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吳光良還在消化先前的話，魏民生接著說：“我曾經看到過這樣一條新聞，有一個女人離婚后，丈夫將其戶口遷出。

    但這個女人一直沒有屬于自己的合法居住場所，導致不能辦理落戶手續。

    在她的身份證遺失后，卻無法通過合法的途徑補辦到身份證，不得已雇人用自己的真實信息偽造了一張身份證。

    結果差點被判刑，還好中院認為其犯罪情節輕微而駁回了抗訴。

    在這樣的案件中，身份證的本來意義已經沒有人去關注了，大家關注的重點都是放在‘偽造證件’這個行為之上。

    可身份證無非是用于向別人證明自己身份的一種證件而已，如果真假證件上面的內容都是一致的，根本就不會影響到什么。

    除了沒有機讀信息之外，甚至在聯網核查時也不會發現什么問題。

    而在那些惡意造假的身份證件面前，一般的群眾哪有渠道進行聯網核查。

    一張對于普通群眾來說根本無法進行識別的證件，加上由于管理漏洞造成一人擁有多個不同身份證的現象，證件的真假真的有那么重要嗎？

    假證件上面的信息是真的，真證件上面的信息卻是假的，想一想就會覺得讓人啼笑皆非。

    管理部門不是想辦法怎么從根本上來解決這些問題，反而要求所有的普通百姓要學會如何識別證件的真假。

    更讓人無法接受的是，普通百姓不光要學會識別證件的真假，還要學會識別錢的真假、建筑材料的真假、食物的真假，甚至于藥品的真假。

    老百姓完全就是生活在一個真假難辨的社會中，辨別真假的知識量遠遠超過了工作技能上的知識量，這就是所有人都覺得過得很累的原因。”

    吳光良說：“哪你現在的做法就能夠解決這些問題嗎？”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基本上還沒有發現此類問題。

    在我這華夏國之中，你那張覺得很簡單的身份證上面的信息是全部公開的，任何人都可以進行查詢和核實，了解和自己打交道的人是否存在隱瞞身份的情況。

    在了解其基本信息的情況下，所有人都還可以了解到對方的誠信度的多少，以確定對方的話和行為具有多大的可信度。

    誠信度越高的人，愿意和他打交道的人也就越多，個人的聲望也就越高，因為他的話大家都愿意去相信。

    而誠信度越低的人，愿意和他打交道的人也就越少，個人的聲望也就越差，因為他的話很不容易得到他人的認可。

    所以，在這種管理模式下，各種騙局就已經沒有了存在的土壤，因為那些帶有欺騙性質的事情，會嚴重影響個人誠信度的高低。

    最重要的是，誠信度的高低還與個人的工資收入相掛鉤，行騙這種事對當事人來說往往是得不償失的舉動，只要是腦子正常的人就不會去做。

    而對于個人的其他信息，除了相關管理人員和信息的所有人之外，其他人是不能直接獲取的。

    如果當事人在社會事務中需要使用這些信息，來向他人證明自己掌握的知識程度、技能水平、被國家認可的特長等資格的時候，就可以通過身份認證完成相關信息的打開權限。

    所以，在我們華夏國中，不存在讓人寫簡歷的事情，也不存在以各種證件來證明個人身份和能力的事情。

    有了這個大家都可以通過身份號碼進行查詢的信息平臺，至少在華夏國網絡覆蓋的地方，只要自己能夠記住自己的身份號碼，有沒有身份證都無所謂。

    就算今后出現了偽造的身份證，只要證件上的信息是真的，在網絡的支持下，證件本身的真假還真的是沒那么重要。

    如果一項工作需要對當事人的某種技能水平有要求的話，一是在發布任務的時候就會特別說明，二是接受任務的人必須在華夏國通過了相關技能水平的考核。

    而是否通過要求的考核項目，是由任務發布平臺通過后臺自動比對的，不符合要求的根本就無法完成任務確認的。

    在這樣的運作模式下，不但節約了各種紙質證件的制作費用，而且精簡了這些證件管理部門的管理崗位，間接地減少了百姓用于復印各種證件的開支，節省了百姓辦理相關事務的時間，有效地降低了社會運行成本，提高了管理效率。

    這樣的結果我認為是對整個社會的發展有促進作用的，至少對于個人來說不會因為保管證件費心，也不會為證明自己的某些事情而四處求人。

    在這種社會環境中，如果你還是非要把自己的基本信息都當成是隱私刻意隱瞞的話，你根本無法獲得大家的認可，甚至可以說是寸步難行。

    現實世界之中，從人的出生到死亡，各種證件伴隨著他們的一生。

    人還是那個人，但有沒有那個證件的人卻是兩段不同的人生。

    為了不再讓人成為各種證件的奴隸，我認為適當的信息公開是很有必要的。

    只有個人的信息可以做到隨處可以核實的時候，才能夠實現天下無證的夢。”

    “天下無證……這真的可以做得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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