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官員的基本工資的話，唐宋無疑是最優(yōu)厚的，特別是宋朝。
因為相比較而言，宋朝的經(jīng)濟是最發(fā)達的，在中國歷史上獨樹一幟，達到了巔峰。
所以朝廷最有錢，文官系統(tǒng)也最發(fā)達，自然而然，掌權(quán)的文人士大夫們不會在薪資上太過虧待自己，肯定是想盡辦法給自己謀福利啦。
畢竟與皇帝共天下嘛，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皇帝的，自然也是他們的。
與這兩個朝代相比，明清兩代的官俸就顯得最為微薄了，在人們的印象里，明清兩朝的官員們，生活都是十分清貧的，平日里只能以粗茶淡飯度日。
比如海瑞，因為給母親祝壽而買了兩斤肉，結(jié)果居然震驚了整個朝野，成為了當時娛樂新聞的頭版頭條，上了熱搜。
包括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顧炎武都曾經(jīng)感嘆“自古百官俸祿之薄，未有如此者”。
顧炎武的這一觀點影響很大，后世幾乎所有研究明史的人都有類似的觀點。
明代官員很窮，貪污是低薪制導(dǎo)致的，窮是“當貪官的理由”。
而事實上，明代的俸祿是洪武二十五年開國太祖朱元璋定下來的，后來成為有明一代的定例。
可事實真的是這樣嗎？
難道朱元璋在制定工資標準的時候，不會給他手下的官員基本的生活費？
這既不合情理，顯然也不可能，而且朱元璋也認為，他給官員的工資是夠他們養(yǎng)家糊口的，甚至可以算是優(yōu)厚的。
這就產(chǎn)生了歷史的吊詭：一邊是官吏們喊工資低，而另一邊朱元璋則說工資已經(jīng)夠高了，你們?nèi)粼儇澪郏綍r候殺頭抄家可別怪我狠。
那么，大家可能會產(chǎn)生一個疑問，明朝的工資標準真的很低嗎，較之兩方誰的說法更可信呢
作者菌也一樣，曾產(chǎn)生過同樣的疑問，甚至還專門查過資料，可以給大家簡單的解釋一下，咱們先來看看這位朱重八同志的理由吧。
歷史上，在洪武二十五年八月，這位了不起的朱重同志頒布了一份反腐教材，叫做醒貪簡要錄。
這份教材詳細記載了朱重八同志制定官吏工資標準的理論依據(jù)。
明代正一品官員的俸祿是每月支米87石，一年1044石。
明代的一石米大約是現(xiàn)在的155市斤，按現(xiàn)在一斤米值2元錢算，年薪大概是32萬元。
在明代，正一品官員相當于現(xiàn)在的總理副總理一級，一個大國總理，年薪32萬元不能算高。
但是，醒貪簡要錄的算法卻讓我們震驚，讓我們感覺到這份工資其實并不低。
原因是這樣的，按照朱重八同志的邏輯，米來自稻谷，加工1044石米需要2620石稻谷。
而要生產(chǎn)2620石的稻谷，則需要用田873畝，種田需要耕牛，按一頭牛耕地50畝計算，需用牛17頭。
田間勞作方面的人力花費，按一個人種田15畝計算，需要57個人耕種。
收割之后，農(nóng)夫挑一擔未脫粒的稻禾只能出4斗稻谷，所以1044石米需要6550挑。
如果從田里把稻禾挑到打谷場是一里路，再回去挑也要走一里路，那么來回就是2里路，這樣算下來為了挑擔就得走13100里。
因此，正一品官員俸祿每月87石米看起來似乎不多，但為了這份俸祿，老百姓卻不知要花費多少勞力和辛苦。
光是挑擔就是一個萬里長征的路程，你能說這份工資少嗎“如此筋骨勞苦，方得許多糧米�！�
于是朱重八同志反問道，“為官者既受朝廷重祿，尚無饜足，不肯為民造福，專一貪贓壞法，亡家果可怨乎”
由此可知，朱重八同志在制定官吏工資標準時并沒有讓官吏空著肚子干革命的意思。
相反，他認為官員“若將所得俸祿養(yǎng)家，盡自有余”。
以七品縣令的工資標準而論，月薪是7.5石大米，年薪只有90石，與一品官員的月薪差許多。
但按照醒貪簡要錄的算法，也需要70多畝地、5個農(nóng)民專門為之生產(chǎn)，光是挑那些稻禾就需要走1000多里地，所以，很難說這個工資標準低得讓人無法接受。
若按照現(xiàn)代經(jīng)濟學的評價方式，一般可以用恩格爾系數(shù)來評價一個人的生活水準，系數(shù)20者為極度富裕、系數(shù)2040的為富裕。
照明清時代的通常說法，一個人吃飯每天需米一升，每月需米三斗。
中國古代的家庭人口數(shù)據(jù)則顯示，每戶平均是45人。
縣令月薪7.5石米，假如其一家是5口人，那么吃飯每月需米不過1.5石，僅占月薪的20。
米是主食，假定其他食物花費與米的價值相同或稍低，那么，按恩格爾系數(shù)計算，工資可以使縣令一家處在系數(shù)40的水準，因此他雖然算不上極度富裕，至少也應(yīng)該處在富裕水平。
這么看來，朱重八同志當時制定的官吏工資標準絕不像顧炎武等人所說低得讓人無法接受，反而算得上是“重祿”了。
但是，明代官員生活拮據(jù)似乎又是事實，這里面的原因到底在哪里呢？
很簡單，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俸祿標準執(zhí)行不到位、物價上漲等等，但最根本的原因還不是這些。
是在于中國古代的家庭制度，特別是妻妾制度，咱們就以大清官海瑞為例。
海瑞任淳安縣令一職的時候，工資經(jīng)七折八扣，實際領(lǐng)到的是12石大米、27.49兩銀子和360貫鈔。
需要說明一下，鈔是明代發(fā)行的紙幣，不過很不值錢，發(fā)行當年就貶值了，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只能拿來擦屁股，還臟手。
所以僅以12石大米、27.49兩銀子來計算，它能不能使一個五口之家過上相對來說還過得去的日子呢
明清時代的社會經(jīng)濟史研究表明，當時普通百姓五口之家每年如果有30兩銀子，日子已經(jīng)可以過得不錯了。
有學者曾推算過清代江南人的年生活費支出，大致情況如下：
1.每年每戶日常生活所需口糧為15石18石。
2.副食，全年每戶支出約銀7兩。
3.全年每家用布支出約銀3兩。
4.燃料每年支出約銀3兩。
這樣，全年生活費支出為銀30兩左右。
以海瑞的年薪，一家的生活不應(yīng)該出現(xiàn)困難。
那么，為什么海瑞連兩斤肉都買不起，好不容易在母親過生日時省吃儉用買兩斤，還引起轟動呢？
原因主要在于：海瑞家人口多，與老百姓一家五口沒法比。
因為海瑞在淳安的時候，除了老母、妻子之外，還有兩三個女兒、兩個兒子，加上家仆、婢女，可能還有奶媽，總共有十來口人。
十來口人用這些工資，生活就不免有些拮據(jù)了。
因此，明代官員哭窮的真正原因不是因為工資低，而是因為家口龐大。
海瑞的家庭結(jié)構(gòu)已經(jīng)算是非常簡單的，生活標準也不算高，但已顯得捉襟見肘了，至于其他官員就可想而知了。
明清時代官員工資顯得低的另一個原因則是娶妾制度。
海瑞75歲去世的時候，身邊有兩個小妾。
明清時代納一個小妾不會少于百兩銀子。
這大概也是海瑞身居二品官員而死時沒有多少銀子的原因，否則憑工資和他相對節(jié)儉的生活，是不應(yīng)該如此的。
由上可知，所謂明清時代官吏工資過低，實際上是相對于官員龐大的家口以及娶妾等家庭問題才顯示出來的。
包括還有和同僚間的吃喝應(yīng)酬，這些都未考慮進去，國家支付官吏工資，并沒有理由連官員娶妾的錢都支付。
據(jù)說現(xiàn)下被查出的貪官95包二奶、三奶，本來他們已經(jīng)可以“工資基本不用”，之所以還要貪污，顯然也不是因為工資太低，而是相對于包二奶、三奶的大筆費用工資才顯出不夠用的。
現(xiàn)實如此，歷史亦然。
另外，我們還要考慮一個因素，即官吏生活大多奢侈，國家好像也沒有理由要為此埋單。
官吏不能像老百姓一樣生活，那是他們的事，至于因生活標準過高而工資不夠，如果這也能成為“當貪官的理由”的話，那么“理由”永遠是存在的。
………………
包括清代也一樣，清代官員名義上的官俸同樣很低，一個七品知縣的年奉只有45兩白銀，合人民幣4500元。
按照先前的算法，這點錢養(yǎng)活自己都很困難，遑論官員還有一大家子人。
所以清朝官員并不是僅靠俸祿生活，他們的主要收入來自俸祿以外，可能那點俸祿還不如他們實際收入的零頭，只能算幾個鋼镚而已。
比如晚清時，有一個叫李慈銘的官員有寫日記的習慣，他的日記叫越縵堂日記，其中也記錄了他家的日常收支情況。
光緒十三年，李慈銘獲授戶部郎中一職。
清朝時的堂官都設(shè)滿漢兩席，滿人為正，漢人為副，實權(quán)在滿人手里，所以李慈銘并無實權(quán)，只是落了個閑職。
因為清閑，他平時不去衙門，只是年終考核時去應(yīng)付一下。
日記顯示，李慈銘的年奉是135兩白銀和1200斤小米。
這些錢約合人民幣13500元，月均僅1000元左右，以如今的標準來看，根本養(yǎng)不活一家子人。
可是日記又反映出他年支出2000多兩白銀，合人民幣20多萬元，這么多錢是從哪兒來的呢
原來李慈銘在俸祿外，還有禮品、束修、印結(jié)、饋贈四項收入。
禮品主要是下屬友人贈送的茶葉、煙草、果品、地方土特產(chǎn)等實物。
束修是他在書院學堂講學的兼職收入。
清代時，地方人等到京城各大衙門辦事，要請擔任京官的同鄉(xiāng)證明其出具的材料屬實，為此需要這位同鄉(xiāng)出一份蓋了章的保結(jié)文書，稱為印結(jié)，這樣可以得到一筆錢，稱為印結(jié)銀。
這筆錢由衙門統(tǒng)籌，每月分發(fā)給官員們，按慣例，地方官進京時要給京官送錢物，冬季稱為碳敬，夏季稱為冰敬，其他季節(jié)稱別敬，這就是饋贈。
李慈銘的日記顯示，這四項收入達2861.2兩白銀，收到的實物還不算在內(nèi)，而他的俸祿只有這四項收入的二十分之一。
有了這些錢，李慈銘在京城租了大宅院，納了小妾，平日的生活就是宴飲聽戲，好不逍遙，而他還只是一個沒有實權(quán)的中級官僚，一個平時班都不用上的閑官。
而且鑒于明代俸祿實在太低，貪官層出不窮的緣故，朝廷對高級官員，除了俸祿外，還有其他補貼。
晚清時，侍郎一級的官員，雖然基本工資只有200多兩白銀，可是僅“飯補”，也就是誤餐費一項就有兩三萬兩之多，合人民幣兩三百萬，可見其收入之高。
除此之外，由于地方官員缺少京官那種撈錢的便利，朝廷為了避免他們搜刮當?shù)兀驮谫旱撘酝�，另外發(fā)放“養(yǎng)廉銀”，目的是高薪養(yǎng)廉。
“養(yǎng)廉銀”高達俸祿的百倍甚至數(shù)百倍。
比如總督的奉銀不過180兩，可是“養(yǎng)廉銀”多達15000兩，有些甚至達30000兩。
即使一個七品知縣，他的俸祿加“養(yǎng)廉銀”也比同品級的京官俸祿高八倍。
再加上當時因為引進了玉米番薯等農(nóng)作物，糧食的價格已經(jīng)很低了，所以清代的物價水平遠低于如今。
當時一戶百姓家庭如果能年入幾十兩白銀，就是非常殷實的人家了，官員的巨額收入對他們來說就是天文數(shù)字。
其實在清朝的消費水平下，官員僅憑基本俸祿就能過上很好的生活，可是官員們并不滿足于此，他們追求鮮衣怒馬、妻妾成群的奢華生活，對于他們來說，如果不是這樣，做官還有什么意義呢？
比如那位李慈銘郎中，他住著豪宅、養(yǎng)著姬妾、雇著傭人，可是從他的日記中反映出，他家一年的基本生活用度不過200多兩。
然而他的實際花費卻超過2000兩，可見他把大量錢財用于其他奢靡享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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