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按：這是一篇舊作，根據筆記整理而成，并非是我讀《公羊春秋》獨有發現，其中實引敘了不少學者之意見。但是因為不是論文，故不注明出處與索引。勿怪為幸。另外，第八節下已經更新完畢，大家可以從目錄里去看。）

    寫下這篇簡介，并非我敢自認為自己對《春秋公羊傳》有多深的了解，我了解的，亦只是一些極其淺薄的東西。之所以寫這篇《春秋公羊傳》的簡介，其原因，主要是在于大部分人的不了解。僅僅是不了解《公羊》，其實并非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這個世界上的很多事情，原就沒有必要都去弄明白，否則做人未免太累。但是對于兩種人，我覺得就多少有必要了解一下這儒家十三經之一，西漢時代最重要的經典，對中國文學性格和政治性格的形成起了極為深遠影響的《春秋公羊傳》了——其中一是那些喜歡動不動就批評中國傳統文化的人，批評來沒有錯，只是“無知者無畏”式的批評一方面誤人子弟，一方面也是貽人笑柄，我們在批評之先，多少了解一下，是不會錯的；另一種人則是那些有志于復興中華文化的人，這些人同樣應當有誠實的態度，不要動則什么“四書五經”、“儒教原旨”，其實不過是看了幾篇論文就人云亦云，自己卻常常引喻失義，想要建新儒家，倒并非是什么壞事，但是文質彬彬，方謂君子，不了解儒家就胡亂批評儒家義理的人固然很可笑，但是不了解儒家的人就胡亂的夸贊儒家的義理，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這世界上，不虞之譽造成的傷害，有時候遠甚于不虞之毀。

    《公羊傳》所傳達的思想，主要有十來點，即：春秋新王、春秋王魯、孔子為王、孔子改制、天子一爵、天人感應、夷夏之辯、經權、張三世、大一統、通三統、大復仇。這中間有些是公認的，有些是董仲舒闡發的，有些是何休支持的，有些是康有為的。

    眾所周知，《春秋》記事，有獨特的筆法，就是所謂的“春秋筆法”，有所謂“七等進退賞罰之科”。有時候，《春秋》故意不稱某人的氏，有時故意把某諸侯的爵降一級稱謂，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據這中間就有所謂的“微言大義”，隱晦的表達了孔子的道德理想。這些東西，在今天固然沒有意義，甚至對于我們今天的人們來，如果事先不知道，也根看不出來其中有什么不對的地方。但是在當時而言，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卻是能夠一眼就看出《春秋》中“非常可怪異之處”的，雖然他們不一定就能明白孔子想通過這些表達什么，但是他們卻是肯定能夠的領會到孔子在這里有弦外之音的。所謂“聞弦歌而知雅意”，當時盡有當時的貴族傳統，孔子的這種作法，或者是符合貴族的禮儀習慣，也是不定的。我們今天的人們要批評這種做法不夠坦率，也無不可；但是如果能夠尊重一下古人的習慣，了解到有可能古人特別古代知識界可能更愿意接受這種委婉（但是絕不是隱晦——正如我前面強調的，當時有當時的語言習慣）的法，那么我們也可以認為這是無足深怪的。總之，一部《春秋》里面，有著無數的弦外之意，這是孔子的政治理想之寄托，或者也可以，戰國到西漢的學者們，相信其中有孔子的政治理想之寄托——我們后人相不相信無關緊要，反正孔子在今天也不見得是蠻有號召力的歷史人物，但是當時的人們既然相信，就會對政治生活產生極大的影響。

    而《公羊傳》在長時期的時間里，就是被人們相信，是忠實的反映了孔子的真實意圖的解釋性著作。甚至有人認為，《公羊傳》采用一問一答的形式，很可能就是孔子學生的課堂記錄。在孔子還有相當的號召力的時代，人們更加強化這《公羊傳》是孔子課堂講義的觀點，以加強《公羊傳》的權威。

    以下就來簡要的介紹一下，《公羊傳》所傳達的思想，這也是西漢的官方政治學。不管我們今人見解如何，當時的人們對這是人類歷史的最高智慧是深信不疑的。這就正如我們今天對民主政治的觀感是一樣的。至于后世的人們評價我們，是不是和我們評價《公羊傳》的學者們一樣，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相信后世的人們應當能夠比我們這些今天信仰民主政治的人們更加的公正與客觀，如果他們竟然同樣不能克服“現代人的傲慢”，那么對某些把民主政治意識形態化，以為民主政治是人類最高的政治理想的人們來，實在是極大的諷刺。回過來頭來介紹《公羊傳》。

    何謂“《春秋》新王”呢？即西漢的學者們深信，《春秋公羊傳》是托事明義的治理天下的經法，《春秋》是在缺少堯舜的時代，行一道德上的“王”的作用。亦即認為《春秋》就是新王，這就有點把政治宗教化的意圖，《春秋》就如同基督教的《圣經》，在上帝缺位的年代，起一指引的作用。因為古人同樣有著對烏托邦的向往，那些傳中的王者們在當時尚有著極大的號召力，因此，承認《春秋》新王，就是表示當世的王者，應當以《春秋》的褒貶為褒貶。今天的我們，很難理解歷史記載在當時的作用，但是在當時的人們心中，史書的一筆，死后的謚號，都是相當了不起的大事。所以才有人不斷的誅殺史官想改寫史書，誅殺史官這種行為，一方面固然反映史官的生命沒有受到足夠的保障因此可能影響到史書的公正性，但同時這種極端的措施，也反映了當事者對史筆的恐懼，對把自己的行為載入史書中的絕望。所以《春秋》借史書而行褒貶，在今人看來不足一曬，在古人卻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明白這一層，才能明白何以《春秋》竟然可影響到中國的政治性格的形成。

    所謂的“《春秋》王魯”，和上亦是差不多的意思。即《公羊》學者們認為，《春秋》這個“新王”假托魯國的十二世諸侯，行王者之事。（這里也有不同的法，從略。）孔子：“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可見《公羊》的學者們也認為，這里《春秋》有一寓言的性質，只是《春秋》是借助真正存在的史實來寄托自己的寓意，因此而更有服力和權威性。可以《春秋》走的是歷史主義與柏拉圖空想之外的第三條道路。歷史主義則認為凡事需從歷史和經驗發現真理，柏拉圖則純粹基于虛構和邏輯來構建烏托邦，而《春秋》則有一種寓言式歷史來體現他的思想。亦即，《春秋》并不是基于歷史和現實用邏輯推理的方法來發現真理，而是用虛構真理去解釋歷史，反過來借助歷史的權威性支持真理的合法性。這就是我以為的《春秋》的質。《公羊》學者們認識到這一點，但是他們并不知道歷史主義和烏托邦思想的存在，他們接受了這一點，并且致力于從《春秋》中分離出真理來指導現實的政治活動。《春秋》是否王魯和為何王魯，其實己不是重要的問題。實際上，這也從來不是一個重要的問題，而只是《春秋》新王的附屬性問題。之所以要在實際上諸侯中尋找一個王的隱性替身，有可能表達了這樣的信息：讓人們從中去尋找王者在某些問題應當如何行事。我們借用三位一體，可以這樣解釋：《春秋》、《春秋》中的魯公、孔子其實就是孔子政治理想中的三位一體。有時候《春秋》新王無法表達的地方，就需要通過魯公來傳遞某些信息。這里邊只是一個理解《春秋》新王要表達的思想的方法論問題。

    故所謂的“孔子為王”，同樣只是三位一體的一位。后世的《公羊》學者們，往往也借助這種法，來制衡皇帝的權力。我這種法未必能得到現代《公羊》學者們的認可，但是我這里要表述的，是希望較好幫助不知者來理解西漢的學者們是如何看待《春秋公羊》的。至于現代學者們如何解釋《春秋公羊》，是另一回事。我所做的是，是表達西漢時代以及之后一些時代的人們對《春秋公羊》的認知。

    至于“孔子改制”，則是屬于所謂的“公羊口”，一般認為是后代公羊學者的發揮。究竟是孔子的意還是后代公羊學者的發揮，在當時也許是個大問題，影響到一系列觀點的權威性和合法性，但是在今天，卻變得毫不重要了。我們只需知道，在當時，這種法同樣流行，雖然遭遇一部分學者的質疑，但是至少在公羊做為官方主要政治學的年代，并沒有產生什么影響。“孔子改制”，公羊學者們往往稱之為“春秋制”、“太平制”，《公羊》學者們通過公羊口認為，孔子在《春秋》中通過譏、貶、誅、絕等條例，實際上改變了周制，孔子要實行的，是一種新的制度，亦即“春秋制”。這種“改制”，包括公羊學者們認為，孔子改正朔，要行夏代的歷法而不用周代的歷法；規定了嫡子繼承制；大一統制；親迎制；三田制；三年喪制；三等爵制；七等官制；選舉制；井田制；郊制等等。觀察其中這些改制，有些是因襲周制，有些確有改變。至于是否改變，我們這里不必追究，由學者們去考據好了。我們只要知道，到了西漢中后期，這些制度成為了理想政治制度。因此我們只要了解這些制度的內容和其中暗藏的含義就夠了。

    嫡子繼承制，是提出來保持國內政治穩定的一種方法。這一點，可能是孔子從春秋的政治現實中看到了反面的教訓，而強調的一種禮法秩序。至于其利弊得失，嚴肅的作家有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有論及（我記得韋伯的《道教與儒教》似乎也有論及，不知是否記錯）；通俗的作家田中芳樹《銀河英雄傳》也有論及，這些人都有肯定這種繼承制度的正面意義，我就不多。

    大一統制容后再述。

    親迎制，指天子以至庶人，在成婚時，男方必須親自迎接女方，以完成婚禮。這種禮制上的道德規范，是為了確立夫妻之間的純正關系。我們不必自欺欺人以為這是孔子尊重女權，這不過是為了確立嫡子的一種附屬制度。至于強調天子親迎，一方面固然同樣是強調將來的嫡子地位，一方面，則似乎也有暗示天子一爵的意思，即認為天子不過同樣是人間的一個爵位。同樣要受《春秋》新王法的制約。這種制度一直持續到今天。

    三田制，是限制天子打獵的時間。在之前，天子四季都可以出獵，公羊學者們認為《春秋》認為夏季打獵，有違天時，所以限制只有一年只能三季田獵。這里面在生態方面有積極的一面，主要是在政治上傳遞一種“仁”的信息。這里要指出，在古代，天子田獵，是一件大事，有保護莊稼、祭祀、練兵等多重含義，并非只是打打獵那么簡單。這是一件重要的政治活動。

    三年喪制傳遞的是“孝”的意思。但是就算在當時看來，也是負面意義多于正面意義。

    三等爵制容后再。七等官制無須多述，只有象征性的作用。

    選舉制則是反對世襲，主張選賢舉能。所以漢代公羊學者董仲舒上天人三策，就提出要把察舉制度固定下來的觀點。并被采納。所以《公羊》有所謂譏世卿，即認為卿世襲是非禮的，春秋之際，世卿是禍亂的一大表現。這種反面的教訓，加固了選賢舉能的思想。《公羊》學者在這里，不僅僅和古文經學們展開了激烈的爭論，雖然經歷了東漢以至兩晉南北朝的反動，但終于還是對中國歷史也造成了深遠的影響。應當，這是有正面意義的。

    井田制亦不多述。不過是關注民生的一種技術性措施。漢代的公羊學者并沒有追求形式上的井田制，因為漢代的賦稅輕于井田制。這里傳遞的政治信息是關注民生。

    郊制，古代祭祀是和戰爭并列的大事情。孔子改變郊制，不過是希望天子定時祭天罷了。這是一種禮制，只有象征形的意義。公羊學者對這種定時郊祭的鼓吹，也成為了中國幾千年的制度。

    以上就是孔子改制的一些內容，也是公羊學者們從《公羊傳》中發現的政治理念，這些理念有些在今天看來幼稚可笑，但是在西漢，卻深深的影響著政治生活。我們從中間發生，這些公羊理念，絕大部分，是用來穩定社會秩序，制約統治者的。我們如果一定要這是統治者的思想工具也無不可，但是無法否認的是，這個統治者的思想工具，主要還是為了約束統治者。我們無法否認《公羊》是一政治精英教材，即便它是工具，至少也是被動的工具，并且，對當時代的百姓來，起了相當正面的作用。民主政治思想也被人污蔑是“統治工具”，欺騙手段，這時候，民主政治的信仰者無不氣憤，但是等他們反過頭來，照樣會一盤污水倒在公羊學者們頭上。這種諷刺性的畫面，我們今天己經見怪不怪了。是為中國民主派之怪現狀之一。

    接下來“天子一爵”，這是公羊學者給天子的定位，也是公羊排定的政治等級的一部分。這種思想主要來流傳于公羊口。或者是公羊學者們的出色發揮，或者是孔子思想的流傳，我個人懷疑很可能是后世公羊學者受了孟子思想的影響，而有貶天子為人間一爵的法。這種政治理論，在今天還嫌保守，但是在當時，應當是相當激進的法了。因為在此之前，天子是人間之神的神圣存在，是天之子，并非一爵，所謂“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但是公羊學者開始鼓吹天子亦是人間一爵，借《春秋》壓天子，很有點把《春秋公羊傳》憲法化的意思，同時又有所謂“屈君以伸天”，總之是公羊學者在尋求一個制約天子的工具。我們可以相信，公羊學者己經敏感的注意到了權力需要制約的問題。雖然他們提出的解決辦法在今天看來如此的可笑，但是他們卻仍然在認真的尋求這種制約力。并且公正的，這個解決辦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這里不能不提古文經學的破壞作用，古文經學絕不承認有這種法，實是深得天子之心，雖然這里對于古文學者們來也有他們的原因，因為天子一爵論與天子受命而王的古老思想，有著深深的矛盾，公羊學者比較現實，可以忽略這理論上的破綻，但是古文經學者們卻改不了他們的書呆子氣，他們忽略不了又沒有智慧新創，只好在中間做一抉擇。而同時，西漢末期天文學有了重大的進步，對董氏的以天壓君以毀滅性的打擊。可以，這個解決辦法，還沒有撐到西漢結束，就己經破爛不堪了，但是公羊學此后湮滅無聞，其后的學者們制約皇權，一方面是試圖借助道德的力量，一方面依賴制度的慣性，一方面則祖宗皇帝的權威，同時，他們仍然還在用公羊學者們編織的己經破爛不堪的學，他們己然缺少公羊學家們那種始創的勇氣與智慧了。

    “天人感應”眾所周知是董仲舒的重要思想，也是屬于公羊思想的一部分，實際上身就是董仲舒對《春秋公羊傳》的解釋。其內容無非是借用一些災異，賦予政治意義，來嚇唬皇帝。就是所謂的“屈君伸天”。一方面承認等級制度存在在現階段的合理性與必要性，一方面又試圖給最高等級的皇帝尋找制約力量，這是公羊學者們政治學的最大特點。為什么我要加上“現階段”的定詞呢？后面會有講到。這并非給公羊學者面子上抹金。

    “夷夏之辯”影響之深遠，到了今天，仍然沒有消除。這是《公羊》的重要思想之一，也是中國民族主義思想最初萌芽之一。夷夏之辯在《公羊》中處處可見，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公羊并非是以血統種族區分夷夏。夷夏是野蠻與文明為界的。這是一種對自己文明的自信與保護，可以是一種高傲的自衛心態。和基督教對異教徒的態度略有不同的是，基督教有的是一種進攻的姿態，他們少了一點文明核心應有的矜持，這也許與基督教初起時并非是文明核心有關。我感覺上和希臘文明對野蠻民族的態度更像一點。《春秋》對于夷夏之變，一方面是基于自信的矜持，一方面則是以文明與否做為評價標準。所以《公羊》認為，《春秋》絕不認為夷狄有資格和中國相提并論，一方面卻在如泌之戰這樣的具體事件中，肯定為夷狄的楚，否定為諸夏的晉。這樣的事例甚多，充分表明了公羊學在這方面的態度。這種文化位論，其中開通與進步之處，只有比較不同的文明，才能體會得到。這種強者拋棄種族主義，只以文明與否為取舍的思想，就算是今天的強者也不能做到。可以，夷夏之辯并沒有成為諸夏民族的民族主義，但是卻成為了諸夏文明的保護者，中國文明能傳承至今，略經患難而不滅亡，夷夏之辯是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的。這種思想對今天的民族主義，會不會有一定的啟示，是值得深思的。

    “經權”同樣的是《公羊》最重要的思想之一。這是《公羊》區別于其他儒學的一面旗幟。經權的意思是指，在遵守最基的公羊原則或者春秋大義的基礎上，可以采取從權的實際行動。也就是，《公羊》并不認為需要事事符合經典理論，只要大的原則不違背就成了。這種思想被人譏諷甚多，甚至認為他們不是儒家，而是披著儒家外衣的法家。但是卻忽略了一點，就是公羊學者們承認有基原則的存在。經權的表現之一，就是“實與文不與”的春秋筆法。也就是，《春秋》對某些事情，認為它從大義上講是錯誤的，從理想烏托邦來講是錯誤的，并不認可這樣做，但是在某些現實的條件下，這樣做起了正面的作用，所以《春秋》在實際上，仍然承認這樣做的正面意義，對其表示肯定。這是經權的一個表現。這也是為什么西漢一世的公羊家們，很少有迂夫子出現的原因。這一點同時也與西漢的王霸道雜治暗合。很可能這一點也是公羊學在皇帝“純用儒政”后逐漸事實上失寵的原因之一。這里要注意，這種經權，和馬基雅維里的“只要目的正確，可以不措手段”是不同的。馬氏理論是以用目的的正確與否來評斷手段的正確與否；而公羊的經權則是用行為結果的正確與否來評斷行為身的正確與否，同時把這種行為限制在一定的原則之內。我們應當可以理解到，目的和結果，是兩碼事。何者更加公正，我們可以自己評判。我人信奉馬基雅維里主義，不便妄置評語。我要指出的是，儒家除公羊一派之外，大抵不知變通，后世能夠記得《公羊》還有這樣的經權的人，只怕很少了。

    “張三世”，這也是公羊口的理論。所謂“三世”，就是指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我們通常的康世就是升平世，大同世就是太平世。這種法，包含了兩個含義：一是對現實的不滿，尋找一個歷史信仰或者構建一個烏托邦為基點，來為批評現實的政治現狀提供支持平臺；二是認為人類歷史的演進是道德的演進。做為這種烏托邦提出的主要依據，就是《春秋公羊》的學者利用了當時人們流傳的歷史傳，我們可以想見當時人們對“神話時代”一定有著美好的傳，他們利用了這種傳，肯定的那時候存在過太平世，并且人類社會的演進，必然是回到那種美好的太平世——這注意的是，這主要是從道德上的。同時，《公羊》的經權思想，也有這方面的因素，他們認為太平世的道德才最高道德，可是同時他們也承認自己生活據亂世或是升平世，不能完遵行太平世的道德規則。所以這時候，他們需要有經權。

    “大一統”是《春秋公羊傳》形成時代的一個夢想。現在普遍認為是對長時間無秩序的厭惡，是大部分民眾的精神訴求。表現在《公羊傳》，就是開篇就提出“大一統”。現代人對“大一統”的批判，主要是因為董仲舒天人三策提出獨尊儒術時，就是借“大一統”的名義發難的。但是這個問題如果公正一點來，我認為獨尊儒術的危害性是被夸大了。且不實際上，至少到宋代為止，中國在技術上仍然處于領跑地位；在政治上，從漢到宋，也絕非一成不變，而是發生不斷的改變。在思想上，漢代的各種思想照樣活躍，而諸子百家的思想也沒有因此而失傳。況且在事實上，任何一統一之政府，都需要一官方之指導思想，黨政府不去了，就算是今天之民主政府同樣有一官方思想，爭鳴只發生在此思想的內部派別之上。而兩漢在此思想內部的思想辯論，也是客觀存在，甚至表現相當激烈的。況且獨尊儒術，并沒有打擊迫害其他的思想派別。坦率的，我覺得這只儒家的一種體面的勝利，主要則是公羊派的勝利（但是公羊派的勝利沒有維持多久）。其他的諸子百家，不過是被歷史淘汰了。指責儒家不應當勝利？豈非笑話奇談？！那各種思想到了必須依賴官方才能生存下去的地步，被淘汰也是理所當然的，毫無生命力的東西，何必保留？后人的指責，不過是基于一種天真的浪漫情懷罷了。人們不過是在責怪為何儒家沒有發展出民主政治，因此就希望諸子百家的爭鳴繼續下去，能夠產生民主政治的溫床，這種幼稚園可愛的想法，實在讓我無話可。諸子百家的爭鳴既然在統一的情況沒有了社會基礎，儒家的勝利是遲早的事情，那么是不是應當為了所謂的民主政治的誕生，讓中國把戰國時代延續下來？我擔心如果那樣，只怕民主政治還沒有誕生，我們的祖先就部死于戰火了。所以我認為，民主政治的未能產生，至少是不能歸咎于獨尊儒術政策的。我個人的看法，是認為與蒙滿二蠻族的擾亂有極大的關系。但是滿獨勢力的存在，讓我在開口詳談這個問題之前，需要加倍的謹慎。我不愿意授人以柄。

    “通三統”的思想和大一統是相關的。所謂三統，就是黑統、白統、赤統。這中間提供了一種暗示，暗示天下非一家獨有——公羊家則把這種暗示明白了。通三統是對大一統的補充，就不承認某家可以千秋萬世，這也是一種施壓促其行德政的歷史觀宣傳。而同時，通三統理論亦告誡后任的統治者對前任統治者的后代，要結予較好特遇，反對血腥的清算。西漢有兩個癡兒，就跑去上書西漢皇帝，他們推算漢室氣運己衰，應當退居百里，讓賢遜位。這里面，就有通三統的理論。只是這個癡兒過于烏托邦了，白白送了性命。

    最后就是“大復仇”。放到最后介紹，并非因為它相對不重要，相反，這也是公羊派一大特色理論。“大”的意思，就是肯定、贊許、推崇。《春秋公羊傳》凡有復仇事，必然大書而特書，可以這是公羊派的“俠客背景”。公羊贊許的復仇，主要是涉及家國大事，有三種復仇是公羊贊許的：其一，國君復國君殺祖殺父之仇，這樣，就算是九世以后再來復仇，公羊也認為可以，“九世猶可以復仇乎？雖百世可矣。”但是《公羊》認為這種百世復仇之義，只限于為國復仇。其二，個人復國君殺父之仇。《公羊》推崇君臣以義合的觀點，并不認為臣子對君主要絕對效忠。也不講什么大義滅親——這是《春秋左氏傳》的觀點。《公羊》認為，事君只是“義合”，事父是“天屬”，義合的關系，在父親無罪被殺的情況下，就自動消除了，義合的關系不存在，所以可以復仇。但是如果父親是有罪被殺，則君臣之義仍然存在，就不能復仇。這種精神，是《公羊》獨有的。其三，臣子復亂賊弒君之仇。《公羊》認為臣子為君復仇，也是一種責任。

    《春秋》對恥辱看得極重，這一點影響中國數千年。儒家對恥辱的看重，可能受到士的風氣的影響。而對恥辱的看重，必然影響到對復仇的推崇。同時，春秋時代秩序的混亂，正義不能申張，《公羊》同樣深恥之，因此他們推崇復仇的精神，鼓勵用極端的手段去討回應有的公道。《公羊》對公正的追求可以相當的執著，當他們認為政治不存在公正的時候，他們毫不猶豫的贊成人們去追求自然公正。

    公羊派可以是一些現實主義者，他們似乎并不相信什么來世與上天，他們的眼里只有現在與歷史。因此他們把復仇的責任加在現實中的人的身上。鼓勵人們去討回自己的公正。我最欣賞《公羊》的，一就經權，一是大復仇。武帝要對匈奴用兵，許多公羊家們反對，但是一旦端出九世復仇之義，就沒有人再出聲。這種精神，就是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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