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心而論，古代的漢族人雖然講究“身體發膚，受之父母，豈敢毀棄”，但并沒有后來那般迂腐不化。

    早在三國時期，就有神醫華佗借助“麻沸散”的功效，給病人破腹切除囊腫的記載，見于漢書華佗傳：“若疾發于內，針藥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刳破腹背，抽割積聚。”

    但隨著時間推移，醫書當中醫生為病人動刀破創的記錄便逐漸減少，到了明清時期，這項記錄已幾近絕跡等到了近代，替病人施展手術基本上成了西醫的專利，不得不令人扼腕興嘆。

    迂腐頑固的理學利用身體發膚的教條，n了中醫學當中手術技術的發展，使醫生們不再雷厲風行地破腹割腫，切除病灶。

    轉而研究如何用藥湯的方式治療體內已經嚴重病變的囊腫。中藥本就藥效緩藥力又推崇這種治標不治本的操作，如何能醫治成功？

    此外，理學還n了中醫學診斷病灶“望聞問切”的看診四法。

    所謂“望”，是近距離觀察病人氣色神態，有無盜汗體虛的外癥，體表有無明顯病變“聞”是近距離嗅聞病人的體味，觀測其嘔吐排泄物有無異常“問”是聽病人主動訴說病情“切”是觸摸病人體表，感應其心率體溫的變化。

    結果理學與禮教一來，好好的“四法”變成了“一法半”，這“望”與“聞”是絕對別想了，不光女人不讓你望，不讓你聞，就連男人也不行，所謂“君子進退有矩”，醫生和病人離得太近，屬于失了矩，不莊重，不符合禮法的要求。

    而“切”法則被砍了一大半兒，無論男女，最多給你露半截胳膊，勉強能湊合號個脈，至于往病人衣服里伸手？醫生你想都別想。

    至于“問”又有多少病患能清楚得跟醫生講明白自己的病灶和癥狀呢？你又不是大夫！

    這直接導致近代中醫開始片面地重脈而不重表，大量的外在癥狀被主動忽視，從而導致誤診率大大上升別說是中醫了，即便是西醫，你光給他一個聽診器也絕對看不成病啊！

    中醫診斷方法被人為n以后，出現最大一個的變化，便是醫生們開的藥方開始模糊化，因為具體癥狀診斷不清楚嘛。

    所以這一副方子，往往里邊既有解表清熱的，也有除風驅邪的，還有清淤化堵的，反正這幾味藥里邊應該有對你病癥的，所以你先拿回去吃吃看，如果不管用，拿回來再換幾味藥。

    殊不知這樣做是與中醫最核心基本理論相違背的。說到這里，不得不提一下現代人對中西醫理論的一大誤區。

    總有人習慣性地把中醫與西醫放到一起對比，認為中醫不但在診斷病灶的方法方面，即傳統的“望聞問切”四法，其準確度比不上西醫的驗血拍片而且用藥之后，在藥物生效速度方面，中醫也遠不如西醫，便認為中醫已經落伍了，看病還得靠西醫，中醫最多只能在身體保健上起點兒作用。

    實際上，中醫與西醫從發展理論上就有很大分歧，中醫講究把病根兒消滅在萌芽狀態，將疾病掐死在病癥尚未明顯之時，而西醫講究在病癥完全展開以后再對癥下藥。

    舉一個大家特別熟悉的歷史人物當例子，即扁鵲見蔡桓公中的蔡桓公。這個倒霉蛋不但最后枉丟了一條性命，還為此背了一條貶義成語“諱疾忌醫”在身上，時不時便要被后人拖出來當成反面典型。

    根據原文記載，起先扁鵲認為蔡桓公有疾病在皮膚表面，后來發現病灶轉移到肌膚之下，再后來進一步加深到身體內部的循環系統之中腸胃。

    可蔡桓公對扁鵲三次要求他就醫的忠告是個什么態度呢？他譏諷扁鵲“醫之好治不病以為功”，意思是說，我根本沒病，你扁鵲非說我有病，你不就想貪圖我的醫藥費么。所以對扁鵲的接連忠告置若罔聞。

    到了第四回，扁鵲老遠看見蔡桓公，扭頭便跑了，這次蔡桓公反倒對扁鵲的異常舉動產生了興趣。

    他專門找人去問扁鵲，扁鵲回答說“前幾天大王的病灶在皮膚表面，洗個熱水澡，貼幾副膏藥便能治愈。等病灶轉移到肌肉里，我可以用針灸的方式進行治療。等加深到身體內部消化循環系統之中時，這時大王的病癥已經很棘手了，不過好在消化循環系統是個半封閉系統，病灶擴散速度受到一定n，我還有喝藥湯這最后一招。今天我看見大王的病灶已經深入骨髓，要不了幾天，病灶就會隨著淋巴循環系統遍布全身，我實在沒招了。回去告訴你家大王，抓緊料理后事，不然便來不及了。”

    然后扁鵲就急急忙忙地走了，蔡桓公自然沒當一回事兒，哈哈一笑便拋之腦后。

    結果又過了五天居五日，蔡桓公感覺到渾身上下到處都疼，嚇壞了，這時才急忙派人尋找扁鵲，卻發現扁鵲早跑到外國去了。

    蔡桓公纏綿病榻了一段時間，各種藥湯吃了無數，可病情一點兒起色都沒有，最后一命嗚呼了。

    在蔡桓公身體疼痛，想起來要找扁鵲救命的時候，已距離扁鵲最開始要求給桓公治病的日子，過去了整整三十五天！

    甚至早在蔡桓公表現出身體疼痛這一癥狀的前五天，扁鵲就明確向旁人表示，蔡桓公此時已經無藥可救。

    可見即便扁鵲這種戰國第一神醫，也認為這病人的身體如果開始表現出強烈的不適癥狀，用常規的中醫治療方法已經是緩不應急，此刻病人能不能治愈，要看閻王的意思了司命之所屬。但即便蔡桓公的身體開始疼痛，其實也有方法可以治療。

    原文中用了“桓侯遂死”這一說法。在古文當中，“遂”字除了表示上下文有時間承接關系，還表示前后兩件事之間隔了一段時間，至少是十幾二十天的概念。

    比如觸龍說趙太后中的“遂約車馬，使于齊”。出使齊國的趙國公子長安君是太后最寵愛的小兒子，而且長安君這趟出使，并非一般的外交活動，而是去齊國當人質的，兩三年都不見得能從齊國回來。

    所以趙太后肯定要多給長安君準備行裝、錢財、使喚仆人，尤其是錢財更要多帶。等到了齊國，長安君人生地不熟，多多使用錢財結交齊國權貴才不會受苦，所以打點行裝耗費的時間絕對不短，少說也得十天開外。

    可見“桓侯遂死”，實際上“遂”了很長一段時間。而蔡桓公纏綿病榻的這段時間，恰恰屬于西醫重點研究攻關的領域。

    如果當時能有抗生素，沒準給桓公吊上幾個瓶子，他這條命就保住了所以，僅拿患者開始體痛之后的時間段的治療效果，來評價中西醫的優劣，明顯有失公允。

    如果沒有工作單位年年免費體檢的福利，又有幾個人是不發燒不體痛，就主動定期去醫院檢查身體接受診治的呢？

    可見現在絕大多數人都是蔡桓公，就不要“大哥笑話二哥”了吧。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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