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改革的意義，在于選何種才和選才方式。

    更在于主要從哪個群體選才。

    常言道，得人才者得天下，選中的人才能否為皇帝所用，或者說只為皇帝所用，這關(guān)系到帝位的穩(wěn)固。

    從世家豪族選才，不可能真心為皇帝所用。

    因為他們從一出生就打上了家族的烙印，自始至終就不曾真正忠于皇帝，更不會真正忠于國家。

    他們在面臨抉擇的時候，首先考慮的，肯定是家族的利益。

    當然，不是說寒門和貧家子弟就能不顧及自家的利益。

    而說的是寒門和貧家子弟他們生來就沒有靠山，就沒有家族的牽絆。

    他們只有一個靠山，那就是皇帝。

    所以說，科舉改革在李沐心中，非常重要。

    比后世的國考重要多了。

    因為它選的不是普通公務(wù)員，而是真正進入朝堂的儲備人才。

    都說培養(yǎng)一個官不容易，那培養(yǎng)一個重臣，就更不容易了。

    從外放縣令至州府，牧守一方，再位列朝堂，入內(nèi)閣，這時間沒有十七、年，恐怕難以勝任。

    而武臣就更夸張了，如果說低層軍官，象隊率、伙長還可以選拔方式擇優(yōu)取之。

    那校尉、郎將以上的軍官，不率軍隊去殺個幾百、幾千人，誰敢讓他獨領(lǐng)一軍？

    常言道，沒殺過人的將軍，就是個紙糊的將軍，就是又一個趙括。

    問題是，世道漸漸太平，哪有那么多的人去供他們殺？

    科舉改革分為文科、武舉。

    文科考三類：明經(jīng)、明算、時政。

    武舉也考三類：軍技、兵法、戰(zhàn)略。

    李沐頒布詔書，新舊劃斷，從科舉制度改革起始，大唐各縣主官、軍隊郎將、校尉、隊率之職皆須從科舉進士中選用，同時廢止舉薦、門蔭制度。

    也就是說，官員的世襲、門蔭、舉薦制，被徹底打破。李沐留了一絲縫隙，就是各縣縣丞、縣尉之類的輔職，可供官員們安置子侄之用，這也是為了緩和既得利益團體的情緒，同時也為了舊政新政之間的過渡。

    將門的世襲，也形如空置，好在李沐總算給將門也留了一絲顏面，隊率以下還有更低級軍官，那就是伙長和什長的職位。也就是說，將門還有這兩個位置可供家中子侄安置。

    這種留白，是極具意義的。

    它最大程度地化解了皇帝與臣子之間的矛盾，使得雙方都保留了顏面，彼此之間不會太過猙獰。

    先不說普通人家選拔的子弟，遠沒有將門子弟那種耳聞目染的覺悟，加上生活條件的巨大差異，往往在什長、伙長的任用上，將門子弟確實先天就勝于普通人家子弟。

    而文科就更加不堪比較了，官宦人家和世家豪族掌握著天下最大部分的書籍。

    紙貴、書更貴。

    尋常人家負擔不起書籍和紙張的耗費，這才是世家掌控天下人才的真正原因。

    這種差距在很長的時間里不可能被消除。

    但文科、武舉從制度上，給了天下人才一個公平較量的平臺。

    所以，朝野上下，從開始的震驚中，慢慢就平和下來了。

    他們都認為，尋常人家的子弟，不管文科、武舉都不在一個起跑線上。

    對將門、官宦無法造成真正的威脅。

    在他們看來，皇帝此舉只不過是在做秀，收買人心。

    科舉制度于是被順利地推行下去。

    。

    “已經(jīng)三天了，陛下召見孔穎達和國子監(jiān)眾學士，不知意欲何為？”

    政事堂內(nèi)，內(nèi)閣大臣、刑部尚書劉德威嘟噥道。

    房玄齡一副事不關(guān)己的死板臉。

    從李沐登基之后，他便是如此了，除了恪守本份外，他更多時候，就是這一副樣子。

    唯一一次例外，就是李世民發(fā)動宮變那晚，房玄齡做出了他的選擇。

    可也正因為這次選擇，房玄齡失去了原本在擁戴李世民的那批舊臣中，超然的地位。

    房玄齡現(xiàn)在的處境很尷尬，左右不是，左右不適。

    所以，他雖然身為內(nèi)閣首輔，但很多時候，都不表示意見。

    兵部尚書劉弘基翻著白眼道：“咱們的陛下總是天馬行空，標新立異。還能做什么？老夫想啊，陛下無非是想對科舉改革作些變動唄。”

    吏部尚書唐儉搖搖頭道：“依老夫看，不見得吧。陛下若要對科舉制度做出改動，又怎會不召集我等，只傳召孔尚書和眾學士呢？”

    劉弘基陰陽怪氣地說道：“那可說不準，誰叫咱們幾人是新歸附的呢，不象有些人，仗著姻親裙帶之功，竟入了內(nèi)閣，與咱們平起平坐了。”

    這話指向太明了，戶部尚書韓瑗大怒道：“劉弘基，你欺人太甚。”

    劉弘基懟道：“老夫的話雖然不中聽，但說得是事實，對著陛下老夫也敢這么講。韓瑗，對于令尊，老夫還是欽佩的，可你一個區(qū)區(qū)戶部侍郎，竟一躍入了內(nèi)閣，其中緣故，不言自明。”

    可憐韓瑗一個文弱書生，雖然已經(jīng)年近不惑，可從小到大都是在順境中泡大的，哪有這種言語針鋒相對的經(jīng)驗。

    一時間，氣得臉色赤紅，手指著劉弘基連話都說不出來。

    這就是差距。

    人老成精，劉弘基罵人不吐臟字，而且在話中首先避去了對皇帝的不敬，甚至將韓瑗父親韓仲良也擇了出去，就是針對韓瑗。

    就算韓瑗將原話向李沐告狀，劉弘基也沒有什么錯處，甚至劉弘基還能辯解成替韓仲良管教韓瑗，因為劉弘基與韓仲良是一輩的同僚。

    這就是斯文人罵人的藝術(shù)。

    房玄齡開口了，他打圓場，“都是同殿為臣的同僚，何必出惡言相誅。陛下自有陛下的打算，我等為臣者，又何須私下妄加揣測，還是靜待陛下詔令便是。”

    首輔既然開口了，韓瑗、劉弘基也就耐住了性子。

    劉弘基也不再針對韓瑗，只是嘴巴里還在嘀咕，“科舉制從前隋就有，至今推行了數(shù)十年，也不見有何成效。再者說了，這天下尋常百姓家的孩子，連字都不識幾個，怎能參加科舉？想來此舉不過是沽名釣譽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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