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乾順涼了，涼的比卡大佐還徹底。

    如果不是李良輔和任得敬早早的就帶著十萬擒生軍跑路，估計整個西夏也會隨著李乾順的涼透而涼透。

    即便如此，李良輔和任得敬的日子也不好過。

    按照任得敬的謀劃，兩人要帶著十萬擒生軍從白馬強鎮軍司直奔宣化府，從宣化府補給一番之后再直奔肅州，最終的目的地是沙州。

    然而好巧不巧的是，兩人帶著擒生軍從白馬強鎮軍司跑路的時候還算正常，可是剛到宣化府，就一頭碰上了剛剛收復了西涼府，現在正打算收復漢唐故地的種師中。

    種師中幾乎都要笑尿了——

    十萬擒生軍，就是五十萬貫，其中李良輔和任得敬的賞格更是高到了五千貫，加在一起就是五十一萬貫。

    沒有人能拒絕這么大的誘惑，種師中也不例外。

    所以后來的局面就變成了李良輔和任得敬在前面跑，種師中在后面帶兵窮追不舍。

    至于那幾百上千萬的西夏人，則是被秦會玩笑納了。

    畢竟要修長城還要修路還得搞其他的生產，沒有勞動力是不行的。

    而西夏人就是最好的勞動力，因為不用給錢。

    趙桓也帶兵回到了汴京。

    然后磨刀霍霍向朝堂。

    第一刀就直接砍向了冗官。

    大宋有“冗官、冗軍、冗費”三冗，而在三冗之中，冗官現象是最為突出也是最難治理的，而濫開仕途，機構重疊，則是造成冗官現象的根本原因——

    宋朝對宗室、親信弟子特為優寵，隨意授官，皇朝宗室男孩七歲便可以授官，有的甚至在襁褓中也有官階，并領取俸祿；宗室之外，其它旁支、異姓、門客，都可以得蔭補官，每年成千上萬的人涌入官僚隊伍。

    唐朝李二時期曾經將“朝堂之上”的官員數量從兩千多人減至六百三十四人，而到了宋仁宗時代，“朝堂”內外屬官已經超過一萬七千人。

    而大宋的疆土卻只有大唐的二分之一。

    而且大宋還有一個很先進的玩法，就是官、職分離，其中官是虛名，稱之為“寄祿官”，表示一定級別與領薪俸，“職”是管理具體事務的，也稱之為“職事官”。

    到后來，因為朝堂上的大佬們太過于膨脹，再加上一個官位往往會有五六個人同時在坐，以至于許多職事官也不怎么管事了，只有特別差派負責某事時的官員才會去處理一些實際上的職務。

    比如“吏部郎中、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這一官號，吏部郎中是官，龍圖閣學士是職，知開封府才是實際職務，前兩項為空頭銜，是專門用來領錢的。

    整個大宋朝堂基本上就是這個蛋樣。

    就這，士大夫們還不怎么滿意，因為“此非儒臣待遇”。

    如果再把根子往上找，估計又得找到高梁河車神的身上——

    正是從高梁河車神在高粱河騎驢漂移，只甩給遼國人一個驢尾巴之后，大宋才正真開始明確執行起了“重文抑武”的政策。

    想要重文抑文，就必然要重用文官，想要重用文官，就必然得有大量的文官。想要有大量的文官，就得擴大科舉考試中的錄取規模。

    當得出了這么個神奇的結論之后，高粱河車神趙二同學又試做了一個簡單的e循環，發現其中沒跳出來什么bug，所以趙二同學就按照這個循環開始執行——

    隋唐科舉取士尚受門第限制，大宋則是取消了門第限制，這是優點，不噴他。

    但是大宋又增設了經義、吏治、恩科、神童科等科目。如果說經義和吏治這兩科還在可以理解的范疇之內，那恩科和神童科到底是什么鬼？

    另外，唐代進士及第每次不過二三十人，大宋則是每次錄取七八百人。

    比如著名的賽驢手趙二同學。趙二在位22年，通過科舉得官者將近一萬人——

    然而這并不是大宋的上限。

    如宋真宗咸平三年，真宗親試舉人、進士、諸科（包括屢試不中者），一年之中就錄取1800多人。宋仁宗在位12年，科舉13次由進士一科而得官者有4517人，諸科則有5000余人。

    但是問題的關鍵之處在于這些人是官！不是豬！一頭豬可以殺了吃肉，但是一個官卻是需要一個官位來安置的！

    你以為這就完事兒了？

    然而并沒有。

    因為這種玩法充其量只能算是加大擴招規模，終究還是正常途徑的選官，就算是能造成一定程度的冗官其實也有限。

    但是大宋的官家們多騷啊，除了不斷的加大擴招規模之外，大宋的官家們還濫開入仕途徑。

    “恩蔭”被大宋的官家們玩到了極致，就連皇帝郊祀的時候，官員致仕的時候或者官員去世的時候都能“恩蔭”，反正只要是個理由就可以“恩蔭”。

    尤其是對于皇族來說，“恩蔭”的門檻更是低到了令人發指的程度——

    原本大宋的規定是皇族宗室七歲授官，仁宗時改為襁褓之中即有官位。慶歷七年，一年內單是皇族授官的就達1000多人。

    至于其他的文武官員，則以地位高低對其家屬近親授官，甚至職位低微的郎中、員外郎也可蔭子孫一人得官，真是“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

    如宋真宗天禧元年太尉王旦死后，皇帝就一次“錄其子、弟侄、外孫、門客、故吏授官十數人”。

    仁宗慶歷三年，范仲淹曾針對這種情況提出意見:“假有任學士以上官經二十年者，則一家兄弟子孫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升朝，此濫進之極也。”

    然而并沒有什么鳥用，大宋的官家們該玩“恩蔭”的還是接著玩。

    而且除了“恩蔭”之外，還有輸糧輸錢授官、賣官鬻爵等“非正常”入仕方式，也是助長官僚隊伍膨脹、“冗官”形成的原因。

    比如遇到了災荒，只要地主肯于開倉出糧或雇用民夫肯于出錢的，也可視其出錢多寡由朝廷授予官位——

    這種玩法的本意是好的，但是再好的玩法也照樣能給玩出花樣兒：“三千索，直秘閣，五百貫，擢通判。”

    所以大宋的官員就多如牛毛。

    哪怕趙桓之前說過要解決冗官的問題，實際上也沒什么鳥用——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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