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過三巡，菜過五味，張學善身體較弱，稍微多喝了幾杯，心中煩悶，不知不覺提起丟失東北的事，他連著嘆了好幾口氣。

    秦笛看左右無人，問道：“坊間有人傳言，說清先生曾有手諭給你，讓你不要抵抗，有沒有這回事？”

    張學善嘆道，“是我們東北軍自己選擇不抵抗的，我想盡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給他們借口擴大戰(zhàn)事，因此打不還手，罵不還口。”

    “這么說，傳言是假的？并沒有什么手諭？”

    “清先生那段時間下野，國民政府主席是林森，行政院長是孫科，當時中央給我的指示是，相應處理。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承認那時判斷錯誤。我下令不抵抗，是為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秦笛又問：“坊間還有人說，你為了保留實力，擁兵自重，所以才避而不戰(zhàn)。”

    張學善眉毛一豎，面上有了怒色，道：“胡說八道！這些人都不懂！東北軍雖然人多，但多是土匪，不是正規(guī)軍。我為了爭奪鐵路權(quán)，曾經(jīng)跟蘇俄的軍隊交手，結(jié)果大敗，被迫簽訂屈辱條約。我老實講，東北軍不是日本關(guān)東軍的對手，如果抵抗就是全軍覆沒，不但我手下的兵會死光，還可能激起日本人的兇性，讓東北變成一片焦土。”

    秦笛心想：“兵熊熊一個，將熊熊一窩！你不是合格的領(lǐng)軍人物！如果令尊還活著，可能結(jié)果并非如此。”

    按照歷史記載，汪大衛(wèi)雖然后來成了漢奸，但在918事變時，他是主張抗日的，他繼孫科后出任行政院長，曾多次給張學善發(fā)電報，催促他出兵抵抗，責備張學善，“去歲放棄沈陽，再失錦州，致三千萬人民，數(shù)十萬土地，陷于敵手……”

    但張學善總推諉說糧餉不足，拒不行動，并還暗指汪大衛(wèi)無權(quán)指揮東北軍，結(jié)果氣得汪大衛(wèi)辭職出洋，“這個行政院長沒法干了。”

    在日本關(guān)東軍攻打熱河之前，軍政老將宋哲元、商震、龐炳勛等都要求清先生親自北上，指揮抗日。知識分子胡時、丁文江、翁文灝三人當時曾聯(lián)名致電清先生，指出華北抗日，不是張學善能領(lǐng)導的，熱河如果再輕易失守，政府責任難逃，吁請清先生速來華北親自指揮。

    清先生接到胡時等人電報后覆電說，他第二天就北上。

    然而當天夜里，熱河全境就被日軍占領(lǐng)。

    清先生后來感嘆說：“我估計日本要用六個師團的人，日本國內(nèi)和臺灣都得動員兵力。我們每日都有情報，知道日本沒有動員，故料日本不過虛聲嚇人而已。不料日本對湯玉麟、張學善的軍隊比我們知道得多。”

    當時進攻東北的日本軍隊只有幾萬人，而僅張學善的東北軍就有30萬部隊，但熱河就這樣輕易失守，對此胡時非常悲憤，在《獨立評論》上發(fā)表了“全國震驚之后”一文，認為熱河失守，張學善罪責難逃。胡時毫不客氣地指出：“張學善的體力與精神，知識與訓練，都不是能夠擔當這種重大而又危急的局面的。”

    雖然張學善說，沒有清先生“不予抵抗”的一紙手諭，但從整個抗戰(zhàn)背景來看，清先生對張學善在東北不抵抗基本是持默許態(tài)度的，主要原因是他對當時中國和日本的軍事實力懸殊有比較清醒的認知，傾向于忍讓、不擴大事端，以爭取時間。從這個意義上說，東北不抵抗是張、清兩人的共識。

    杜悅笙好意請倆人飲宴，沒承想秦笛問的都是軍事機密，他聽得有些心驚肉跳，因為牽涉到清先生，萬一傳出去就麻煩了！

    因此他起身吩咐手下：“封閉房門，不準任何人進來！”

    隨后，杜悅笙親自為二人把盞：“少帥，秦先生，多喝酒，多吃菜，少談政事……”

    可是張學善這樣的人，怎么可能不論政事？

    酒過三巡，秦笛說道：“我是鄉(xiāng)野小人物，不明白天下大勢。我想請問少帥，為什么清先生不肯破釜沉舟，堅決抗日呢？”

    老實講，清先生也是強烈的民族主義份子，日后寧肯退出聯(lián)合國，也絕不放棄大陸版圖。可是這樣的人，為什么直到1937年西安事變，都一直對日妥協(xié)呢？難道說是因為他在日本留過學？

    張學善搖了搖頭，道：“軍閥割據(jù)，政令難以統(tǒng)一，國力衰微，無法與日本匹敵，所以盡量避免全面抗戰(zhàn)的爆發(fā)，以爭取時間組建更多師團，建造兵工企業(yè)。”

    九一八事變后，清先生在德國人的幫助下，在湖南、四川、湖北等大后方創(chuàng)建軍工廠和重工業(yè)。在西安事變前一年，他還堅持“和平未到完全絕望之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后關(guān)頭，亦決不輕言犧牲。”

    但他為什么不把想法告訴群情激昂要求抗日的中國民眾呢？

    因為當時日本內(nèi)部對是否攻占整個中國也有分歧，日本政府向“國聯(lián)”提出的對華五項條款，其中有“保護日本臣民在滿洲之一切和平業(yè)務，尊重日本在滿洲之條約利益”，同時也有“日本尊重中國土地之保全”。

    雖然這種條款形同于溫水煮青蛙，但是清先生和一部分青白黨的人士認為，中國仍有可能和日本周旋，拖延日本全面入侵中國的時間，以積蓄自己的力量，故而從長計議。

    當時胡時發(fā)表“華北保存的重要”一文，主張“停戰(zhàn)謀和”，指出以中國之國情“不足以對日言戰(zhàn)”；“戰(zhàn)則必大敗，而和則未必大亂”。胡時后來還提出，“日本倘能自華撤兵停戰(zhàn)，中國不惜承認滿洲國”。胡適為文解釋說，當年比利時曾被德國占領(lǐng)，法國割兩省給普魯士，都是由于實力懸殊而采取的權(quán)宜之計，后來有實力又收回。

    胡時的軟弱，跟汪大衛(wèi)的曲線救國，又有什么不同呢？

    不過，1937年日本進攻全中國的時候，胡時堅決主張全民血戰(zhàn)，直至最后一寸土、一個人。在這一點上，他跟汪大衛(wèi)恰好翻轉(zhuǎn)過來！

    飲宴到最后，張學善喝得醉醺醺的，問道：“秦先生，過些天我想去歐洲考察，路途遙遠，能說話的人很少，要不然，你陪我一起去如何？”

    秦笛婉拒道：“多謝少帥盛情邀請，可我暫時走不開，對不起了。”

    他不想跟張學善接觸太深，如果兩人一起去歐洲，在報紙上一登載，肯定會吸引很多人的眼球，給他增添更多的惡名。

    而且，歷史上張學善去意大利，還見了墨索里尼，拿到一枚“皇冠大十字勛章”。隨后，他從意大利到法國，再到英國，耗時大半年。

    秦笛可沒有那么多功夫陪對方玩！

    他在長途飛機變得可靠之前，暫時不愿意坐輪船出海，此時的歐洲也是一團糟，有啥好玩的？有那個時間閑逛，還不如去洞天福地修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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