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出土的菊花形金碗、蓮花紋銀碗、斗笠銀碗等器形，已經在綿、陽窖藏、德、陽窖藏、福、建邵武、窖藏等處均有發現。

    在菊花形金碗上，明確有“紹熙”的紀年款，而“紹熙”也就是119年以后。

    由此專家推斷，彭城金銀器的器物年代其上限，應該不會早于“紹熙”年間，幾乎所有的器物都表現出明顯的南宋特征，其下限不會晚于南宋末年。

    但器物的年代不一定就是下窖的時間，是什么原因，促使主人埋掉這一批珍貴的財寶？

    倉促的“窖藏”往往都是把東西藏在罐中、木盒中，甚至直接埋入土坑。

    但彭州的金銀器卻埋藏在規整的磚室內，器物放置整齊有序，多數器物還用紗布包裹，貴重金器都裝在一個大的銀缽中，下窖的時候還按先大后的順序依次放入，一些相同的器形重疊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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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磚室的大剛好能夠裝下所有的器物，既沒有留下大的空間，又不會因空間太而壓壞器物，而且埋藏在米多深的地下。

    這明主人在下窖的時候時間很充裕，沒有絲毫的慌張。

    專家發現，在大量的金銀器中出現了“董”、“董宅”等銘記，估計這應該是這批金銀器的主人，一個姓董的大戶人家。

    盡管宋代奢侈之風盛行，一般老百姓都以有幾件金銀器而自豪，能夠擁有數量如此之多的精美金銀器。顯然“董”是有較高社會地位和財力的家族。

    一般的社會事件，不會對這些龐大的家族產生多大影響。致使其不得不將珍貴金銀器埋入地下的原因，肯定是他們難以控制和預料的嚴重事件。

    諸多線索讓專家思路逐漸清晰。

    在“紹熙改元”之后，彭城的確發生了足以令當地富豪倉促出走、埋藏珍寶的事變。

    南宋端平三年，也就是136年，蒙古鐵騎占領大半個宋國，那時人們匆忙逃亡。

    浮現在我們眼前的是這樣的場景：彭城一董姓大戶人家，提前得知蒙古兵南下的消息，并料定彭城遲早會淪陷。于是早早的就將多年積聚的金銀器埋藏好，想等戰亂過后再取出來。

    但沒想到的是，當蒙古兵殺到的時候，一家老均被屠戮或者逃走之后，卻再也沒有機會回來，倒給現代人留下了通往南宋的實物資料。

    但最準確的推測，尚需更多史料佐證。

    雖然大體推斷出來了這批窖藏的出處。但新的疑問接連產生。

    既然是窖藏，那這個董家，難道就只有這三百五十多件金銀器？

    既然能夠有實力買那么多銀器，難道就沒有實力買金器？

    要知道金器和銀器的差別，就好像現在的桑塔納和轎跑的區別，在大戶人家之中。是絕對不可能沒有金器的。

    而且，從窖藏的發現來看，這座窖藏顯然是不完整的。

    從這次發現來看，當時這批金銀器的主人，準備的很充分。他們能夠完整的把東西藏在地窖當中，明他們離開時很從容。

    既然是這樣。一大家子人，留下的東西，自然是不可能不完整的，像女人的首飾，自然不可能都是金銀頭飾，最起碼還有手鐲戒指耳環什么的。

    還有銀器也是很明顯不完整的，像一些餐具，這批窖藏發現的只有銀碗，而其他像杯子、湯匙、筷子、酒具等，都沒有發現。

    所以，就算這戶人家沒有實力置辦太多金器，像上述所的銀器，是一定會有的。

    有了這樣的疑問，彭城市博物館的人員興奮了，而且他們也很快有了收獲。

    彭城金銀器的發現地，現在已成為繁華的商業區，清代是寺廟所在地，在此之前，已無從可考。

    這次是因為城市改造工程，才有了意外發現，所以當他們把整個工地清理出來時，很快又有了發現。

    那處地方很明顯也是一座地窖，但接下來的發現，卻當頭給他們澆了一桶冷水。

    地窖是發現了，但這是一座明顯被破壞了的地窖，這座地窖就在那座由工人意外發現的地窖的旁邊。

    如果不是工作人員細心，發現了一些填縫用的特殊泥土，他們是怎么也不能發現，這座已經被完破壞了的地窖的。

    有了目標，他們很快就把這座地窖的大體位置清理了出來。

    此時他們才發現，這座被破壞了的地窖，跟發現的那座完整地窖，只有一墻之隔，從這里很明顯看出來，這是屬于同一座地下建筑。

    接下來的發現，更加讓人沮喪，他們接連清理出來了四座地窖，加上保存完整的那一座，應該是五座地窖。

    地窖成梅花形分布，部緊靠著，到了此時，已經沒有人懷疑，這里原來是有五座地窖的。

    既然已經確定了這個事實，那其他四座地窖為什么被破壞？

    通過偵查現場，那四座地窖，很明顯是在近期被破壞的，而且有很明顯的人為跡象，這明，這四座地窖是被人有計劃的挖開，然后被故意破壞。

    到了此時，所有人都對這件事情有了一個清晰的了解，可此時，作為彭城招商引資的成果，那家愛國公司里的負責人，已經消失無蹤。

    而這伙人剛開始打到改造項目承建公司賬戶上的十億元巨款，也已經被用各種理由抽空。

    這個時候，所有人都明白，這個來家鄉做貢獻的愛國公司，很可能就是一個盜墓團伙。

    果然，隨著展開深入調查，那伙人的所有個人資料，部屬于偽造，而他們的公司和款項，業務來往，居然是真的，但跟他們有所關聯的公司，此時已經部被抽空資金，已經變成了一個空殼。

    這時，辦案人員又有了一種明悟，他們面對的是一個實力極強，組織嚴密的特大盜墓集團，而這樣的團伙，自然是會走私的。

    有了這種判斷，所有人都心涼了，只是一個地窖的窖藏，就有三百五十多件金銀器，而其他四座窖藏之中有多少珍藏？

    最少上千件，這是所有人通過整理被破壞地窖，和分析完整地窖得到的結論。

    上千件金銀器，足可以支撐起一家大型博物館了，對這樣的損失，是誰也損失不起的，所以彭城市高度重視，從此之后，他們開啟了長達十一年的追蹤之路。

    這些年，彭城市政府耗費了極大的心血，從監控國際走私市場的變化，到國內各大走私團伙的資料搜集，可以只要是任何關于金銀器古董的消息，他們都會關注。

    就是在這么嚴密的監控之下，這批金銀器，直接消失了十一年。

    直到最近，一伙特大走私團伙覆滅，從而打草驚蛇，讓另外一伙人，漸漸浮出水面。

    這些害怕了的犯罪分子，終于忍不住冒頭。

    接下來的事情，就是韓孔雀親自參與的那次黑市拍賣了。

    隨著這批金銀器的追回，彭城金銀器可以是名滿天下。

    “彭州金銀器代表了宋代金銀器的最高水平。”這是魔都大學著名教授徐芳，對彭城宋代金銀器窖藏的評價。

    在這批稀世珍寶中，金銀器上的銘記落款，成為研究宋代工商業不可多得的實物資料。

    特別是里面的一件象紐蓮蓋溜肩銀執壺，這個銀器代表了宋代制造業的最高水平，可以入選中國考古精品文物，以后將是彭城市博物館的鎮館之寶。

    在這批一千五百多件金銀器中，現在可辨別器物上有銘記的共有近85件，占這批金銀器的七成，這在宋代窖藏中極為罕見。

    銘文中，“羅祖一郎”、“汪家造十分”、“寺街陳家”等制造工匠、制造商家、制造地的名款，只出現在某一種或某一套器具上，表明當時的分工已經很細，一個作坊只打造一種或少數幾種金銀物品。

    更為重要的是，很多金銀器上都標明了成色和重量，如“袁家十分”、“注子一付重叁拾壹兩”等，可見古時人們對質量的追求與現代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

    這些銘文通過鏨刻、壓印、刻劃等方式留在器物上，無不體現出持有者的尊貴和珍視。

    在彭城金銀器中，除了金簪、金釵兩類首飾外，其余的器物都是容器和各種餐具。

    有碗、盤、盞、壺、瓶等15類，有三成以上的金銀器，有生動的紋樣作為裝飾，這明宋代金銀器在民間已大量使用，裝飾已經變得世俗化，已經不在裝飾上多加注意。

    在制作工藝上，彭城金銀器雖然多為私人作坊和個體金銀匠人制造，但做工卻很精細，宋代金銀器制造的各種技術在彭城金銀器中幾乎都有體現。

    另外，出土的這批金銀器中，多件物品上鏨刻有帶“官”字的銘文，這些器物造型復雜，工藝精湛，應該是官府作坊的產品。

    這在宋代金銀器的制造已經非常先進，彭城作為先民早期活動的核心區域，出現如此眾多精美的金銀器也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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