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不為決定去曲有江的家里看看。

    說不定在鄞縣出現過的“曲老板”就和這個曲有江有什么聯系。

    在蘇州城行動，自然要帶著付會中這條地頭蛇。

    坐到車里，方不為有一句沒一句的和付會中聊著天。

    他從上海的戰局，扯到了發生不久的委員長遇刺一案，又從委員長遇刺，扯到了白崇喜和宋夫人遇刺一事。

    這幾起事件，都已在內部公開，付會中自然清楚，而且宋夫人就是在蘇州城外遇刺的，住院的時候，付會中率精銳部下護衛過幾天。

    方不為不動聲色的問著付會中：“宋夫人在遇刺后，一直在蘇州養傷，不知回去了沒有……”

    付會中哪里能想到方不為問這句話的深意，下意識的回道：“一周前就回了南京……”

    回了南京？

    不應該啊？

    那曲老板把自己引到蘇州是什么用意？

    難道是曲老板還不知道宋夫人回了南京的消息？

    “宋夫人回南京的消息，知道的人多不多！”方不為又問道。

    “該知道的都知道！”付會中回道，“官商兩界本想著組織歡送，但被夫人拒絕了……”

    都要組織歡送會了，曲老板又怎么可能不知道？

    方不為撓了撓頭。

    怎么和自己預想的不一樣？

    方不為正自驚疑不定，付會中又補充了一句：“宋夫人的傷勢較輕，好的快一些，端納顧問就沒那么快了，還住在醫院里……”

    顧問端納？

    方不為猛的一頓。

    原來如此。

    宋夫人不在蘇州，但端納還在啊。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端納這個人的重要性，比宋夫人還強一些。

    在國民政府里打混了這么長時間，從一個無名小卒到現在的年少權重，風頭無兩，方不為怎么可能不知道“端納”是誰？

    說直白一些，若是沒有端納這個人，宋氏家族絕對不可能會有現在這么大的影響力，也不可能和美國官方建立這么深厚的關系，也就更不可能被美國政府選定為在中國的代表了。

    縱觀國史，很少有方不為佩服的外國人，但端納絕對是其中之一，而且是當之無愧對的第一位。

    因為這個外國人，他將自己一生的精力和心血，都耗在了如何讓中國自立，富足，強大的道路上。

    這樣一個人物，絕對應該讓歷史銘記。

    端納二十歲出頭就來到中國，直到六十五歲時，才回到美國。

    在這四十年里，他做的最多的事情，便是幫助西方國家了解中國，關注中國，并通過西方社會的官方力量，或是個人的能力，引導和幫助中國的執政者學習如何建立一個民主強國的理念。

    清朝末期，那時的端納就已是《紐約先驅報》駐中國的特約記者，同時也是國父的政治顧問。

    中華民國的第一個政治綱領：《共和政府宣言》，就是他起草的。

    也正因為是他的關系，剛剛宣布成立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正式與美國建立了聯系。

    從此之后，端納正式開啟了“中美特使”的傳奇生涯。

    因為國父與宋氏家族的關系，再加上宋家親美的觀念，端納與宋氏家族的聯系越來越深。

    他一方面替美國與國民政府建立關系，另一方面也每時每刻的都在替宋氏家族在加深與美國官方之間的聯系，直到使宋家成為了美國官方在民國的唯一代表。

    在宋家，更或是委員長眼里，端納是外交大使，也是中美之間的聯系橋梁，更或是一個可以加以利用的對像，但端納卻一心想要改變中國水深火熱的現狀。

    他無時無刻不在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努力的改變著他希望能改變的一切。

    九一八事變，一二八事變，西安事變，七七事變……

    中國一到要緊關頭，端納總會積極出現，盡自己再大的努力斡旋。

    抗戰時期的中國，能在國際社會中有這么大的關注度和影響力，與端納的努力密不可分。

    端納做出的貢獻，也不止這些。

    這是一個堅定的反侵略主義者。

    他抗日的決心，比一大多數的中國人還要堅決。

    就是因為他的影響和周旋，親日思想并不比王兆名低多少的委員長，才沒有徹底倒向日本。

    端納總是會提醒委員長，以及宋孔兩家：不要怕，日本人沒什么可怕的，你們的背后，還有一個世界是最強大的國家在支持。

    二戰之前，美國雖然對國民政府的支持力度并不大，但多少還有一些，而這些，全都是端納積極奔走爭取來的。

    日本人視端納為“西方第一天敵”，說他是“煽起中國人反對天皇的西洋鬼魅”，多次以重金懸賞捉拿他。

    三五年，中央政府瀕臨破產，就是端納建議，推動的幣改計劃。

    端納先是到美國尋求國會支持。

    但美國剛剛推動了白銀法案，正在中國發財發的不亦樂乎，又怎么可能會幫助中國政府改變銀本位的幣制。

    端納又轉而尋求英國支持。

    得到英國首肯后，端納回國，與孔祥西與宋子文，聯合制定了幣制改革計劃。并順利推動實施。

    其次是禁煙。

    誰都知道鴉片是滅族絕種的東西，但不論是清朝末期，還是北洋時期，更或是民國時期，政府對這東西，都好像有些無能為力。

    一方面是因為中央集權力薄弱，但更大的原因是，鴉片已成了政府賦稅的重要來源之一。

    特別是南京政府時期。

    為了讓委員長同意禁煙，端納想盡了一切辦法。

    他利用自己的關系，游說背后有政府支持的軍火商，盡量用更可能低的價格向國民政府銷售軍火。

    其次，他鼓動國民政府，出臺出口法案，并大力游說外資洋行，加大對中國出口貿易額，以求解決中央政府利用鴉片賦稅茍延殘喘的困局。

    最后，還真讓他給干成了。

    中央政府逐步禁煙，鴉片走私慢慢絕跡。

    而在他任顧問期間，中央政府實施的一系列的民生政策，都與端納有關。

    最后，因為他鼓動委員長反腐，觸動了宋孔兩家的根本利益，從而與委員長及宋孔兩家決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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