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正書靠近汴河，其實只是用系統確認一下兇手的逃跑路線。因為系統有著全景預演，能快速地分析出兇手是怎么作案，怎么逃脫的。

    很快，系統就給出了答案。

    “如果是一次比較完美的犯罪，按照宋朝這時候的偵緝手段，那么從汴河上逃脫，這是最完美的。”這是系統的判斷，也和張正書的想法不謀而合。確實，在沒有監控攝像頭，沒有指紋技術，更沒有目擊證人和確鑿證物的情況下，想要拿住一個跳河逃脫的兇手，太難了。

    “提醒一句，兇手很可能不止一人。”

    系統這句提醒，其實就相當于是廢話。

    不管是誰都清楚，要想實現這一次刺殺，一個人是辦不到的。最起碼，在殺了人之后誰給你掩護逃脫？要想在禁軍的重重把守里刺殺一個人，沒有一個團隊和一個完美的計劃，是根本行不通的。

    “等下，我們好像都忘了一件事，為什么遼國使團沒有發現少了一個人？都深夜子時了，按照契丹人的作息，他們早就應該入睡了吧？入睡之前有人沒回來，卻沒有人發現，這是不是存在一個漏洞？”

    張正書突然想到這件事，這個提點刑獄公事也想起來了，好像確實說不過去。

    “你現在說這個有何用？”

    這個提點刑獄公事嘆了口氣說道，他不懂得偵緝兇手，也不明白這個到底意味著什么。

    “用處太大了！”張正書振振有詞地說道，“如果遼國使團發現少了一個人，你說他們會怎么樣？肯定會上報給鴻臚寺，鴻臚寺也肯定會奏請官家，調出樞密院兵符，進行全城搜索。但問題是，契丹人并未發現使團中少了一人。”

    這個提點刑獄公事也好像明白了點什么，說道：“你是說，其實這個遼國使臣是回到都亭驛了？”

    “這個遼國使臣是回到了都亭驛，但卻不是他。”

    張正書嘆了口氣，說道：“我們都把注意力放在了兇手已經逃走上，卻不曾想到，如果城中汴河有船只經過都亭驛，禁軍豈能不盤查？”

    “可那晚當值的禁軍回想說，并沒有可疑船只經過，也從未聽見有水聲。再加上都亭驛前后皆有重兵把守，燈火通明，更不會發現不了的有人潛入河中”這個提點刑獄公事很肯定地說道。汴州禁軍雖然糜爛，但是用來看門還是盡職盡責的。

    張正書點了點頭，說道：“這就是疑點所在了，那么兇手是如何逃脫的呢？而且遼國使團竟然沒發現少了一人，不是疏忽的話，那就是兇手殺了遼國使臣之后，化妝成了遼國使臣，進入了都亭驛。又利用對都亭驛的熟悉，而從中逃脫了。所以不管是陸路，還是汴河之中，都沒有發現兇手的痕跡。這個兇手，其實早已混入了都亭驛之中。”

    這個提點刑獄公事被這個推斷嚇到了，連聲說道：“這不可能，不可能！”

    “沒有什么不可能的，當你把排除所有的不可能之后，剩下那個答案再不可思議都好，但那就是真相。”張正書淡淡地說道，“看似不可能的事，但只要想仔細了，也絕對是可能的事。遼國使臣為何沒能呼救？正常人在正常的情況下，見到有人對他不利，恐怕都要喊救命吧？”

    這個疑點，提點刑獄公事根本沒法回答。確實，如果有人亮出了兵刃，這個遼國使臣卻還不知道呼救，那說明了什么？

    “還有，這個兇手對都亭驛很熟悉，這又是為什么？”

    張正書繼續問道，根本不給提點刑獄公事反應的時間。

    “這這”

    提點刑獄公事被問題張口結舌，不知道怎么回答。他本身就不是干這個的，你叫他寫文章，作詩詞，他張口就來。但是一說到現在他的專業技能，他就懵圈了。這也是宋朝文人的通病，看似讀了圣賢書之后，什么都懂了，什么都會了。但是這種官一旦放到重要的位置上，那就是一種災難。為啥？因為很大一部分宋朝官員，連五谷都分不出來，還不知道木薯是不是長樹上的這樣的官，真的是毫無用處。

    這也沒辦法，自宋朝開始，凡是在殿試中進士的，都是立即就授官，不需要再經吏部選試。至于官員的技能培訓？呸，那是什么鬼，你居然懷疑一個進士的學習能力？好吧，這些官員就上崗了，沒有任何技能，就算再聰明，也只能被胥吏玩弄在股掌之間。

    很可笑，是吧？但這其實就是宋朝的常態，真正維持一個朝廷運轉的，絕不是那些高高在上的朝中諸公，而是兢兢業業，為了一日兩餐而奔波的小吏。當然，除了汴州以外，有很多胥吏是壞了良心的，但也只能說宋朝自己作死了，堵死了小吏的上升通道。不然，用小吏來當官，宋朝的官場肯定比現在要好很多。

    這都要怪宋太宗趙光義，要不是趙光義，宋朝小吏還是能參加科舉的。想想看，如果業務熟練的小吏當了官，他還能被胥吏玩弄在鼓掌之間嗎？

    一切，都是要怪趙光義。

    所以，宋朝積貧積弱的源頭冗官，很大程度上就是趙光義做的孽。跟明朝一樣，明朝之所以稅收匱乏，都是因為朱元璋的洪武經濟體，硬生生把中國經濟扭轉成了小農經濟。

    到底怎么回事呢？

    在宋太宗時端拱二年，，中書門下的守當官陳貽慶應舉，以周易學究及第，太宗得悉此事，立即追奪所受敕牒，免其罪，勒歸本局依舊任職。宋太宗對此事深惡痛絕啊：“科級之設，待士流也。豈容走吏冒進竊取科名！”于是下詔：“自今中書、樞密、宣徽、學士院、京百司、諸州系職人員，不得離局應舉。”

    這個詔書確定了胥吏與士大夫的絕對界線，也確定了胥吏的政治身份，從而確定了士大夫身份比胥吏身份要“高級”得多。小吏也從此被打入塵埃之中，再也翻不了身了。宋、元、明、清都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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