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煒說道：“國企的現狀，大家應該可以看的很清楚了，否則現在也不會搞改制了。但是僅僅搞改制，將國有資產所有權轉移到外資的手中，并不是最佳的手段，應該看到，民營經濟對于經濟整體的良性作用是巨大的，想要使中國經濟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須使民營企業得到同樣的發展機會，至少是不能夠持打壓的態度。”

    “國退民進，會使現在的國企的日子更加困難的。”袁東陵提出了反對意見。

    曾煒搖頭嘆道：“袁叔叔，你這種看法就更加錯誤了！有競爭才會分優劣，你還沒有實施國退民進的策略，就已經自我宣判了國企在民營企業面前沒有競爭力，這讓我說什么為好？”

    “競爭的作用不止是負面的，對于國企的改制和進步，也有巨大的作用。現在要做的并不是要考慮該不該引入競爭機制，而是如何讓國企在競爭中煥發出活力來，這才是正解。”

    “我本來就是主體，為什么現在要打破主體，參與競爭？”林志烜問道。

    “問題是這種主體現在是否還具有優越性？”曾煒一針見血的指出關鍵所在，“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話是不錯的。但是這個規律是客觀的，并不是說經濟基礎一定能夠決定上層建筑。否則nn主義不可能在蘇俄或者中國取得勝利。而經濟基礎的定性也不是人為可以操控的，試圖用一種并不符合現有社會框架的經濟模式作為國民經濟的基礎，并以此來鞏固上層建筑，是極其危險的事情。巨大的反差和過敏反應，很容易造成兩者的同時坍塌，所以我們現在要改革。”

    楊志成作為現在的古丹縣一把手，對于經濟和社會方面的了解，是其他人所不能相比的，他說出了心里面的憂患道：“國退民進，沒有先例可以遵循，一旦放開，就很難預測到后果，因此我們很難下定決心。尤其是社會反映，老百姓的反應，老同志們的反應，這些都是難以預料的。在這種重大的決策面前，我們不能不謹慎再謹慎。”

    “怎么會沒有先例可循？”曾煒頓時笑了起來，“這種先例，在兩千多年之前就有了。”

    “胡扯吧？！怎么兩千多年前就有了？！”

    眾人頓時紛紛表示反對，認為曾煒是在忽悠大家。

    曾煒笑了笑，撓了撓頭說道：“嗯，兩千多年前，大概還是周王朝吧，周王朝的經濟制度就是公有經濟制度。”

    “胡扯！荒謬！亂彈琴！”這一下子反應更強烈了。

    “大家不要急，先讓小曾把話說完了。”楊志成擺了擺手道。

    曾煒不緊不慢的說道：“從土地所有權上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周王是全國土地的唯一所有者，本質上就是國王和貴族的公有制。”

    “從農業生產管理來看，西周實行井田制，相當于集體公社。不僅土地歸貴族所有，就是勞動生產工具，也是歸貴族控制。社員們集中到田頭開始干活前，要由農官分發工具。土地屬于國家，以周王為代表，絕對不準買賣，所謂田里不粥。”

    “從手工業來看，沒有私營工商業主，只有官營手工業。物品的交換，也由貴族和官吏統一控制，這就是歷史上所說的工商食官，即工商業者吃的也是官家的飯。”

    曾煒這么一解釋，大家都有點暈了。

    事實上，像是楊志成他們這個層次的領導干部中，能夠靜下心來研究理論的，實在是鳳毛麟角，曾煒這么一忽悠，頓時都感到思維混亂了。

    自己搞了一輩子的革命工作，就是想要實現天下為公的目標，誰知道這個目標早在兩千多年前就被周王給實現了，天啊，這是多么驚人的發現？！

    接著曾煒又補充道：“但是這種簡單的公有制，是有其適應時期的，西周時期，農業生產都是青銅工具，生產要素由國家控制，所以這種公有制可以保持下來，但是到了春秋時期，鐵器大量出現了，廉價而高效的生產工具，使得民營經濟有了發展的基礎，高度集中的公有制就開始不能夠適應時代發展的要求了。”

    曾煒笑著說道：“所以，戰爭出現了，在經歷了幾百年的戰亂之后，秦朝取得了短暫的統一。可惜秦王朝依然實行了嚴苛的集權，這是不符合經濟發展規律的，所以秦二世而亡。倒是漢高祖劉邦意識到了行周公之法已經不行了，他實行的是黃老之法，也就是皇權的清靜守法，加上私有制的自由經濟，所以才有了后來的經濟復興，才有了文景之治，才有了漢武帝遠征匈奴，百年之內北庭無單于的盛世。”

    在眾人的懵懵懂懂和暈暈乎乎之中，曾煒說道：“所以說，如今的國退民進，是有先例的，符合經濟發展規律的，我們不能讓幾百年前的外國大胡子忽悠了中國人，在這個問題上，絕對不能重蹈蘇聯的覆轍。中國人，應該先行一步！”

    曾煒的這番話可以說是振聾發聵的，卻也不知道他們能夠聽進去多少？

    當然，不管他們能夠聽進去多少，其實都沒什么意義。因為他們這幾個人，現在所處的位置還是太低了，就算是發展的最好的楊志成，也不過是正處級的古丹縣一把手而已。他之所以跟他們說這些，一來是當時正好談到這方面的話題，二來也是比較看好他們的未來。

    畢竟，現在他們都才三十出頭，卻已經是處級干部，如果發展順利，將來在仕途大有可為。

    從意向上的影響，到觀念上的改變，再到認識上的統一，最后到形成可以執行的政策法規，這是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的。

    尤其是在中國這種高層領導老齡化的政治體系當中，想要尋找一個有魄力的，有決斷能力的，同時又有相應權力的實力人物，來推動社會的進步，體制的變革，確實并非易事。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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