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富不過三代”，源于孟子的“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經過人們的不斷衍生最終得出了“道德傳家，十代以上，耕讀傳家次之，詩書傳家又次之，富貴傳家，不過三代”的說法，而民間百姓再次簡化。
而富貴富貴歷來都是經久不衰的話題，無論是朝堂之上還是山野之間，富貴幾乎成了所有人所向往并畢生追求的。趙昺上輩子只能說生于小康之家，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而已，但這也不妨礙他想發財，做個富貴閑人，并為之而奮斗。
但也正是因為這個發財夢，讓趙昺陷入了人生最大的危機，最終搭上了自己的小命。他還記得自己困守輪船上的時候，看著那些富二代們駕駛者游艇，左擁右抱著從他眼前駛過時，羨慕之余也是充滿嫉妒，常拿這句話來安慰自己。
待到了這輩子雖然生于皇家，卻趕上家國淪喪，被蒙古人追得跟狗似的。讓他他明白了通往富貴的路上充滿了荊棘，而打下大半個江上后還未及享受，有了孩子就開始考慮是滿足朝思暮想的物質生活還是為家族的延續與興旺而未雨綢繆，這成了很多無法逾越的鴻溝。
所謂“寶劍鋒從砥礪出，梅花香自苦寒來”，然而無論古今我們看到更多的都是寵溺，無數的富家子弟橫空出世。他們小嬌生慣養，長大后大多是目空一切不學無術的紈绔子弟。而這群生長于溫室的“花草”在社會上缺乏競爭力，整日游手好閑，坐吃山空啃老成了他們的標志。
趙昺也還記得前世有人做了個社會調查，“富過三代”的情況在西方國家并不稀奇，似乎唯獨我國至今未逃脫“富不過三代”的魔咒。一組數據顯示，我國家族企業的平均壽命只有二十四年，且能進入第二代的只有不到三成，進入第三代十不存一，而進入第四代的僅有約半成家族企業。
這個結論令人唏噓，可讓趙昺覺得此來自文化遺傳，就說自家的祖宗們真是一代不如一代，最終把大宋玩兒崩了。而這也非個例，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三國的西蜀，不僅出了樂不思蜀的劉禪，那些名將之后也表現的極為平常。
在三國末期，成都所處的四川盆地環繞著崇山峻嶺，是蜀漢天然的阻隔和依仗，多年來，諸葛亮、姜維雖屢興北伐功業未競，但也能安坐益州，北絕曹魏、東抗孫吳，也不失為亂世求存之道。不過一切的安逸，都隨著魏軍的三路南征戛然而止。
在蜀漢空前危機之下，浸淫在父親盛名之下成長的諸葛瞻，十七歲時迎娶公主為妻，又從都尉當到了軍師將軍。官拜父職，身負朝野上下厚望，不過多年來，諸葛瞻卻表現平平，無功無過。直到蜀漢滅亡前夕，諸葛瞻隨同兒子諸葛尚一起，向蜀漢朝野證明了諸葛家族的忠義。
諸葛一門三世忠烈，不過是蜀漢后代的一個縮影。與諸葛瞻父子做出同樣選擇的，還有許多“蜀二代”“蜀三代”們。
張遵是張飛之孫、張苞之子，父祖皆為蜀漢效忠；李球是李恢之侄，李恢早年曾跟隨諸葛亮討平南中四郡的叛亂；黃崇的父親黃權，在夷陵之戰中因為劉備戰敗，后路斷絕，無奈投降了曹魏，卻得到了劉備的諒解，甚至嘆息道：“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
鄧艾走陰平小道進攻，主力便可直接通過劍閣，魏軍便可直指兵力薄弱的成都。而魏軍自陰平通往成都的道路上，橫亙著空有將軍履歷、卻無實際指揮經驗的諸葛瞻、諸葛尚父子，以及一干蜀漢功臣宿將之后。
鄧艾率軍“鑿山開路，造作橋閣”，諸葛瞻與尚書張遵、尚書郎黃崇、羽林右部督李球督率軍隊前往抵抗，到達涪縣后，黃崇和李球多次建議諸葛瞻率先搶占有利地形，防止魏軍進入平原作戰。即便黃崇說的聲淚俱下，建議仍舊沒有被諸葛瞻采納。
此時諸葛瞻如果只想不被蜀漢朝廷追責，只需死守綿竹，但同樣，只要鄧艾轉向東進，就可以使姜維的蜀軍主力腹背受敵。諸葛瞻選擇了置之死地而后生，與鄧艾尋求決戰。物換星移，諸葛瞻麾下的軍隊，已經沒有父親諸葛亮時的強勢。
再戰之時，諸葛瞻無力回擊，與兩路人馬拼死奮戰多時，最終寡不敵眾被殺，諸葛瞻之子諸葛尚得知父親戰死后，自認沒有及時鏟除奸賊黃皓，同樣沖入陣內，亂刃加身而亡。蜀漢軍隊不斷潰敗，張遵、黃崇、李球激勵將士沖陣，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即便如此也無力回天。
從劍閣到綿竹，蜀漢軍隊的將士們始終在鏖戰，但在鄧艾兵臨錦官城之際，劉禪向鄧艾服了軟。其第五子劉諶站了出來，可其雖有死戰之志，劉禪卻有投降之心。屢屢勸說無果，劉禪最終決定向鄧艾投降。陷入絕望的劉諶來到了祖父劉備的昭烈廟中，祭祀了祖父后殺了家人自殺。
劉禪下令姜維的主力部隊繳械投降。姜維假意接受，卻仍放不下興復漢室之心，圖謀通過兵變恢復社稷。蔣琬之子綏武將軍蔣斌、張良之后左車騎將軍張翼也參與了姜維的計劃。但因為計劃不周，鐘會部下發動叛變，姜維、張翼、蔣斌等人雖拖死了鄧艾、鐘會，也在兵變中最終以身殉難。
蜀漢滅亡了，不知這些戰斗至死的蜀漢后代們，是否會回憶起自己尚在童稚時，其父祖為漢室橫刀立馬、誓言共襄大義的身姿。而趙昺知道自己后悔落到了帝王之家，不管愿意還是不愿意都承擔了復興大宋的責任。
這么多年來，趙昺可謂是絞盡腦汁，殫心竭力，難有清閑。生生的把自己從一個工程師變成了政治家、軍事家、教育家、醫學家、經濟學家……把自己累的半死，生生成了一個打天下的創業者。
趙昺的對手們卻正是一班蒙元的官二代、官三代們，這些人承襲祖輩的爵位，可謂出生時就注定了‘不平凡’，這其中不乏平庸無能者，當然其中也有出色的人物。而趙昺手下同樣有不少官二代，但其中卻又有不同。
先說當下的蒙元大汗鐵穆耳，其身為皇子自然自幼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但其出生的年代蒙元基本已經完成了統一之戰，他已經沒有了領軍征戰的機會。和平的環境下，金戈鐵馬的生活業已遠去，而其的軍事經歷不過是在重臣的陪同和大軍護衛下在西北平叛，作用更像是混資歷。
至于治理國家的經驗，鐵穆耳即非太子，封王后也沒有前往封地，沒有接觸政務的機會，可以說毫無執政經驗，更不要說治理國家，只能依靠臣僚們。使其只能做個收成之君，沒有了先祖們的意氣，更不要說政治革新，重振國威了。
蒙元選拔官員最重‘根腳’，講究家庭出身，那些曾經為蒙古統一征戰的將軍們或是身故，或是老去，權力已經移交了子孫輩，而今數代之后滿朝皆是官n代。開國之初戰事頻繁，這些勛貴之后尚能得到鍛煉和成長�，F在琢磨的是如何發財和享受，反正前途早已由出身決定，勿需他們費力，這也就導致他們失去了奮斗的精神。
趙昺手下也有不少世家子弟，但這些又與蒙元不同，他們經歷過國破家亡，見過敵人的殘暴，卻沒有膽怯，毅然投入到抗蒙救國的大潮中。而能夠在血雨腥風中能堅持下來的，經歷了殘酷的復國之戰，并建功立業，已然是國家的棟梁，而出身只是給他們提供良好的教育。
大宋同樣有蒙蔭受爵的規矩，但趙昺也知這些官二代們中并非皆有領兵執政之才，因此他才將這些人送進太學培養，只有合格者才能出仕。其中的庸才他寧愿掏錢養著，也不會讓他們進入官場，那樣只會給國家帶來更多的危害。
而大宋當下有完善的科舉制度和官吏升遷制度，使得平民子弟也有機會進入官場，不斷的補充新鮮血夜，且成為官吏的主要來源，來自蒙蔭入仕的勛貴子弟只是其中的很少一部分。如此就保證了官吏隊伍的活力，充滿向上的朝氣，不會淪為死水一潭。
當前宋軍面對的敵軍主將亦是官三代的張珪，其可以算是蒙元年輕一輩中的佼佼者，但在趙昺眼中其不過是比之那些紈绔之輩強上一些罷了，矬子里拔將軍的產物。而在大名之戰中，其雖然表現的算是搶眼，但在趙昺眼中他還稱不上自己的對手。
張珪畢竟是長于和平年代，沒有經歷過父祖的創業艱難，自然缺乏了先輩的鐵血和果決。在趙昺看來，若是其能根據形勢變化，及早做出調整，而不是猶豫等待，即便存在武器上的代差仍能給宋軍造成很大的麻煩，卻不是落入宋軍重圍，險些喪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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