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不及時給張旭解點迷惑，原因在于李之認為的認知循序漸進過程。

    張旭這位未來草圣，實乃追求超規范的自由之極致境界，是被規范著之人最深刻的激潛迸發，他的思維意識就猶如一出風起云涌的歌舞戰斗戲劇，其人無可企及甚至望而生畏的逸軌與癲狂境界狀態，正是狂草將書法藝術的書寫自由推向字與非字的臨界點上。

    在這個臨界點，正如張旭身體的沉醉放達，對書寫極限的挑戰，諸如此類像是俗子變亂古法、驚諸凡夫般駭人之舉，皆是建立在書字字入法度的啟后壯舉過程當中，其人最終造詣是過于皮相、妄作狂蹶之書，還是就此開創于看似無法度可循的任性狂放中，包含著極精妙的神理，關鍵就在于他今后對于天地自然的真實自我感知。

    李之對其輔之以意念引導，更重在教化緣領而非刻意施加，張旭如何真正領悟，就決定了他自己今后的緣中釋義理解層次如何。

    教化從來有原委，必將泳海先泳河，是張旭于其中蓬生麻中不扶自直，還是白沙在泥中與之皆黑，取決于他在不知不覺中達事明理，潛移默化的自我汲取，其效果要比單純的意志強加深刻而又牢固得多。

    這種作用表現在此時此刻張旭思想意識的改變，當他的思維認識在現實中與自然的賦予產生背離之時，就會在自己的行為中得到教訓；當他行為與自然的賦予有了協調關系時，就會在自己的行為里得到啟發，只要是他行為作用于本身，李之的意念指引目的才會真正發揮到極致。

    東市門店生意之火爆，遠遠甚于西市開業之初，蓋因所涉及商品均為天下無二的稀絕物，便是之前服裝品質，也隨著兩市類似產品的全面鋪展開來，順勢轉為更為高檔昂貴貨色。

    更隨著李之后世皮質流行趨勢的超前借鑒，目前正清文綺堂已成奢侈與新概念的代名詞，其影響力早就不僅僅局限于長安城。

    說話間不及李懌一行身影消失在人群里，就見八王建成王隨身邊一眾馬弁來至，左右另有身著大唐戎裝者數人，望上去與其交流神情頗為輕松愜融。

    “前些年，當朝臣子一向視踏足市坊為下賤事，商人地位等同賤民。才一年光景，卻是因為你的異乎冒出，竟是使得官私奴隸與商人品級再也無從連牽，這不以入市為恥觀念巨變，可謂載入史冊之重甚變革！”

    未等臨近，建成王呵呵盛笑里，對于自己一行堂而皇之出現在此地，已是毫不避諱的高聲講述出來。

    此人所言絕非戲謔侃弄之詞，當前城市經濟空前繁榮，過去那種皇權唯尚、“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傳統認知，顯然已不能適應商品交易日趨社會化的要求。

    社會文明進步趨勢雖說不可阻擋，但李之在之間所起到重大用場，無疑也是八王有如此感言的慨喟來處。

    當朝諸多的貴賤傳統里的清規戒律，早已不同程度地限制了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隨著生產的發展以及李之的出現，許多管理制度逐漸在悄然廢弛。

    更隨各坊肆和夜市的頻頻泛生，從根本上突破了原來那種固定、集中、封閉、限時的市場格局，出現了更加繁榮、更加開放的新局面。

    長安城商業空前繁榮之現狀，以及在其間或太子，或大員，各以私人身份的悄無聲息現身于市，無疑給這等巨變添上了默佑認可意釋。

    大唐這個封建王朝歷來的“重農抑商”經濟特征，也隨商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驚人，商人的地位也因之比種田人要高出幾個等次，再不是中國的封建經濟一直得不到實質性發展的主要原因。

    “八王所言也是洛陽一方嶄新認知意識的由來，都府長安進一步鞏固了世界性大都會的現實，這一路行來，距離此間越近，讓我們這些陪都來客也越感王朝商業經濟迅速，和長足進展的變化之驚駭！各式新興商業象雨后春筍般地興起在長安城四近各處，更讓我等深感此行之必要性！”

    講話者名曰邊炯邊寶昌，為李姓皇室在西京洛陽的根植勢力，雖算是李氏一方嫡系旁姓，但因其凸顯的商業謀略特長，及頗具前瞻性的人文發展智慧，就是如今政事朝情日漸微妙的洛陽城當局，也絲毫不敢輕忽了他的存在。

    何況日后篡權為皇的武則天，也的確極具帝王之能，始終深知“為政之要，惟在得人”，即使未曾登基，也一直把選拔優秀人才作為朝廷的頭等大事來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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