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歌說：“那好吧，既然是這樣的話，那隱士的本意是什么？”

    孟昶笑道：“哈哈哈，這個我知道，隱士第本意，說起來，核心內涵就是指寧肯隱居也不做官的人，怎么在朝為官，反而成了“大隱”了呢？以隱士本意而論，隱于野可也，隱于市可也，隱于朝，則實屬荒唐也，不成立也。陶淵明在朝為官時，無論如何堅持原則辦公，都不足以稱其為“隱士”，只有“歸園田居”之后，以感受“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為樂的時候，才可稱其為隱士。事實上，我們所熟悉的一些中國歷代隱士，都是一些“小隱”，真正的“大隱”，是隱到連姓名都不曾留給世人的，根本就不屑于讓任何人知道自己。”

    天歌笑道：“這個，我也知道，所謂“隱士”，首先是隱藏自己的人，名人，官人，招搖的人，處處賣弄推銷自己的人，都不是隱藏的人，所以肯定不是“隱士”。其次，“隱士”是個名詞，偏正式結構，我也知道落點在“士”。什么樣的“士”？隱藏的“士”。“士”是誰？知識分子，是學者，是有學問、有思想、有智慧的人，不是“士”的人，你再隱藏，也肯定不能稱其為“隱士”？你們說的就是這個意思我也知道，可是我不贊同這個說法，反正不可能不識字的人，就不懂道理，反而很多學問很深的人，卻不知道怎么做人呢！”

    又說：“《辭海》解釋“隱士”時，認為“隱士”是“隱居不仕的人”，可見，能做官而不做官的人隱居，或者做過官的人懶怠做了隱居，才有資格當“隱士”，當朝為官的人，是斷然不能稱其為“隱士”的。但《辭海》這個解釋，既沒有強調“士”，也沒有解釋“士”，是不精確的。”

    天歌看著手機，藏起來，怕這個孟昶和小蘭看出來自己其實沒有識字多少，不懂學問，查資料才知道這么多。至少不是他們口中有學問的人吧！那到時候自己說的這些豈不是都在為自己的無知辯解么？

    其實就算是自己是上過大學的知識分子，也不贊成這個說法，不識字，不見得不懂做人的道理……

    幸好小蘭和孟昶，應該都沒看見天歌欲蓋彌彰的掩蓋，小蘭笑道：“《南史·隱逸》云：隱士“須含貞養素，文以藝業。不爾，則與夫樵者在山，何殊異也。”這表明，隱士是素質很高的，多為文人，否則，跟深山砍柴的就沒區別了。《易》曰：“天地閉，賢人隱。”又曰：“遁世無悶。”又曰：“高尚其事。”可見，“隱士”是指賢人隱，能人隱，才子隱，而不是一般人隱。有才能、有學問、能夠做官而不去做官，不屑于做官，不為此做出努力的人，這才叫做“隱士”。”

    又說：“《南史·隱逸》謂其“皆用宇宙而成心，借風云以為氣”。因而，“隱士”不是一般的人，當為世之隱匿之高人也。中國道家隱士文化是頗為發達的，是與思想文化和社會現實緊密聯系的。比如魏晉文人，其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既和當時道家崇尚自然的思想影響有關，也和當時戰亂頻仍，特別是門閥氏族之間傾軋爭奪的形勢有關。知識分子一旦卷入門閥氏族斗爭的旋渦，就很難自拔。例如在當時特殊環境下生成的“隱逸文化，最直接的表現就是一批名士遁跡山林，當起隱士。”

    孟昶笑道：“孔子說過“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

    孟子也說過：“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

    文人得意時仕，失意時隱，自古而然。但六朝隱士之多，恐為歷代之冠。“隱逸文化”的一種表現就是出現了對隱居生活由衷贊的美和吟詠的“隱逸詩”。東晉大詩人陶淵明有“千古隱逸詩人”之稱，他雖沒有以“招隱”為題的詩篇，但他的詩卻達到了“隱逸詩”的巔峰。”

    又說：“最有名的當然要數那篇題為《飲酒》第五的詩：“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這樣的“隱逸詩”，真是到了超凡脫俗的地步。和“隱逸詩”同時，流行起來的還有山水詩，這也是“隱逸文化”的一個深化表現，林泉，必然會擁抱山川、贊美山川，吟哦之間，形成寄情于景、借景抒情的山水詩。”

    天歌說：“剛才不是說過，這和前朝山水不同的是，六朝的山水詩，更多一分超然物外的意境與逍遙自適的心情，詩風更加輕靈飄逸，文筆更加婉約雋永。像左思的那首詩句“未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謝靈運的詩句“云日相輝映，空水共澄鮮”和“望山白云里，望水平原外”等等，其意境之美，可和盛唐的山水詩相媲美。鐘嶸的《詩品》，對謝詩的評價是：“一章之中，自有玉石”；“奇章秀句，往往警遒”。清代的王夫之在講到謝的詩時說“‘天際識歸舟，云中辨江樹’，隱然一含情凝眺之人，呼之欲出”。當然，六朝的詩作包括山水詩，也有平庸的，也有一味堆砌辭藻而流于浮靡的。劉勰在《文心雕龍》中所批評的“鬻聲釣世”、“淫麗煩濫”，就是指的這種文風。”

    天歌說：“那隱士又有什么類型呢？難不成大家都是有學問了就想做隱士了？”

    小蘭笑道：“呵呵，隱士類型分真隱、全隱如晉宋間的宋炳，元代的吳鎮等，從不去做官，皇帝下令征召也不去，也不和官方打交道。先官后隱這種一般都是社會太黑暗，官場太腐敗，士人不堪，辭官隱居，如陶淵明，《晉書》、《宋書》、《南史》三史中均稱之為“隱逸”。明代的文徵明，只在京城當了一年翰林，便安心隱居至死。半官半隱如王維，開始做官，后來害怕了，但如果辭官隱居又沒有薪水，生活沒有保障，于是雖做官，卻不問政事，實際上過著隱居生活。這類人從名義上不能算做隱士，但卻大有隱逸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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