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的學術
為了對李茅解釋我與他爭論的是否科學的論點，我寫了一篇心得，抄錄如下：
在北大圖書館，這個包羅萬象的地方，我有機會看到各類所謂學術著作。在瀏覽了解之后，我對所謂的學術有一些粗淺的看法。
王國維，號稱近代國學大師，死于自殺。原因并不是因為他所崇拜的傳統文化的消亡，而是自己珍視的最寶貴的才華，在社會生活中卻完全被人忽視，連原先以為尊敬自己的親家都因為窮而看不起他。其實，對讀書人來說，社會處境的窘迫是一直存在的，但如果，不能像莊子、陶淵明那樣通達，還存在著“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的幻想，是非常可笑的。因為，按經濟學說，越是學術研究深入，其涉及的影響范圍就越小，市場價值也就越小。按社會學，愛人范圍的狹窄，導致不見經傳的結果，是大概率事件。
我看見借閱西方人文社科著作的人很多，仿佛成了今天中國的顯學。但在我看來，我國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當時的古人就已經把人類思想的方式、社會運行的設想，大多數都進行了探索或思想實驗。看維根斯坦時，我依稀看到公孫龍的影子；看莊子時，我聽到西方哲學家似乎都在回答他提出的問題。中華文明，真是一個早熟的文明。
但是所有思想，如果不能變成物質或制度的力量，它都只是所謂的可能性，而探索如此多可能性的學術，大多數都難逃被冷落的境地。佛教的推廣需要轉輪圣王，儒家的興盛也在于形成了社會制度。那么，西學成為顯學，也主要是因為它在近代產生了改變世界的工業革命。
那么，工業革命的產生，是否也與西方近代的思想發展或人文特點有關呢？也許有關聯：邏輯。能被證偽的可靠的思維推理，讓實踐行為有了探索的工具。也許還與打倒上帝有關。尼采說：上帝死了，我們怎么辦。恰恰是上帝死了，所有其它可能性才開始產生。思維無禁區，發明就沒阻礙了。其實，回頭看中國的情形，從百家爭鳴到獨尊儒術，思想范圍和方式就越來越縮小了。以致于程朱理學，企圖以憑空的假設來建立一套包羅萬象的法則，比物理學中企圖建立宏觀與微觀的統一場理論還可笑。
看看紅樓夢中對人的本質的描述，以作者如此高妙的學術修養和絕頂聰慧，也難逃程朱的窠臼。
在大量閱讀西方經典和諸子百家之后，我突然發現，這兩者的思維方式及立足源頭根本難以在學術上兼容。易經，也許有人拿它與矛盾學說來聯系，也許有人拿它與數學二進制來聯系，但無論怎么聯系，它與西方哲學都是無法互融的，最多可以說有點啟發。因為，西方哲學是解析性的，易經是整體性的。這也許與拼音文字和象形文字導致的思維模式根本不同有關，硬把這兩套在一個套子里，根本不可能。
如果說，這兩套學術有聯系，那就只可能有根本聯系：實踐。許多人還在爭論中醫是不是科學，可以肯定地說：中醫不是科學。因為它根本不符合西方對科學的定義。很多專家在這個問題上打嘴仗，是可笑的。但你要問中醫有沒有用，這是個好問題！中醫肯定有用，現實中對疾病有效，歷史上，如果沒有中醫，中華民族還能延續嗎？
對此，我要反駁李茅的話：這不科學啊。不科學不一定是錯的，不科學不一定無用。
呵呵，易經也這樣。
中國傳統中，還有一些不太出名的學問，它不太能夠用科學來說明，但它曾經有用。比如，王陽明的心學。
怎樣才是對待學術的正確態度呢？實踐。
李叔同，一個深受西方文化訓練的音樂家、戲劇家，在面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疑問時，沒有簡單地用“這不科學”來回避，他運用了科學的態度來對待：“實踐”。
“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這就對了。在對流傳中國佛家、道家幾千年的辟谷時，他以巨大的探索精神和寧為道死的勇氣，拿自己的身體進行實踐。
也許，中華文化最精華的一句話就是：是騾子是馬，拿出來溜溜。
他按傳統的方法進行了1天的辟谷實踐，第一周減食減水，第二周絕食絕水，第三周漸次恢復。他發現，自己身體的機能和大腦的思維，不僅沒有因斷食而衰退，反而變得異常清醒而靈敏。“這不科學啊？”是的，不太用科學解釋得清楚。熱量收入少而支出多，體重沒有明顯減輕，那么，能量從哪里來？
從靜坐而來？真有食氣之說？從太陽而來？他卻閉門不出。
他不說，因為，他是老實人，不解釋自己沒明白的事。但他的《斷食日記》卻實在地擺在你面前。他是故意撒謊嗎？動機呢？他是故弄玄虛嗎？先例呢？
拋棄世間的榮華，拋棄如日中天的名聲，拋棄深愛自己的妻子，拋棄精心培養的學生，他出家了。為什么呢？
最大可能性，是他發現了生命價值某種最大的可能性，他想去試試，親自實踐。走得如此絕決，沒給學生一句告別，沒給妻子一個理由，日本妻子到來時，他留下一枝鋼筆，算是對世間學術的告別。
那么，他實踐出成果了嗎？佛教界給他的成就以很高的評價，對此，我不知其所指。以其嚴謹的戒行和不倦的弘法熱情，證明了他莊嚴的實踐態度。其臨終前，手書四字“悲欣交集”，說明了什么？至少說明了，他是有所得并有收獲的。也就是說，他通過自己的實踐證明，是有用的。
真正的學術，不是證明一理論是否科學，而是要實踐其是否有用。
反觀周易，我對其的學習和實踐，證明其預測功能超過了普通隨機概率，這也算是有用。但為什么不是那么準確呢？
在基礎理論上，中國古代率先產生了實踐的思想。也就是說，首先把人的價值，提高到與天地相同的地步。周滅商后，中原文化就把鬼神崇拜改為了祖先崇拜，也就是說，主要崇拜人的實踐歷史。反映在周易古卜筮法上，天地人三才是并列的。天代表神靈或命運，地代表環境或條件，人是改變命運的主動者。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法，是指順應。道是不可知的，但可以模仿，這也是法。所以，中國文字是象形的，周易卦象是模擬的。
正因為人的實踐的巨大的作用，所以命運是可以改變的，從而影響天命。要說我算不精確，是因為天命難測，也是因為道可道非常道。但我們不能因此而得出宿命論的結論，因為人是可以改變命運的。正因為可以改變，所以，無法精確算準，正因為天命不可違，則可模擬出趨勢。
現代科學建立在數學之上，易經自河圖洛書后，也利用了數學的模型。但數學也只是在對世界的模擬，而不是精確描述。比如，你在寫1+1時，世界上有兩個相同的1嗎？1是從現象中抽象出來的。況且，數學到了一定程度，不也類似于哲學嗎？
你認為剛體力學或流體力學誰更接近現實的普遍狀況，這還是在宏觀上說，要是在微觀上說，是熱力學還是核物理學的描述更符合普遍狀況呢？
也許，科學需要在邏輯上自洽并與現實相符，那么，如果邏輯自洽與現實發生矛盾呢？
要么尊重現實，要么否定邏輯？不對，這只能說明科學的局限性。既然科學在范圍和方式上有局限性，那么，我們為什么要否定“不科學”呢。
從最大尺度來說，宇宙是混沌的；從最小尺度來說，量子世界也是混沌的。但不是不可知的，因為它是可以模擬的。模擬的工具也許會在科學中產生，也許像太極圖那樣，如陰陽魚似的旋轉，都是有可能的。
在量子世界中，速度與位置的測定不可兼得，在周易的預測中，趨勢和精確需要取舍。
構成每個人的命運，除了與天道運行有關，與地道環境有關，還與每個人的行為有關，而每個人的行為卻是最難預測的，因為行為由心控制，人心難測，故周易只算趨勢，往往犧牲了精確。
從認識論角度說，包括科學理論、學術觀點，都是現實世界在人腦的產物，你腦中有個模擬的世界，而不是一個數字的世界。
但，數字是沒有用的嗎？錯。周易的算卦，用五十五根蓍草，先一根置頂，象征天命難測，而其余之分，皆在人心。但為什么是五十五要呢？而不是五十六或三十七根？數量的規定性是精確的嗎？我不知道。利用時間表起卦，也利用了大量的數學運算，這種運算與模擬命運有什么關聯嗎？我也不知道。卦辭中，斷語中，大量關于數字的預測，根據何來？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宇宙中肯定有某些節點有其數學的規定性，這才是個大學問。
所以，我們認識一個學術是否有價值，不在于其中否“科學”，而在于其是否有用。可供重復利用的、被多次實踐證實的（至少證實正確次數多于數學平均概率），都是有價值的。
有用的東西不一定可以從邏輯上加以自洽，因為沒找到聯系的方式。比如，范進中興瘋了，胡屠戶一巴掌打醒，并不能證明，瘋子可以用打巴掌來治療，聯系兩者的是他們的心理位置，巴掌只是個媒介。
你也許認為周易只是個媒介，但只要它有用，就不妨一試，不妨一學。但也絕不允許有點效果就夸夸其談，犯了許多學術家的毛病。
這是對的，不說過頭話。就像你對然然，只要她沒有說愛你，你就不要以為是在談戀愛。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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