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至今日，一提起陰陽家，很多人都會望文生義，認為他們不過是算卦測字之流，有些人甚至會把他們當作封建迷信。

    這實屬偏見誤解。

    實際上，陰陽家的推算預測能力，是建立在他們對自然研究的理論基礎之上，并非是怪力亂神、胡編亂造。

    在《列子》中，曾記載了陰陽家創始人鄒衍“吹律回春”的故事。

    戰國時期，鄒衍受燕昭王邀請，到燕國指導農業生產工作。

    一年春天，鄒衍來到漁陽這個地方。

    這時周圍地方都已經暖和，可漁陽還是和冬天一樣，寒氣極盛，植物無法生長。

    于是，鄒衍便登上郡城南邊不遠處的一座小山上，并在山頂吹起了律管。

    三天三夜之后，漁陽上空的濃云逐漸散去，緊接著暖風襲來，陽光明媚，冰消雪融。

    頓時，整個漁陽都在鄒衍的律聲中回暖了。

    據說，在鄒衍吹律的那年，漁陽的莊稼長得特別好，大地五谷豐收，百姓安居樂業。

    鄒衍還從別處找來更好的莊稼品種，教當地農民識別和耕作。

    從此，漁陽老百姓的日子漸漸好了起來。

    千年之后，詩仙李白有感而發，寫下了一首《鄒衍谷》，稱贊鄒衍愛民之心：

    “鄒子一吹律，能回天地心。”

    “鄒子吹律”的故事看似充滿著神話般的色彩，實際上，這神奇不過是建立在鄒衍對自然規律充分觀察研究的基礎之上。

    研究觀察自然以及推演未知，是陰陽家認識這個世界的方法，但卻不是他們的初心。

    那陰陽家的初心，到底是什么呢？

    這還是要從其創始人鄒衍說起。

    鄒衍是戰國末期的齊國人，曾在齊國的稷下學宮求學任教。

    這稷下學宮是當時中國文化和學術的交流中心，匯集了諸子百家各流派人才。

    當時有很多位高權重的大人物，都出自這座學府。

    鄒衍當時是稷下學宮中的佼佼者，曾在這里學習儒家學說。

    后來，他便以儒學作為自己的宗旨，希望能夠尋找到一種經世致用的方法，以圖救濟天下百姓。

    此時的齊國兵強馬壯，頻繁對外作戰，就連燕國也淪為了齊國的附庸。

    即便如孟子這樣的當世大儒，也來到齊國，謀求齊家治國之道。

    只可惜，孟子并沒有得到齊宣王的重用。

    孟子游說齊王的失敗，無疑讓鄒衍認清了現實的殘酷：

    那些滿口仁義道德的列國諸侯，實際上虛偽至極。

    他們追求的只是權力地位，有哪里真正關心百姓們的死活呢？

    于是，鄒衍針對當時列國諸侯日益荒淫奢侈的現實，結合陰陽之道與五行之說，用以小推大、以近推遠、以今推古的推理辦法，創設出了——陰陽五行說。

    鄒衍之所以要新創一學說，是因為他已經從孟子的失敗中認識到：

    純粹的儒家學說已經對那些驕狂自大的諸侯不起作用了。

    于是，他本著儒家“尚德”的初衷，借用天道陰陽之說，來勸誡引導諸侯們實行儒家所推崇的仁政。

    鄒衍試圖用“陰陽五行說”表明事物運動變化的普遍規律。

    他認為金、木、水、火、土五行之間相生相克，這表明事物之間有著既對立又統一的關系。

    只要研究透了陰陽五行說，便能夠掌握世間萬象，推演未來禍福。

    由于“陰陽五行說”具有推演預測的神秘力量，因此備受列國諸侯的追捧。

    諸侯們對陰陽五行說的狂熱追捧，再一次給了鄒衍創新發展的動力。

    終于，鄒衍將王朝的更迭與陰陽五行說相結合，最終提出了影響深遠的“五德終始說”。

    鄒衍認為，朝代更迭如同自然變化一般：

    黃帝屬土德，被屬木德的夏替代；夏被屬金德的商替代，殷商被屬火德的周替代，周也將會被屬水德的君主替代。

    鄒衍本想以此學說警示列國諸侯：

    如果不仁政愛民，就會被他人取代，這是天道輪回，是上天對人君的懲罰。

    但讓鄒衍沒想到的是，“五德終始說”卻淪為了諸侯們爭奪霸權、奪取天下的“合法工具”。

    各國君主紛紛標榜自己才是那個“天命所歸”的真主，而鄒衍則成了各國君主爭相拉攏的“香餑餑”。

    于是，鄒衍從一介學者，搖身一變成了列國諸侯的座上賓。

    陰陽家也在諸子百家中異軍突起，一時之間，風頭無兩。

    在齊國時，齊宣王任命他為“上大夫”；

    到魏國時，魏惠王親自出城相迎，將他視為貴賓；

    到趙國時，戰國四公子之一的平原君側身陪行，親自為他拂拭席位上的灰塵；

    后來到了燕國，燕昭王更是給了他隆重的待遇。

    燕昭王不僅親自拿著掃帚，在鄒衍前面清掃道路，還以侍奉老師的禮節對待他，并為他特地修建了碣石宮，以便于著書講學。

    即便是孔孟這樣的圣賢，也從未享受過如此禮遇。

    只可惜好景不長，燕昭王死后，其子燕惠王繼位。

    惠王并不如昭王賢明，他聽信讒言，以“間諜之罪”，將鄒衍逮捕下獄。

    鄒衍忠心一片，卻蒙受不白之冤。他深感冤屈，于是便仰天大哭。

    當時正值五月，可就是鄒衍這一哭，居然哭得“天氣突變，風雪驟降”。

    天地之威，非人力所能抗拒。

    燕惠王認為這是上天示警，嚇得連忙釋放了鄒衍。

    也就是這次巧合，讓鄒衍的“陰陽五行說”更加深入人心。

    陰陽家通過對自然萬物的研究，發現社會是不會穩固不變的，這在當時來說，無疑是一種進步思想。

    但其又認為所有的變化都是天道的授意，分分合合，輪回不止，這便掉進了神學的迷宮中。

    西漢大儒董仲舒正是敏銳地發現了這一點，所以他才將陰陽學的五行理論吸納到儒家體系之中，作為“皇權天授”的有力支持點。

    在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后，陰陽家的思想被當時的儒道兩家所吸收瓦解，從此失去了獨立的流派地位。

    司馬談在《論六家要旨》中將“陰陽家”列為首位，雖然對其學說評價不高，但卻不失公正地評價道：

    “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

    人之所以不斷進步，正在于對未知和神秘事物的不斷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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