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蘇此時問到：“莊哥，此句話是不是可以改為：我們要致富，更準確些？”
大家都看著我，我回答：“要和能，一字之差，內涵區別巨大。對于小蘇你來說，要致富肯定準確些，但更重要的是，確定能致富的信心，才是我們最根本的東西。”
“我也只想到要致富上，你說的能致富，是怎么考慮的？”李茅也提出疑問，說明這個問題需要專門解釋。
“國強民富，是正相關的，不要說我們中國幾千年歷史，大家都有這個共識，就是國外的發展，這也是共識。在這點共識上，所有興盛的王朝和其他國家都有，對今天的中國，不具備特殊性。所以，我們要致富，不算是特點了。但我們能富裕，這可是非常難得的，體現了今天中國的獨特性。在現代化的沖擊下，落后國家的政府和人民都具備這種迷之自信，非常少見。正是這種自信，中國在保持中華傳統的情況下坦然地面對世界，我們利用了西方的現代化，但沒有被西方徹底改造，這是真獨特。”
大家的目光中，我看出了不理解，但也看出大家對我的說法有興趣。有興趣就好辦，不理解，可以打比方。
“我來舉例，在座諸位，假設極端化我們的特點，就可以分出三種不同類型的人。比如我和李茅，可以稱為保守派，無論怎么現代化，我們都想保留中國文化的某些基因，我們熟悉這個、我們習慣這個，當然我們有時也維護這個。這個保守，雖然也想富裕，也想現代化，但這種現代化和富裕，一定是想做一個富裕的中國人，而不是想做一個世界公民。”
李茅點點頭：“我不算保守，但我父母那一輩，是真保守。他們只想做中國人，不那么富裕，也可以忍受。”
“而然然和妍子呢？可以稱之為現代派。只要能夠現代化，做哪國人并不特別重要。這是世界公民學派，當然今天的所謂現代派，主要是指西方派，因為西方是現代化的發源地。西方的一切，都代表著現代化，所以，對西方文化的信任多一些，親近感強一些。對中國的傳統懷疑多一些，反思多一些。”
然然說到：“莊哥是打比方，用的是極限法。雖然我們沒有那么崇拜西方，但我父母，卻是極度的西式生活迷，盡管他們沒在國外生活過。”
“然而，小蘇夫妻倆，是實用派，只要能致富，管它中西，努力掙錢。所以，我和李茅、然然和妍子，折中自己的傾向，向你靠攏，我們成了合伙人。這是為什么呢？因為我們的最大公約數是：我們要致富。”
小蘇笑起來：“那我們就是中間派別喲，所以大家才向我靠攏？”
“不，你不是中間派，我們三類人都隱約有個特點，內心相信我們能致富。我們相信政府能帶我們致富，我們自己能夠掙錢，對不對？”
小蘇的夫人說到：“要不相信能掙錢，我們那么努力干嘛，等政府救濟唄。政府要不相信我們老百姓自己能發財，要個體戶干什么？全是國企大集體，平均分配唄。”
“精辟！”我不禁大加贊賞：“你說到根上去了，政府對民眾有信心，民眾對國家有信心。信心從何而來？難道不很特殊嗎？”
妍子也說到：“是啊，發財還是要在中國啊，我在國外讀書，有本事的，很多都回來發財了。我這沒本事的，也算是試著賺了點小錢。”
然然也說：“對的，如果我在國外，就這幾年，要成為上市公司的股東，概率太小了。”
“那么，這種國家和民眾的信心究竟從何而來呢？我想主要從三個方面而來。第一，從歷史的對比中來。近百年來，西方工業文明對中國對世界摧枯拉朽，無往而不勝。歷史上學習中華傳統文化的日本，在工業化面前完全喪失了文化自信，完整而徹底地脫亞入歐，完全西化，進入到工業文明。抗日戰爭，是兩種文化的對決，工業文明與農業文明的對決。中華民族到了存亡之際，我們幸運地熬過來了，我們雖然有點僥幸，但畢竟沒有完全喪失文化根基。抗美援朝，我們雖然慘勝，但充分證明了我們的生機。這究竟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還是周雖舊邦、其命維新？這就不能簡單否定了。但這些歷史對比和經驗，起碼讓我們沒有簡單地拋棄中華文化的特點，至少，它還有存在的空間和理由。我們畢竟勝過，對不對？從歷史上看，中華文明受過五胡亂華的沖擊、受到蒙古元朝的洗禮、經過滿清入關的考驗，不也存在嗎？因為，中華文明本身是一個具有包容性、允許革新發展的文明，所以，對外部沖擊的耐受性比較強，所以生存能力比較強。這是我們五千年文明不中斷的重要原因。”
李茅問：“這就是你所說易經的特點：生生之謂易？”
我點點頭：“從哲學和思想基礎上，中華文明就給變化留下了空間，這是它偉大的地方。第二，從現實的效果來看。政府的政策是不是讓老百姓富裕了呢？是的。老百姓自己的努力有沒有效果呢？是的。同樣的中國人，在國外發財容易呢還是在國內發財？國內。我們全面開放，引狼入室，我們被吃了嗎？沒有。在我們民眾富裕的過程中，雖然拉大了貧富差距，有人抱怨甚至泄憤，還發生過學潮事件，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幾乎所有中國人，都比以前幾十年富裕得多。掙錢的徑無非兩個，一個是分配，這是政府的事。但這也往往走向零和博弈，你多了我就少了。另一個是發展，這可以做到雙贏，企業賺錢、人民有工作漲工資，政府稅收好，這是多贏，所以，改革成功，就在于它是普遍增量的。中國人是最現實的，最現實的人最適合市場經濟。因為市場經濟有效性理論中有一個基本的假設：每個參與者都是經濟中的理性人。中國人的特點，完美地滿足了這個特征。”
小蘇的夫人講到：“我奶奶說，今天她過的生活，比過去的地主好十倍。”
她的話題引起了妍子興趣：“你奶奶跟你講過過去的地主是怎么生活的？”
“張家石盤的大地主啊，家里有地七八百畝呢，那叫有錢！”小蘇的夫人模仿她奶奶的口氣說話，把這個討論變成了話劇表演：“要說他家有多少錢呢？我們也不清楚，只曉得，臘月腌肉啊，要用好多鹽，用過的鹽水啊，再也不用了，直接倒掉，里面還有白花花的鹽！”
她的語氣、神態、表情一出來，我們覺得，她沒有學表演，可惜人才了。妍子哈哈大笑：“鹽水用過了，當然倒掉，難道還要留下再用不成，那多臟？”
我著重地告訴她：“曬干了，是可以吃的。”然后用語重心長的口氣教訓到：“年輕人啊，不曉得甘貴，油鹽錢啊，我小時候，父母都操心過。”
“去去去，整天哭窮，好像你小時候多不得了似的。”妍子嗔怪到，其實，我說的是實話。
“那第三個方面呢？莊哥？”這次是然然發問，估計我的前兩點理由也部分說服了她。說服學院派可不簡單，我還有點小小的成就感呢。
“第三個方面，就不得不涉及到中國人的文化特點了。各國人民都自我吹噓自己民族的優秀品質，什么勤勞勇敢無私神圣之類，我們自吹也不少。但我認為，在中國人的思想血液中，至少有兩點，是信奉到極致的：勤勞和智慧。中國人是這兩點最忠實的信奉者和最徹底的實踐者。我們自古就有耕讀傳家的傳統，耕就要勤勞，讀就長智慧。反過來，我們共同嘲笑的缺點中，最被嘲笑的就是懶惰，你可以迂腐、可以貧窮、可以倒霉，但你絕對不可以懶惰。懶惰是所有人都可以嘲笑你的，相反，勤勞的人，會得到所有人的贊美。智慧，從制度上講，科舉為讀書搭建了成功的橋梁；從信仰來講：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這兩個特點，不是我故意夸大，妍子，你在美國呆過這多么年，你有直觀感受吧？”
“那倒是，先說勤勞吧。中國人開餐館，墨西哥人也開餐館，中國人可以晚上不休息，節假日不休息，只要能賺錢，可以整天不休息，這老墨哪里受得了？這樣競爭法，他們都得要倒閉。但是除了中餐館，幾乎沒有西方人這樣勤奮的。所以有老墨才推動美國政府立法，強制餐館限定營業時間，中國人可以不休息，但他們可受不了。中國人賺錢，可以不要命！”在大家一陣哄笑中，妍子繼續說明讀書的問題：“全世界也沒哪個國家，像中國人一樣重視教育的，虎爸虎媽就不說了，只說跟我們一起讀書的，有的家庭根本不富裕。有的同學，在美國讀完本科，家底基本就空了，后來還要貸款上學，自己還要打工，這種重視程度，無人可比。當然我是不行，但我們華人，在美國讀書的，平均成績，比西方人要好得多，這是肯定的。我們聰明，更努力。”
妍子這些鮮活的例子是最生動的，但為了給然然和李茅以沖擊，我還得照顧理論的完整性。我總結到：“我翻看中國《二十四史》，發現中國少有五十年內不打仗的，要不外敵入侵，要不發生內亂。但有一個現象，只要給中國人五十年真正的和平，政府休養生息，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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