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光德是被陸家和行會其他織商商量過后，推出來替罪的，”楚嫣一擦眼淚，道：“他們推舉沈光德起事的時候，承諾共擔罪責，現在又以其妻兒老小相脅迫，逼他一人擔下所有罪責。當然沈光德是個君子，他對蘇州如今這個局面很有愧疚，陸執章他們就說，一個人站出來，保全其他人，保全織染行會的根基，也保全他名下的織工機戶。”

    陳惇道：“沈光德答應了，但他又心有不甘，于是認罪的同時，將賬冊交給了張經。”

    他說著道：“賬冊究竟有何問題，跟陸家什么聯系？”

    “賬冊所有支出打點，用的都是是興盛昌的銀票，”楚嫣道：“如果這件事情捅出來，查細目的時候，陸家的興盛昌勢必會被查，陸家控制江蘇經濟命脈，興盛昌販銅、鑄私錢、倒換寶鈔、強行并購，黑幕林立……屆時所有的黑色交易都會隨之曝光，數罪并罰，興盛昌焉能幸存？”

    陳惇心道原來陸家的資本積累是這樣形成的，不知道這算不算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但資本來到人間，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這一點確實說的沒錯。

    “還有最重要的一點，”楚嫣咬了咬唇，深吸一口氣：“這賬目上最大的一筆開支，就是給首輔嚴嵩眼是吩咐父子的孝敬。而每年五十萬兩銀子的孝敬，不是直接將銀票送到嚴府，而是……而是通過興盛昌在浙江、福建及南直隸的分號，放高利貸。”

    陳惇倒吸一口氣：“放高利貸？”

    楚嫣點頭道：“五十萬兩銀子放出去，日息一分，不出二月，就能收回來幾百萬兩雪花銀，大頭嚴嵩拿走，小頭就是陸家收入囊中。雙方一拍即合，各有所需。嚴嵩須憑借興盛昌的外衣操作，而興盛昌憑借嚴嵩的權勢，強行借貸，多少大戶小民被逼借入高利貸，因為還不起而家破人亡。”

    高利貸以貨幣的形式最早出現在春秋時期，當時借貸年利率大致在50100之間，而史書中關于借貸牟取暴利的最早記載出現在史記中，漢景帝時期爆發了“七國之亂”。打戰要花很多錢，為了應對戰爭，朝廷不但把國庫掏空，還要向民間的富戶去借錢。由于戰爭前期形勢不明，那些富戶們怕把錢借給朝廷后連本都收不回來，所以都不肯出借。有一位母顏氏卻愿意傾囊相助，不過要求回報十倍的利息。結果三個月后，叛亂就被朝廷鎮壓下去了，母顏氏得到了豐厚的投資收益。由此，放高利貸便成為西漢官僚家族獲取財富的重要途徑之一。

    到了南北朝的北魏時期，高利貸的現象非常普遍，而且利息都定得很高，許多人因借高利貸而傾家蕩產。隨著破產群體的日益增大，北魏統治者認為高利貸已影響到了社會和諧穩定，于是便規定貸款年利率最高不得超過100。隋唐時期，朝廷設置了一種叫“公廨本錢”的專款用于官方發放貸款，其職能有點類似于銀行了。公廨本錢由各州令史經管，借出五萬本錢，每月收取利息四千文，年息約達100。

    宋朝是中國古代經濟活動最發達的朝代，高利貸自然也就非常活躍。宋代官營放貸機構叫交子務、會子務，私營的叫交子鋪、交引鋪、錢引鋪。田契、地契、金銀器是最好的抵押品。如果借款人沒財產可以抵押，甚至可以將自己的妻女作為抵押品。

    宋神宗時期的王安石變法其中有一項青苗法，就是讓官府在夏秋糧食青黃不接時放貸給農民，幫他們渡過難關，并且只收取20的年化利息，這也是一種官貸。

    元朝時期，蒙古貴族出錢委托善于經營的中亞商人經營商業和放貸，他們發放的高利貸叫“斡脫錢”。這種高利貸次年轉息為本，本再生息，時稱“羊羔利”、“羊羔息”。

    到了明朝，高利貸現象有了明顯改善，關于“利上起利”，大明律對此是禁止的。明律里“年月雖多，不過一本一利”，就是規定利息總量上限是本錢的100。多見的是，在饑荒時節，地方官府要求一些積谷較多的大戶減息向自家佃戶或其他缺食人戶放貸，與此同時，以官府的力量保證借貸者歸還。地方各級官府為維護地方穩定，保護小農、小手工業者，限制高利貸者的過度剝削，常常在律例基礎上再推行減利的政策：在三分的基礎上降低五厘至一分左右的利率，以利債務人清償。

    像嚴嵩和興盛昌敢放百分之千的利錢，確實是聞所未聞。一個模糊的念頭從陳惇腦中閃過，他微微瞇起了眼睛。

    “這賬冊和口供對你來說是殺身之罪，你不可保留。”陳惇道：“東西我收走了，你在我這里暫且安身，活要見人，死要見尸，張經和陸家找到你之前，不會拿你弟弟怎么樣的。”

    楚嫣已經知道了如今這個天羅地網的局面，她是插翅難逃，心中一頓，眼中又落下淚來。

    陳惇將她趕到自己的房間去睡，自己卻在澄心書屋亮了一晚上的燈。他一邊敲著桌面，一邊拿起筆來，在紙上寫下“嚴黨”、“李黨”兩個名稱，在嚴嵩名字后面寫上了趙文華，在李黨后面添了一個張經，又準備加一個徐階，想了想另將徐階劃入了“徐黨”之中。

    蘇州現在這個局面，已經不再是織染太監和百姓的矛盾，而逐漸要變成朝廷各方角力了。

    一本寫滿了江南豪族與當朝首輔勾結貪墨的賬冊，將引起怎樣的巨震，陳惇可以預見。但他不能預見的是，這東西現世之后，嘉靖帝是否有任何懲治嚴黨的決心

    嘉靖帝能違背祖訓，在蘇州開征商稅，顯然是內帑用費已貧，無法供給他修邊墻、修宮室，當他知道首輔嚴嵩居然能貪墨數百萬甚至上千萬的雪花銀，他又該會怎么憤怒呢？可是話說回來，嚴嵩貪墨的事，難道皇帝真的一點都沒有覺察嗎？

    其實，只要搞清楚一個問題就夠了，那就是替皇帝著想的人活的長還是替百姓著想的人活的長。無數史實告訴我們，還是前者活的長一點。

    嚴嵩在位這么多年，搞得國事稠溏，烏煙瘴氣，無數百姓無數官員恨他恨得咬牙切齒。但他還兀自巋然不動，原因很簡單，因為他在給嘉靖帝背鍋。國庫空虛，官員貪腐，人民生活痛苦，誰的錯，都是嚴嵩的錯，你肯定不能罵皇帝啊。殺岳飛是宋高宗下的令，為啥跪的就秦檜和他老婆？嚴嵩也很清楚自己該干嘛，所以背了這么年鍋。

    皇帝要用他遮風擋雨，要用他對付百官，關鍵是他還那么好用，嘉靖帝舍得殺他嗎？

    答案是舍得的，只不過要在他利用價值都榨干，已經到了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時候。所以現在并不是那個時機。那賬目的現世，就不能成為扳倒嚴黨的工具。

    張經將賬目交上去，也許會引得嘉靖帝大怒，會罷斥嚴黨的官員，會痛罵嚴嵩，會安撫張經，提拔李黨的官員，但嚴嵩還會在首輔的位置上，牢牢坐著，屁股都不會挪一下。

    所以這一局，李黨大獲全勝，嚴黨大受打擊，但很快就從打擊中恢復，暗暗積蓄反擊的力量，將來予以李黨致命一擊。

    那這成了什么了，這不還是政治傾軋嗎？

    這是政治上的后遺癥，經濟上，興盛昌最有可能的結局就是被肢解，被瓜分，被內廷和外廷肢解，被日升隆瓜分。晉黨很快就越過長江以南，沒有了淮商、海商的阻擋，他們的手伸地更加肆無忌憚。陳惇對江南商人沒有什么好感，然而他對晉商更沒有好感。因為如果說陸執章這樣的江南商人的發家史不過是“掠之于民”，那晉商的發家史就幾乎可謂是變賣國家利益了。

    因為這幫晉商當初能膨脹，就是在邊城走私鹽鐵，開始不過是開中取鹽，后來為了攫取厚利，不顧國家的禁令，大肆走私糧食、鹽鐵，甚至走私火藥火器對象也從蒙古韃靼變成了后金女真，讓朝廷的封鎖令變成一紙空文。更可惡的是，他們基本壟斷了大明的軍需供給，能想象和后金的對戰中，火器打不著，火銃炸膛，然后棉服棉被都劣質過甚，無法御寒，一天之內竟使幾十名士兵凍死嗎？

    說來說去，大家都不是啥好鳥，陳惇投筆而起，推開了窗子但這又是現在解決不了的問題，現在最可怕的后遺癥是，嘉靖帝缺錢，當發現掠之于民遭到了百姓反抗，而商人財富集中又不能反抗的時候，他就會認為，商人的錢可解燃眉之急而不用擔心商人能鬧翻了天。

    所以病態的地方就在，商人在百姓身上掠奪財富，而朝廷從商人身上掠奪。朝廷不給張經一點軍費，只要他自己去籌措，張經要對老百姓征稅，但老百姓的錢財來的緩慢，只能選擇財富集中的大戶商人。他征了稅之后，大戶肯定不干，于是要聯手把他趕走。但若是新下來一個總督，也要為了軍費而掠之于商，于是又開始重復老路，這不由得讓人發問，錢都到哪兒去了呢？

    要是從商人的角度看，資本主義萌芽好不容易積累一點，又遭到暴風驟雨的襲擊。而江浙的工商業、紡織業，一應市場遭到了重創，又有誰去培養呢？

    陳惇此時還沒有意識到自己已經成了緊握著最后一張王牌的荷官，他的一念決策就可以左右兩方的命運然而他對這張牌的歸屬，也沒有做好打算。

    一夜未睡的陳惇早早就出了門，冬日的蘇州城旬月都在被陰云籠罩，街市上好不容易找到一家正在營業的包子鋪，那店主還如同受驚了的老鼠一般，聽到一點響動就不由自主想要收攤。

    “店家，再來一籠包子。”陳惇道：“晚上街上搜捕盜賊，你是嚇怕了吧？”

    “可不是嘛，”這店主道：“不是說張總督的兵開過來，咱們蘇州就太平了嗎，殺了六七十個人還不夠，為啥還要滿城搜檢犯人呢？”

    “不是犯人，是盜賊。”陳惇道：“昨晚上有人偷了張總督的東西，還縱火燒了府衙。”

    這店家嘖嘖兩聲，也不知道心里又在腹誹什么，一出門來卻又和對面匆匆走來的人撞在了一起，兩人都哎呦了一聲。

    “徐五爺，”這店家道：“好些日子沒見了，怎么，德隆酒樓這幾日便能開張了吧？”

    “開張？”徐五牙縫里飛出幾個字來：“關門了，不僅關門……老板要賣了酒樓，回揚州老家去，說揚州比咱們這地方好千倍萬倍，最起碼、不擔心太監收稅，也不擔心被人搶劫！”

    陳惇又往嘴里塞了個包子，就見徐五坐在他對面，一泡鼻涕一泡眼淚地回憶當日暴亂的時候，“當天下午亂起來，我還湊熱鬧往街上去看呢，就見那群天殺的，一窩蜂沖到店里搬東西，伙計阻攔，被打成重傷，店鋪也被砸了個稀巴爛……我往那柴房里一躲，才算撿了一條命。我怎么跟老板交代？他還囑咐我要看好店呢。”

    “……憑你的手藝，”店家也陪著他鞠了一把同情淚：“總也有大酒樓肯要你吧？”

    “蒸個面點的手藝！”徐五啐了一聲：“您看看這一條街上，十個酒樓七個關了，亂起來的時候哪個不被砸地一塌糊涂？老板跑路才是對的，他們典賣了酒樓，到哪兒不能再開，在蘇州開什么開！”

    “也不至于吧，”陳惇忍不住插話道：“現在市面不是恢復了穩定了嗎？治安也有序了，還怕什么？”

    “怕什么，什么都怕！”徐五道：“鬼知道哪一天會不會又來一群死太監，那還做什么生意！我們老板都說了，折騰了三十年，酒樓開得蒸蒸日上一派興旺又如何，一夕之間不是都沒啦！還不如留著錢買房置地，這個最踏實，最實在，最騙不了人！”

    “可不是嘛，”店家也在一旁幫腔道：“我聽說好多織商大戶，也都不做紡織了，都要變賣織機，買房置地呢。聽說朝廷要問罪他們，現在才知道回去當個衣食無憂的田舍翁是多好的事兒了，當初掙了錢全都投到紡織廠里去，現在不就抓了瞎？”

    “像這樣的折騰，誰禁得起！”徐五郁卒地捶胸道。

    陳惇聽不下去了，他看著陰沉沉的天空，心道這一場事變刺激了許多人，暴露了許多問題。比如在中國古代無論哪朝哪代，幾乎都是沒有物權法的。財產所有權說變就變，為了保護自己的財產，人們自然會把資金轉變成固定財產。沒有物權自由，沒有資金自由，市場發展也只能是癡人說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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