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周末的晚上，吳光良和“李草藥”在街邊小坐的時候，無意中談起了自己回家不方便的事情。
說者無意，聽者有心。
“李草藥”聽到吳光良的難處，沒有一絲猶豫，直接給了吳光良一套車鑰匙，指著停在外面的一輛車說：“兄弟，這是我前幾個月才買的車，主要平時辦事的時候用得多，但周末外出的時候，多數時候是和愛人一起用另外一輛。
這車雖然不適合到那些大山里搞自駕游，但平常的路還是沒有問題的。
周末的時候這車我都放在我家的樓下，你也知道那個地方，到時候你開這車回家就是。”
吳光良推辭了幾次，但抵不住“李草藥”的熱情和堅持，就半推半就地收下了車鑰匙，說：“那好，李哥，我就先謝謝了，到時候我用了車后把油給你加上。”
“李草藥”沒有說話，揮了揮手就結賬離開了，既沒有拒絕，也沒有說加油的事。
能夠讓吳光良承這一個人情，到時候多辦幾件事就在里面了，那點油錢根本算不了什么。
于是，吳光良每周五下班后就開著“李草藥”的車回家，星期天晚上又回來。
一百多公里的路，油錢也花不了多少，但感覺回家方便多了，而且左鄰右舍的村民的看向吳家的眼神都與以前有了一些不同的意味。
兒子爭氣啊，才考上公務員不久，就開上了新車，混得不錯嘛。
雖然吳光良的工作并沒有給村子里帶來什么直接的好處，但至少吳光良感覺到，自從自己每周開車回家之后，他的父母在村里的地位突然間就得到了提升，與別人打招呼的聲音都仿佛提高了幾個分貝。
在這一個嫌貧愛富的社會環境里，吳光良知道這是“李草藥”借的那輛車給他家增加的底氣。
但他知道，嫌貧愛富只是大家的表相，更深層次的東西應該是嫌麻煩。
在這個萬事求人的社會里，求神求仙求菩薩，就是求不來一個公平。
國人累，就算是學了一些法律也沒用，因為有時他們是按照政策和紅頭文件來辦事。
當你好不容易把政策意圖搞清楚了，有時還是沒有什么用，因為他們又要講行政權力、講人情世故、講傳統習慣、講鄉規民約……
窮盡一生，也沒有人能夠把這些層出不窮的規矩都了然于心。
在這些層出不窮的規矩之中，各種不可思議的漏洞也更多，更夸張的是各種不同層次的規矩之間，經常性的出現各種無法理解的沖突。
這些所謂的規矩最終化為了一種瓜分利益的手段，哪怕是在法庭之上，也拼得是誰請的律師懂得更多的規矩，誰更能夠利用那些更適合于自己的規矩把別人說得啞口無言。
因為這些規矩在不同的領域幾乎已經固化了下來，把整個領域的利益與這些規矩綁定在了一起。
你可以用其他規矩來指出對方做法的不當之處，卻不能對規矩本身產生任何的質疑。
在這種舍本逐末的做法中，所有人最終都被逼成了人情社會中的一個環節，規矩最終成為了利益分配的一種方式。
所以，越貧窮的人家就意味著這家人沒有什么本事，想找他們幫忙都不知道他們能夠幫得上什么。
而越富裕的人家就意味著這家人有本事，沒有靈活的大腦、寬廣的人脈和待人接物的能力，是不可能富裕得起來的。
哪怕是一些混天過日子的富二代、官二代，至少他們的父母也是需要一些本事的。
和這些有本事的人多接觸的話，一來大事別人不會找自己，小事自己也可以解決，順水人情不用費多少精神。
二來萬一自己有什么解決不了的事情，還可以找這些朋友幫忙，機緣巧合之下，一些對自己來說很難的問題，對別人來說卻是舉手之勞。
多個朋友多條路，但這朋友卻不能是貧窮的朋友，因為這樣的朋友不但不能幫得上忙，反而會大大小小的事都要找自己幫忙，成為自己的拖累。
如果這些事情靠自己的能力可以解決還好些，怕就怕那些自己都解決不了的事情，太費神。
在這個凡事都要人求人的社會里，所有的人過得都已經很累了，誰不想過得輕松一點。
所以，怕麻煩才是嫌貧愛富的根本原因。
對于吳光良父母村子上的人來說，上班不久就可以開得上十來萬小車的人，就算現在家里過得不怎么樣，但至少是有本事的人，說不準哪天就有事情要求到他家份上。
哪怕吳光良再三申明這車是借別人的，可把這話當謙虛說辭的人，認為這是低調，而把這話當真的人，認為有人肯把車借給你也是你的本事。
對于大家那羨慕的目光，吳光良也沒辦法跟他們辯解什么，自己工作、生活上的苦惱只有自己知道。
不過這樣也好，至少吳光良明顯感覺到，打這之后，村上的各種攤派和一些較為麻煩的事，父母已經不再經常性地給自己打電話求助了。
他們在村子里所說的話也有了更多的份量，那些免不了的不說，至少那些明顯看起來就不公平的事是不會落到自家頭上的。
也許，這就是當公務員的誘惑吧，這是一種隱形的福利，雖然沒有做生意那樣來得直接，但卻有一種無法用價值來衡量的魔力。
因為，這個圈子里面存在著一個遍布全國的勢力所定下來的最大的規矩，其他一切的規矩幾乎都運轉在這套規矩之下，也是任何人都不敢輕言觸犯的規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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