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南戰事依舊，戚繼光率部全力抗倭，就近駐軍奉旨抽調兩萬精兵向海鹽縣靠攏，浙江布政使司及周邊有司衙門正籌集糧草，以供軍需。
戚繼光指揮抗倭多年，頗有成效，如今又有兵馬錢糧支持，控制大局并非易事。只是此次倭寇分多處登陸，又有內應相助，圍剿已從內海上岸的倭賊，尤為迫切。
浙江布政司已命當地各州府縣衙門，有序組織當地百姓撤離，并統一安排臨時居所，安排吃住用度。
此舉用意再明白不過：既可令百姓免受驚擾，更能讓朝廷將士放開手腳去與倭賊決戰。
錦衣衛北鎮撫司千戶石成率百名屬下先行，英勇千戶所千戶林宗武所率的千余名將士緊隨其后。
為免于一路調換馬匹及驚擾百姓，兩支人馬從天津海岸登船，順風順流、一路南下。
……
從翰林院出來后，仲逸徑直去了裕王府，東南抗倭之事目前還影響不到翰林院，他這個侍讀，依舊要去王府侍讀。
眼下朝中議論最多的還是倭賊，內閣六部如此、都督府如此，裕王府自然也不例外。
相比以往，此次抗倭似乎多了些看點，僅是有人做內應一項，就足以令人遐想，一旦開始徹查此事，比戰事更為耗時，更為復雜。
相比有些帝王子嗣眾多的情形，裕王幾乎連個競爭對手都沒有，那九五之尊的大位非他莫屬，但他的處境卻也好不到那里。
來裕王府侍讀后，仲逸與這位后繼之君也漸漸熟悉起來，朝中人人皆知，皇帝朱厚熜表面對自己的這個兒子很冷淡，或許因其他皇子的緣故，也或許是朱厚熜聽信了什么說法。
在仲逸看來，這些說法并不足以為信：朱厚熜心中已有繼位人選，且早有部署。
單從朝中與裕王府有關的人來看，高拱跟隨裕王多年，在王府侍講近十年之久，深得其信任。
如今高拱已拜文淵閣大學士，另有徐階、張居正等人也與裕王府來往甚密，當初，高拱就是徐階舉薦。
這三人如今已身居高位，他日裕王朱載垕繼位，勢必會更為倚重，執掌大權不在話下，身為皇帝的朱厚熜自然能看的明白，看的透徹：他有意為裕王府栽培勢力，其中之意自不用說。
做翰林院侍讀以來，仲逸一直在琢磨此事：前車之鑒，如今，他做了裕王府的侍讀，又是不是皇帝特意安排呢？
在此之前，朝中一直流傳說仲逸背后之人正是皇帝朱厚熜，正因為此，他才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從庶吉士升為六品侍讀。
這種說法是有充足理由：當初，博野縣繆大柱夫婦被殺一案影響甚大，朝中幾乎人人皆知，這本是由刑部等三法司查處的案子，皇帝卻交由北鎮撫司查辦，而且明面上由仲逸督辦。
此事之后，他也提前結束庶吉士的考核，升為翰林院七品編修。
后來韃靼軍南下來犯，直逼京城，去與他們談判的也是仲逸，連同去大同府核查平虜將軍仇鸞怯戰一事，亦是如此。
按理說，這樣的差事，更落不到仲逸的身上，盡管依舊有北鎮撫司查辦，但明面上依舊由仲逸領了欽差副使的頭銜，回京后，他便由七品編修升為六品侍讀。
如此破例安排，讓人不得不有了這樣的說法：若非皇帝有意為之，恐怕再過五年，仲逸也做不到六品。
也正是因為此，有了另外一種說法：仲逸被派到裕王府做侍讀，是為盯著王府，一種類似錦衣衛的角色。
侍讀不僅可以出入王府，更能與裕王對話，所謂文如其人、坦露心跡，久而久之談古論今，仲逸自然能讀出裕王心中之想。
此舉，遠比錦衣衛密探來的直接、透徹。
這種說法似乎已成共識，起初，就連仲逸本人也隱隱覺得似乎有些道理，直到前些日子師父凌云子來京后，他才知道此事并非如此。
按師父所說：世上之事，大多不會只有一種選擇、一個目標、一種結果，往往在起初有多種謀劃，每種謀劃之后又有各種應對之策，只是情勢多變，意外大多不為人力可控，事情的結局，也就有了多種可能。
而最終的結局往往并非起初所愿，至少不全是。
據此，也就不難理解：皇帝朱厚熜派仲逸到裕王府侍讀，或有為王府留有一雙眼睛的打算，也或許確有為這位后繼之君培養新人的計劃。
當然，或許兩層意思兼有之。這要看他自己如何去把握了。
裕王府，王府侍衛來報：去客堂喝茶。
仲逸心中不由笑道：今日，不用去后花園種高粱、大豆，也不用去木亭下對弈了。
“今日，我們就不讀書了，眼下東南倭寇來犯，朝中所議皆是此事”。
朱載垕笑道：咱們也說說這抗倭之事？如何？。
這并不意外，說起抗倭，仲逸還真有話說。
單論戰事，無非兵馬、錢糧這些，但此刻既不在兩軍陣前，更不是在運送糧草的路上。
“殿下，說起抗倭之事，時有來犯，時有狙之，來了滅之，滅后復來，反反復復，從來都不消停”。
仲逸拋了一句：“難道，除此之外，就再無別的路可走嗎？”。
明眼人都能品得出來，這是在等裕王的看法。
“既來之、則滅之，有何不妥？”，朱載垕意味深長的說了一句：難道？我們也學他們，打到倭國去？。
這話說得，該如何應答？
“殿下，下官斗膽，有些不成熟的看法”。
仲逸試探的說了一句：“若是能開海禁……”。
沒錯，是關于海禁的事兒。
在大明，這是一件極為復雜的事，也是一個極為微妙的話題。
太祖皇帝朱元璋曾下旨寸板不得下海，永樂大帝派鄭和下西洋，開創了歷史壯舉，但只限于朝貢貿易。
如此，也并未為百姓帶來太大的利益，與沿海各國厚往薄來、大加賞賜，間接也是一種負擔。
從此之后，朝廷對海禁多有變化，但還是以強化為主，到嘉靖帝時期，已是高度強化。
“仲侍讀，此處就你我二人，有什么話，但說無妨”。
朱載垕自然看出仲逸的心思：“就事論事，只要為朝廷大計，總是可以說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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