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民生覺得劉夢玲的這個建議很好，雖然目前民生公司的運作沒有什么大的問題，但如果今后要想做大做強就有些勉強。

    而如果通過APP占領移動終端平臺之后，所有的主動權都掌握在公司自己的手中，需要增加什么業務就有了更大的靈活性。

    當民生公司有了自己專門的服務宣傳平臺之后，只要今后擴展的業務是面向所有用戶的，都可以在同一個平臺之下進行廣泛的信息共享，使得多種業務相互促進和融和。

    魏民生贊賞地點頭同意了劉夢玲的工作計劃，并授權她全權辦理此事。

    然后對大家說：“既然工作思路已經理順了，大家就按照剛才定下來的模式去操作。

    在正式運作之前，那些該完善的手續要及時去辦理。”

    劉夢玲她們就直接把一些工作分攤了下去。

    在這個過程中，魏民生還是坐在那臺電腦面前，看著屏幕上的那條關于電子垃圾對環境危害性的報道，然后又搜索了一些資料。

    半個小時之后，魏民生再次對大家說：“我剛才又查閱了一些資料，發現目前對于電子垃圾處理的技術已經非常完善，一些先進的設備已經可以做到97%的回收利用率，最終無法回收利用的垃圾只剩下不到3%。

    可為什么在我國沒有建立起同樣的回收處理工廠呢？那些現有的電子垃圾拆解場和集散地大多數都在用19世紀的技術來處理21世紀的廢物，這樣原始的處理手段給當地造成了極其嚴重的生態惡果。

    一些資料也對此進行了一些研究和分析，也提出了要通過立法來要求電子產品的生產商來負責相關電子垃圾的回收處理，可為什么這樣嚴重的環境污染事件仍然大量存在？

    就算你用法律來規定，電子產品的生產商必須建立相應的回收處理渠道，甚至是給予了一些政府補貼，可為什么這些渠道并不順暢？

    一些商家到是按照法律的要求推出了一些以舊換新的銷售手段，可現在的網絡如此發達，各種商品的價格幾乎都是透明的。

    你這以舊換新的商品價格，與同類商品相比貴了許多，基本上是把所謂的折舊費都給算了進去，大家又不是傻子，稍微在網上搜索一下就能夠看穿這個以舊換新的幌子。

    看了這些資料的分析，我覺得他們沒有抓住這個問題的本質，我認為一切問題的根源在于成本。”

    “成本？”

    “對，成本。

    包括人力成本、資源成本、運輸成本和處理成本，就是這些成本共同提高了我國電子垃圾處理的成本。

    既然這個處理成本無法轉嫁，那么生產廠家和經銷商就會出工不出力，因為這些電子垃圾回收得越多，他們需要支付的處理成本就越高，這對于利潤空間已經被極度壓窄的生產廠商來說絕對是一個不可不考慮的因素。

    所以就出現了那種打著幌子以舊換新的銷售手段，目的是告訴相關部門，你看，我們可是有責任的企業和經銷商，給予了一百、兩百元的費用來回收那些在廢品站里只值幾十塊錢的垃圾。

    我們已經表達了非常重視環境的誠意，但老百姓還是不愿意把那些廢舊家電送到我們這兒來，這不是我們的問題，我們已經盡力了。

    當然，也有一些不明真相的吃瓜群眾不知道這里面的彎彎道理，迷迷糊糊地就把家中的廢舊電器交給了他們，然后高價買回了一臺新的電器。

    而這些東西商家又會怎樣去處理呢？

    別天真了，送到指定的垃圾處理廠，運費和處理費誰來負責？還不如直接賣給那些垃圾站，反正這些東西相當于是撿來的，賣多少都是利潤。”

    劉夢玲幾人面面相覷，如果不是魏民生說得直白，還真的不知道這里面還有如此之多的彎彎道理。

    魏民生喝了一口茶，接著說：“可這還沒有完，那些垃圾站又會怎樣處理這些電子垃圾呢？

    肯定不會送去那些有資質的電子垃圾處理場的，因為你把這些電子垃圾送到那里去，不但收廢品的錢收不到，還要倒貼運費和垃圾處理費。

    于是，這些電子垃圾就流轉到一些偏僻的電子垃圾拆解場，只有在這里，那些電子垃圾才能夠體現出一些價值。

    這些使用19世紀處理手段的拆解場，用最原始的手段取下自己認為有價值的元件，使用濃酸提取貴重金屬，對于那些需要更復雜工藝才能回收的部分根本就沒有興趣。

    因為這些部分要想提取出來，成本比賣價還高，最重要的部分已經到手，這些費力不討好的東西就成了垃圾。

    當然了，這樣的垃圾他們也不可能送到專業的垃圾處理場，還是因為處理費的問題。

    高昂的處理費和挖一個坑埋掉相比，自然是后者更為簡單，他們才不會想到這樣直接埋到地下會對地下水和土壤造成幾乎無法逆轉的損害。”

    劉夢玲幾人聽了魏民生的話，一個個痛心疾首，紛紛出言譴責那些無良的商家和拆解場的從業人員，可這樣的事哪是譴責能夠解決的。

    如果譴責有用的話，還要警察和相關部門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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