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期如數發放的糧餉，固然能夠保證邊鎮將士的服從，但是唯有欽賜的土地，充足的土地，才能夠將這些邊軍將士的利益，與大明朝的利益，乃至是前途命運，緊緊地捆綁到一起去。

    特別是在土地作為一種稀缺資源，作為可以傳給子孫后代的最大財富的明末，唯有將通過戰爭得來的土地，大批量地無償賞賜給邊鎮軍中作戰有功的將士們，才有可能換來他們死心塌地的效忠與追隨。

    一個上位者，一旦脫離了對部屬利益的考慮而奢談部屬的忠誠，要么就是他傻，要么就是他以為他的部屬是傻子。

    然而不管是前者還是后者，這樣的上位者都注定了無法長久。

    一旦這樣的忠誠，到了需要接受生死考驗的時候，那么首先倒霉的一定是這樣的上位者。

    如今這位來自后世的崇禎皇帝，對于這樣的道理當然看得清清楚楚。

    在他看來，唯有建立在共同利益之上的團結或者忠誠，才是牢不可破的團結和忠誠。

    如果官軍將士，可以通過戰爭，通過立下軍功，獲得世爵世祿，或者豐厚的賞賜，以及大量的土地，那么文貴武賤的局面就會慢慢改變，而武將或者軍人階層在大明朝的地位，也就會自然水漲船高起來。

    并且從此之后，就會自發地成為皇家利益的積極維護者。

    與此同時，一旦將戰爭與軍人的利益緊密地連接起來，那么大明官軍的戰爭意志，也會逐漸逐漸被激發出來。

    而這個局面，正是如今這位崇禎皇帝所希望的最終能夠看到的一個局面。

    所以，當李邦華一邊傳令甘肅、寧夏、延綏等三邊之地邊軍守將，開放長城一線關口，允許甚至是號召三邊之地的漢民出關圈地開荒，一邊將他們這些西北的封疆大吏們在花馬池三邊總督府議定的條陳報送京師，送到崇禎皇帝手中的時候，崇禎皇帝毫不猶豫地就批準同意了。

    西北三邊之地，漢、回、羌、蒙、藏等等多民族雜處在一起，允許木速蠻之亂造成的大量漢人難民出關屯墾，一來可以避免西北生出更大的亂子，二來也可以借此機會將一貫安土重遷的漢民轉移到關外，將河中、朔方、九原等地實打實地納入版圖。

    再者，這樣做，既可以收取西北漢民之心，又可以將西北漢民與其他人，特別是白帽木速蠻區分開來，為接下來的平亂戰爭做好準備。

    既然一舉三得，那有何樂而不為呢？

    在批準了李邦華等人議定的這個開放三邊長城各口，允許漢民出關占地墾荒的同時，崇禎皇帝也批準了李邦華等人聯名報送上了平亂計劃。

    只是在剿滅回亂的時機選擇上，崇禎皇帝再一次將時間往后推遲了兩個月。

    李邦華等人呈報的平定洮岷兵變及木速蠻之亂的計劃安排，應該說沒有什么問題。

    從東、南、北三邊壓迫進攻也好，驅使高迎祥等流賊頭子繼續西進，然后驅虎吞狼、借刀殺人也好，都是很好的策略。

    不過，如今的崇禎皇帝考慮問題，卻不能僅僅局限在平定洮岷之地一隅的回亂之上。

    河中巡撫在麾下的鄂爾多斯諸部蒙古人遷轉藏地安置的問題若是不能妥善地解決，那么李邦華等人督率大軍進剿固原洮岷以及河西地區木速蠻之亂的作戰行動，就不能輕易地展開。

    崇禎皇帝當時與薩木騰敖斯爾活佛定下的計劃與路線，乃是從東勝城到榆林衛，然后從陜北往南，經過關中、漢中，再轉而往西，一路到川北松潘地區，最后進入藏區。

    這一路山山水水數千里地，四五萬鄂爾多斯蒙古人在薩木騰敖斯爾活佛和眾喇嘛的帶領下，趕著羊群上路，絕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

    即便是有了皇帝的旨意，有了朝廷的公文，還有了朝廷出使藏地的欽差大臣禮部侍郎蔣德璟等人的陪同，甚至還有著劉肇基率領神機營的火槍手們一路護送，這也仍然是一個浩大的工程。

    雖然蒙古人出于自己民族游牧的天性，對于趕著羊群從一片草原遷徙到另外一片草原，并沒有無法克服的抵觸心理，但是這一路跋涉下來，怕也難以確保人人都能抵達目的地。

    如今的這些鄂爾多斯諸部蒙古人，并不清楚河套之地與大明皇帝陛下新賜的藏地草原到底有何不同，一旦當他們發現藏地的生存條件遠不如河套之地之后，他們還會老老實實地遷往藏地安置嗎？

    所有的這一切，如今的這位崇禎皇帝，都必須事先考慮周全了才能放心。

    否則，一旦這四五萬鄂爾多斯蒙古人在遷徙轉場的途中突然做起亂來，那崇禎皇帝這一次異想天開劍走偏鋒，可就真的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弄巧成拙了。

    畢竟這些人在前往藏地途中經過的地方，比如關中也好，漢中也好，乃至川北的松潘地區等等，都是一時間亂不得的地方。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對于洮岷兵變之后經過了一番不同民族間的互斗亂戰，暫時陷入相持階段的洮岷河西淪陷區，崇禎皇帝并不著急讓官軍大舉進剿。

    在他看來，大明朝的西北進隊，從東、南、北三面重兵布防，實施大軍封鎖圍困，切斷其一切人員和商貿往來，切斷其一切糧食、鹽巴、茶葉等物資的輸入，封鎖的時間越長，對官軍就越有利。

    同時，如今流賊各營的力量因為容留大量西北漢人難民而不斷壯大，一旦西北官軍進軍太速，那么高迎祥等流賊頭子就會迫于壓力而與木速蠻首領們被迫聯手。

    這樣一來，反而增加了進剿的難度。

    而如果官軍眼下只進行嚴密的封鎖圍困，那么陜北流賊的力量壯大之后，要養活麾下的大批人馬，就遲早會對洮岷河西之地的木速蠻世襲土官階層，以及那些身家豐厚的大小經堂莫洛毛拉以及阿訇們下手。

    到了那個時候，方才是官軍大舉進剿的真正最好的時機。

    而這期間，甘肅、寧夏、定虜、河中、陜西、漢中等地官軍，在趁機各守信地，一方面整軍備戰為平定回亂積蓄力量，一方面隨時防備著鄂爾多斯蒙古人在趕著羊群通過自己防區的時候突然作亂。

    崇禎三年三月的時光轉眼而逝，大明北方的春天終于在熬過了長達五個月的冬天之后，再一次降臨人間。

    田間路邊的小草喝飽了冰雪融化的水分，頑強地鉆出了地面。

    楊樹、柳樹也在溫暖的陽光照射下長出了嫩綠的葉子和新的枝條。

    北直隸、宣府、大同，以及新辟的行省熱河地區，田野之間，全都是一片春耕的繁忙景象。

    燒荒的燒荒，翻地的翻地，還有下手比較早的百姓，已經開始了新一年的播種。

    遠在大西北的河中地區，進入四月，也同樣迎來了春天。

    在趙率教、曹文詔以及劉肇基所部官軍的虎視眈眈之下，薩木騰敖斯爾活佛及其麾下烏素圖召眾喇嘛的活動一切順利。

    薩木騰敖斯爾活佛帶著眾喇嘛，先是在伊金霍洛的八白室之前做了一場盛大的祈福法事。

    然后，薩木騰敖斯爾活佛以及眾喇嘛宣稱，蒙古人的祖先，也即傳說被埋葬在八白室之下的成吉思汗，向烏素圖召活佛顯靈，并為失去了主人的鄂爾多斯蒙古人提供了一片新的樂土，將鄂爾多斯蒙古人托付給了文殊師利菩薩來護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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