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朝之后，趙昺留下吏部尚書謝枋得，問及張頌之事。其言事情之所以久拖未決，主要還是因為當時是皇帝過問過此事，以當時形勢認為必會嚴懲，以儆效尤，所以眾臣不敢擅自處置。而張頌之過，論罪不過是處置失當，造成了較為嚴重的后果，至多也就是罷職降級，另行任用。

    “謝尚書，此事已經拖了有些時日，盡快拿出一個章程。”趙昺想想因為自己幾句話，就讓張頌在京待罪閑置近兩年，不覺有些愧疚。

    “陛下，臣會督促有司做出決議，呈請陛下御批！”謝枋得點頭道。

    “嗯，如何安置其呢？”趙昺頷首又問道。

    “如張頌這等罪官，降職以后按照慣例會安排到遠州縣履職，或是在州府之下做個閑職，不會予以重用！”謝枋得答道。

    “朕記的這張頌還是有些能力的，僅因為此事就讓其蹉跎下去，是不是不妥啊？”趙昺皺皺眉，他其實也清楚如張頌這等有了污點的官員，尤其是被皇帝親自處置的官員，不被拔了官衣就已經是開恩了，再難得到重用，升職更是無望。

    “陛下，張頌確也有些才能，但是擔任地方州府正官此前沒有先例，留京任職也難以受到重用，畢竟誰也不知道他還會惹出什么事情來，多半也是賦閑！”謝枋得明白皇帝覺得人才難得，但是這種受到皇帝點名的罪官，任誰也不會給好臉色。而他這已經說的很婉轉了，其無論在那個衙門任職都會受到同僚排擠和打壓。

    “嗯，既如此你們吏部盡快拿出定議！”趙昺也知道官場的潛規則，誰都不愿意擔風險，也都喜歡用四平，才上前稟告道。

    “嗯，讓其進來吧！”趙昺搓搓臉，喝了口茶道。

    “陛下，要不改日再讓其覲見？”見皇帝面帶疲憊，陳識時征詢道。

    “這事兒拖得已經太久了，不必了！”趙昺搖搖頭道。

    “罪官張頌拜見陛下！”張頌進殿后，朗聲施禮道。

    “免禮，吏部對汝的處罰已經報上來了，降級一品，前往贛州下縣任職，可有異議。”趙昺抬手道。他與張頌也就是一面之緣，對其的模樣早已經模糊不清，今日再見其面目才逐漸清晰。細細打量，一年多的待罪生活下，其顯得滄桑許多，顯然這種日子并不好過，要承受著巨大的心理壓力。

    “罪官有負朝廷重托，處罰得當，吾并無異議！”張頌答道。

    “嗯，汝前時上書獻滅蝗之策，朕已經采納，已經頒旨實施。此舉利國利民，汝是有功的，朕可以免汝之罪，重新任用，可有什么要求？”趙昺道。

    “此乃微臣的本分，不敢居功！”張頌再施禮，猶豫了下又道，“稟陛下，微臣尚有事關賑災救荒之策，呈請陛下御覽！”

    “哦，汝為何不通過進諭司上奏，而要面呈給朕？”趙昺有些納悶地問道。

    “稟陛下，微臣數次上奏，被有司以為是無稽之談，盡數駁回，只好借今日面圣之機進言！”張頌言道。

    “呈上來吧，朕倒向看看汝又說了些什么，居然被屢次駁回！”趙昺有些好奇，前時他下詔求滅蝗救災之策，無論在朝，還是在野的官員和士子皆可上奏。按說審查方面是十分寬松的，可其的上奏卻數次被駁回，顯然是有悖于常理的，可也勾起了他的興趣，想看看這位待罪的官員到底寫了些什么。

    “是！”張頌從袖中取出一本折子雙手捧著，有小黃門接過呈上。

    趙昺當即就打開折子閱讀，只見其中將救荒的核心政策總結為五項。前三項相當常規，分別是：國家打開常平倉；發放義倉（官府強制民眾做的糧食儲蓄）之米；勸有米的大戶賣糧。后兩項卻與當下朝廷的一貫做法完全相反。

    第四項是“遏糴有禁”——遇上災荒，各地州縣就“環視壁立”，禁止本地糧食出境，他認為這種地方保護主義只會加重災情。第五項是“抑價有禁”——遇到災情，官府就出面壓制市場上的糧價，甚至直接由官府制定很低的糧價，這種事不能干。

    在趙昺看來“抑價有禁”一條，可謂卻是大逆不道。平抑物價是歷朝歷代在賑災中常用之策，以防止商賈惜售，導致物價飛漲，百姓無錢買糧，從而加重災荒。其卻反其道而行之，遭到否決也就不稀奇了，但他對此另有解釋：

    “比年為政者不明立法之意，謂民間無錢，須當籍定其價。不知官抑其價則客米不來。若他處騰涌而此間之價獨低，則誰肯興販？興販不至則境內乏食。上戶之民有蓄積者愈不敢出矣。饑民手持其錢，終日皇皇無告糴之所……若客販不來，上戶閉糴，有饑死而已耳，有劫掠而已耳。可不思所以救之哉？惟不抑價非惟舟車輻湊，而上戶亦恐后時，爭先發廩，而米價亦自低矣。”

    大意就是：以前的為政者不懂，認為民眾沒錢，須由官府出面壓制糧價。卻不知官定糧價后，別處糧價高，此處糧價低，商人自然不愿意再將外面的糧食運來。外糧不再進來，境內就會缺糧。境內越缺糧，家中有積蓄的富戶為求自保，就越不敢把自家的糧食拿出來。

    于是，饑民們手里拿著錢，卻找不到可以買糧食的地方，要么餓死，要么去搶劫。反之，如果不抑制糧價，外面的糧食不斷進來，境內的富戶也敢把糧食拿到市場上，糧價就會很自然地降下來。

    其中還說，自己在走訪中發現一個奇特的現象：饑荒年份，有余糧的富戶，并不愿將糧食賣給本地民眾，反與“外縣牙人”做生意。究其原因，仍然在于上面對米價的壓制。

    政策的本意雖是“存恤細民”，想要幫底層民眾一把，但卻造成周邊地區米價高于本地的狀況，有糧的富戶不愿賤賣糧食，民眾找富戶加價購糧，富戶又怕違反政策被人告發。所以，最后只有外地來的糧商能從他們手里買到糧食，本地民眾反陷入更深的饑荒。董煟說，如果我們不壓制糧價，考慮到運費、人情等因素，富戶們自然會優先選擇將糧食賣給本地民眾。

    另外在奏折中還言：“凡販米客商逐貴去賤，本不待教而喻。凡米價貴賤，視被災淺深：災淺者價貴，災深者價必尤貴。若必限定到某處糶賣，不可改移，假如沿途米價更貴于所報往賣之處，則此地之饑困必更甚于彼地。”

    “客商不敢違法而擅賣，貧民嗷嗷待哺，必欲強買，竊恐爭奪搶攘之患，更必叢生矣。大凡米價騰貴之地，一遇客商輳集，價必稍減。此地稍減，又爭往他所。聽其自便，流通更速。若價昂既不敢賣，價減又不得不賣，商賈用本求利，必視此為畏途而觀望不前。”

    大意是：糧商們追求利潤，是很自然的事情。而米價的貴賤，又與災情的深淺直接相關，災情輕的地方米價比平常貴，災情重的地方則尤其貴。運米沿途出現米價更貴的地方，往往也就意味著此地的災情更嚴重，但糧商已由官府指定賣米地點，不敢違法賣米給他們。

    這些災民嗷嗷待哺，為求活路定要強買，武力沖突必然層出不窮。其實，米價高漲之地，糧商蜂擁而來后，米價必然會降低。這里糧價降低了，糧商又會跑去別的地方。官府不強行指定地點，讓他們自己干，效果會更好。

    但如今的政策，導致糧商在糧價上漲之地不敢賣糧，在糧價下降之地不得不賣糧。糧商們是拿著本錢去求利的，如此兩難之下，他們的選擇將會是觀望不前、不再從別處買糧食運過來，災民的狀況也就會更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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