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如凌蒙初的《譚曲雜札》中所評:紅梨花一記，……大是當家手，佳思佳句，直逼元人處，非近來數家所能。
當然了，需要說明的是，《紅梨記》在故事情節上固有承襲前人之，但進一步在細節的構思安排又能展透新意且力求合于情理，甚有超越前人所作之勢。
此外就是《贈書記》了，這部作品可以說是改裝易性。
因為《贈書記》一劇搬演談塵與賈巫云的姻緣情事;談塵在父亡之后為其宿敵所陷，家財遭沒、流配邊塞，逃難途中為巫云褓母所助，留居賈府花園空屋。
談塵偶得兵書一卷，愛不釋手，巫云得知此事遂由褓母以書慷慨相贈。
其后因官兵緝拿甚緊，談塵不得不喬扮女裝，攜帶兵書而逃，匿入庵院為尼。
另一方面巫云在父母雙亡之后，遭惡叔窺奪家產，逼之入宮;巫云只得改扮男裝而逃。
改裝易性的生旦二人之后經歷了連串波折離奇的遭遇。
談塵為尼期間恰逢司禮監太監費有奉旨赴民間招選容貌宮女，巧扮女裝的談塵竟因容貌出眾為村老算計獻出。
費有因惜其文采，遂收之為義女。
而異妝逃難的巫云途遇淮陽刺使傅子虛認其為子，并改名傅賈，其后并隨從義父貶征滇南，圍剿女寇。
巫云以不讓須眉的英姿擒拿女寇立下戰功，因受朝廷封賞，且以費有之女嫁之。
巫云與談塵與此時再度相逢，唯二人因不曾會面而未能辨識對方容貌，更不知對方真實身份性別。
二人在為難失措的情況之下，幸賴昔日巫云贈與談塵的一本兵書而能萌生疑惑之心。
而經過進一步確認方知原為誤會一樁，原為荒唐錯配，雙重誤會的覆迭卻恰巧產生出正面的結果，最終生旦結合，歡喜收場。
男子奉旨平亂，女子獲選入宮，在傳奇劇本中皆是經常用來作為試驗磨練生旦的情節類型。
然《贈書記》中因為安排了女妝避緝與男妝避選兩段特殊的關鍵事件。
在此之后的劇情搬演生旦分別必須易改容裝出現，遭遇的情事也因為性別身份的顛倒而與一般生旦角色有著殊異的內容。
這樣的劇情安排固然多少令人在可信度與可行性之上有所質疑。
但參照同樣具有改裝易性情節的梁山伯與祝英臺故事，讀者或觀眾不一定在細節部分處處尋求合理解釋，鮮明的思想旨趣與藝術趣味才是吸引欣賞者的關鍵。
因此梁山伯與祝英臺能夠因為真摯動人的情感表現說服欣賞者感情的認同而不拘泥于非關鍵的細節之處。
談塵與賈巫云的易妝改性錯配成真劇情，帶給觀眾不一樣的觀劇趣味與心情感受，自然也成為這部戲獨特的戲劇效果。
至于《殺狗記》的話，更是殺狗勸夫，神靈相助。
如果大家了解的話，就可以發現，在《殺狗記》一劇中，孫華的妻妾見丈夫與喬人柳胡二氏相交游樂日耽酒色，且誤信其詐言逐弟孫榮出門，因而憂心慨嘆不已。
旦貼二人或者苦言相勸，或者請托長者相助諫言，皆無法動搖孫華執迷偏見。
于是相謀設計，趁夫醉歸之夜，殺狗且披之以衣冠，置于后門。
。
楊氏苦心感動神靈，土地公因此顯靈相助，以為人狗既不相同，孫華豈不認得。
于是幻化狗尸趨近人形，令二人所見，以助孫華妻妾勸醒丈夫之心愿。
孫華歸來誤觸狗尸以為人也，為脫殺人嫌疑求助二喬人，二人竟反目不睬。
孫華驚惶失措之際不得不聽從妻子所勸，尋求弟弟孫榮的協助，方才醒悟明識惡友與賢弟之別。
殺狗勸夫故事宋時已見于南戲，元代雜劇亦見相同故事的搬演，說來已非一原創新劇。
而戲曲學者一般認為由四折雜劇擴張翻寫成傳奇的戲曲多半犯有冗長蕪蔓之弊。
然這樣的評論不一定適用于所有的情況，傳奇劇本因為長幅體制容易犯下頭緒繁多劇情拖沓的缺失。
但另一面說來，只要鋪陳得當，傳奇劇作恰好可以將劇情發展與人物性格從容詳盡地加以交代完整，甚至擁有更多創意發揮的空間。
以《殺狗記》為例，其與元雜劇《楊氏女殺狗勸夫》取意相同，同樣以殺狗勸夫一事作為素材。
前者或者進一步增衍創造或是進行組織改寫，無論是情節關目或角色形象塑造多有創新發揮之處。
就買狗殺之、假扮人尸勸夫這段情事而言，其本身就具有相當強的戲劇張力。
《殺狗記》尚能兼顧情節發展之合理性，添加土地公顯靈相助，令狗尸幻化近似人形，將孫氏兄弟負狗埋尸卻未能明辨人犬之別的細節作出足以說服觀眾的處理。
雖然神仙道化之事牽涉迷信，然戲曲小說中每將人力難以辦到之事藉助鬼神之力，在主要事件與人物情感充分彰顯的情況下，虛幻情節的點綴穿插亦足以令人信服。
此出劇情的增添使情節發展更趨周全妥切，密合無縫。
令殺狗勸夫的情節段落不但特殊且甚合理，并添增戲劇本身的曲折有致。
還有就是《白兔記》，這出戲主要講的是獵兔遇母。
要知道的設計可視作一種文學寫作形式技巧，至于運用什么樣的情事內容來構成巧合的局面，這便是屬于情節內容構思的層面。
《白兔記》一劇中，劉知遠為兄嫂所逐離家之后夫婦就此長別，投效并州岳勛節度麾下，岳勛并以女兒繡英贅之為婿。
李三娘咬臍產下知遠之子后，其子不為兄嫂所容，甚至欲將嬰孩投入荷花池中溺斃，幸賴竇老相救將劉子送往并州知遠處;岳氏將咬臍郎視為己出善加撫育。
咬臍郎長成之后某日率眾出獵，為追趕負傷而逃的野兔，奔走而至沙陀村，恰遇井邊汲水潦倒婦人，其正為其生母李三娘，。
誠如前節所述，失散與相逢皆是明傳奇劇本常見關鍵情節類型，最末離散之人終得相聚是必然的結局，然而在逐漸聚合的過程中又往往仰賴各種機緣以令失散雙方在巧合的場面下順利相遇。
巧合手法之運用其目的正是在于一種戲劇效果的考慮。
人物相遇過程中若是不費吹灰之力平淡相逢，這樣的戲劇情節著實缺乏動人之處。
《白兔記》一劇同樣制造了甚為巧妙的機緣令失散多年的李三娘與咬臍郎在意外的情況下巧逢，藉由一只負傷而逃的獵兔的引領，咬臍郎追趕而至沙陀村，因此尋得生母。
六十種曲中藉由對象的流轉牽引著人物的離合糾葛者亦不在少數，以為人物相逢的契機則較為罕見，白兔彷佛奉承上天旨意而來，引領咬臍郎與母相遇。
母子相遇之后白兔隨即失去蹤跡，其出現在劇中正是為了貫串結合母子二人的意圖相當濃厚，此番湊巧的因緣際會更增添了劇情的新穎幻奇動人魅力。
以及《還魂記》的游園驚夢，不言而喻，湯顯祖的《還魂記》可以說是戲曲史上歷久彌新的經典巨作，后代肯定此劇的價值與成就分散在許多層面之中。
我們這里的話就其在關鍵情節設計上所展現的獨到創意來作討論。
怎么說呢，在關鍵情節的設計上，柳夢梅與杜麗娘于夢中相會定情一折幾乎可以說是本部戲曲最重要的核心情節。
正值二芳齡的杜麗娘某日前往后園游賞風景，見著百花盛開、聽得鶯燕嬌啼，于是驚醒牽動了少女的懷春之夢與郁郁幽情，困睡入夢之間，巧得花神相助安排，而與不相識的風流書生柳夢梅巧遇。
二人情投意合、一番**，麗娘醒后難忘夢中點滴情境，竟因此傷春成疾，花容殞落。
夢境在戲曲中的運用經常是作為預示即將發生之事的點綴功用，或者為具有啟示人生短暫變幻如夢之意圖。
同時《還魂記》一劇中則將生旦雙方的相遇安排在夢境之中，就杜麗娘的角色身份與生活形態而言，如何安排一個可能的場合制造家教嚴謹的閨女與外來書生相遇，夢境的設計在虛幻之中展透著些許的真實可信與奇特吸引力。
夢中的相遇除了是一段愛情的開展，在情節結構上亦擔任著關鍵的核心情節，成為整部戲劇情漸趨復雜糾纏的第一個戲劇**。
杜麗娘的因夢成病而亡，柳夢梅見到麗娘自繪真容的似曾相似，麗娘游園夢中與柳生相遇的情節設計無論在劇情結構或思想旨趣上都擔任著充分展現了重要的關鍵作用，亦成為最能凸顯該劇藝術價值的特殊情節段落之一。
包括《琵琶記》中的五娘受磨，可以說《琵琶記》一劇以五娘尋夫及蔡伯喈遭牛府逼婚兩情節線貫串全劇。
而在兩條主要情節線之上同時涵納了多種常見的情節類型，包括催試、逼婚、遇難受磨、獲救得助、離合聚散與尋親等情節單元，皆為構成該劇的關鍵情事。
然而《琵琶記》一劇卻能在相同的情節類型中運用細密深刻的構思設計，展現出與其他劇作不同的深度與創意。
其中趙五娘在蔡伯喈離家赴考之后承受的種種磨練成功地營造出一種堅忍勇敢、令人憐憫又敬佩的戲劇人物形象。
蔡伯喈與趙五娘成親甫二月即在父親的勸逼之下赴京趕考，期間流年不順，遭逢饑荒，五娘掛念夫婿前程之余尚須獨立扶持家計，辛苦張羅食物以照料年邁公婆，自己只得食糟糠維生。
婆婆不明媳婦苦心，甚至懷疑媳婦私藏佳膳，五娘滿腹委屈又得強吞米饃糠粃充饑，不免興起竟為糟糠之妻的慨嘆。
其后公婆相繼過世，五娘毫無錢資得以處理姑翁后事，無計可施之下竟選擇截斷一頭烏發沿街求賣以葬公公，竟仍無人出資相買。
后來幸賴張太公再度相救，才得以將公公后事收拾處理。
而雙親已葬，五娘決意上京尋夫，即使攜著公婆真容，以琵琶作為行頭，沿途彈唱行孝之曲，抄化而去;途中經歷風霜寒露，艱苦難捱。
對照因遭牛丞相逼婚而困留牛府的蔡伯喈，其固然亦有難言之苦，然終究不如其妻飽受磨難試煉的艱辛;牛府的安穩狀態與五娘的落魄遭遇形成強烈的對比。
再則就五娘受難的情事內容而言，無論是糟糠充饑、賣發葬親或行乞尋夫，都能與故事情節中所設計的社會環境與人物遭遇緊密相扣，細膩處理人物可能的情思感受及對應行為。
并據此創作出動人的情節內涵，亦充分達到戲劇效果，五娘幾段受難情節成為這部戲曲最關鍵也最動人之處。
還有就是如《幽閨記》中的曠野奇逢。
要知道六十種曲中戰爭亂事的安排多為延展磨難與分離的局面而立，《幽閨記》一劇卻反用戰亂場景進而制造了角色人物的相遇。
金朝番兵入侵，王室南遷汴梁，百姓亦隨之遷居避難。
行人之中有書生蔣士隆瑞蓮兄妹在逃難途中不慎離散，王尚書之女王瑞蘭與其母亦于混亂中走失。
士隆兄妹與王氏母女雙方互尋至親之際，因二女名字音近，彼此誤認聲跡而行，竟成瑞蘭巧遇士隆，瑞蓮與王母相逢的局面。
倉皇混亂之中，遂得互伴而行，彼此照應。
之后相互依賴而漸生情愫的蔣士隆與王瑞蘭在旅邸店主的勸說之下，二人結為夫婦。
瑞蓮亦因緣際會成為王尚書夫婦之義女，兩家人物因此織造出緊密錯綜的關系網，各種劇情的發展便從失散及相逢同存的戰爭場面延伸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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