同時，他也在等待崇禎皇帝讓他率軍進擊西北的命令。

    可以說，幾個月下來，在袁崇煥的連番調動布置之下，洮岷兵變之后形成的西北亂局，依然處在了大明西北官軍密不透風的包圍之中。

    當然，這個包圍，嚴格貫徹了崇禎皇帝此前的旨意，只封鎖了東、南、北三面，至于廣闊的西部，他們愛去不去。

    袁崇煥等人坐山觀虎斗所等待的這個局面，也正是崇禎皇帝所一直等待的局面。

    當得這個局面形成之后，大量軍隊云集西北地區，當然不能無所事事地空耗糧餉。

    這個道理崇禎皇帝知道，而三月十八日下午云集在三邊總督府議事大堂之中的高官顯貴文官武將們自然也是人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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