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安排給徐弘祖的具體事務，崇禎皇帝也根沒有時間進行具體過問。

    就在崇禎皇帝帶領著內閣和軍機處的幾位重臣，到武英殿看了地形沙盤，并趁著這個機會接見了徐弘祖之后的第二天，他就從軍機處那里收到了以軍機大臣身份入晉督師剿匪的李邦華六百里加急呈遞京師的奏折。

    李邦華在奏折上道，正月里東渡黃河入晉流竄的陜北亂賊，目前已經探明了他們的去向。

    目前，這些流賊分成了兩支，其中一支以高迎祥、老回回等賊頭為主，往北進入了蘆芽山脈，另外一支以目前陜北最大的賊頭王嘉胤為首，進入了梁山山脈。

    這里所謂的梁山山脈，當然不是山東的梁山，而是后世山西西部的呂梁山脈。

    當然了，若是較真起來，蘆芽山脈也是后世所謂呂梁山脈的北段一部分。

    山西這個地方地形比較獨特，除了最西邊與陜西以南北走向的黃河為界以外，剩下的基上可以用兩山加一川來概括了。

    其中的兩山，也即是兩大大體成南北走向的山脈，西面距離黃河不遠的就是呂梁山脈，而東面就是赫赫有名的太行山脈。

    至于中間的一川，就是南北橫貫幾乎整個山西內陸的汾河了。

    雖然山西境內這兩大山脈中間，還夾雜著許多山脈，但卻沒有能夠與呂梁山、太行山這種南北走向的龐大山系相媲美的了。

    當然了，北面與這個時代的大同鎮連接處的恒山山脈，與南面隔著黃河與河南連接的中條山區，也是群山連綿不絕。

    所以整個來，山西的地形十分獨特，也可以是十分封閉，若是能夠堵住太行八陘，那么在冬季到來、黃河封凍之前，將這兩支亂賊剿滅在山西境內，也不是沒有可能。

    且崇禎二年正月的除夕夜里，王自用、高迎祥、馬守應等人在搶掠了綏德州東面的葭縣之后，趁著黃河冰凍的天賜良機，帶領眾多人馬，裹挾葭縣等地百姓，往東渡過了黃河天險，一舉攻占了山西吳堡、永和、吉州三座縣城，而山西總兵官王國梁麾下的山西衛所兵望風而逃，沒有一點抵抗的意志。

    山西沿黃一線衛所兵的表現，讓山西巡撫張曉和山西總兵官王國梁氣得跳腳的同時，也讓率領亂賊流民進入山西境內的眾賊首們歡欣鼓舞。

    在這些賊首看來，一河之隔的山西境內，真的是他們這些義軍的福地，因為他們終于找到了起事之初那種所向披靡的感覺。

    王嘉胤、馬守應這些賊頭都是邊軍出身，他們對大明地方衛所軍備廢弛的情形了如指掌。

    面對孫傳庭麾下的延綏鎮邊軍，他們可能打不過，但是面對山西境內的衛所兵，他們卻有著很強的優感，根沒把這些衛所軍隊放在眼里。

    事實也的確如此，這些賊頭帶領著在陜西被官軍追剿得無處躲藏的亂賊，自從進入山西境內之后，就如同進入了無人之境一般。

    還未出正月，就把呂梁山以西攪了個天翻地覆，不僅拿下了沿黃一線的吳堡、永和、吉州三座縣城，而且還攻占了永寧州州城離石，游擊高從龍兵敗被殺，永寧知州鐘萬里以下未從賊文官盡被殺害。

    離石在這個歷史時空之中也叫作永寧州，州治就設在離石縣。

    同樣是這個離石，在后世的時候改名叫作了呂梁。

    而它之所以后來改名叫作呂梁，就是因為它處在呂梁山的正中央，是呂梁山脈最有代表性的地方了。

    如今的離石，周圍群山環抱、溝壑縱橫，往北的呂梁山北段又叫蘆芽山脈，往南的呂梁山北段，就叫做梁山山脈。

    王嘉胤會合了兩路賊軍之后，順利攻占了永寧州城，而到了這時，時間也早過了正月。

    山西上下官員一邊趕緊行文往上報告賊情，一邊也趕緊調集兵馬保衛太原。

    明代的山西鎮是九邊之一，這意味著山西鎮的總兵府與山西巡撫衙門并不在一個地方。

    山西巡撫衙門在太原，而山西鎮的總兵府則設在太原北面三百里的代州。

    山西鎮所屬邊軍主要負責的，也是內長城一線的關口，從西往東依次是寧武關、雁門關、平型關和倒馬關。

    所以山西鎮的重兵，也就是按照邊軍標準發給餉銀募集而來的營兵，主要部署在這幾個關口的一線。

    雖然崇禎皇帝之前已經三令五申，讓山西巡撫張曉和總兵官王國梁沿著黃河增筑堡壘，防止陜西的流賊流竄進入山西境內，但是山西軍中，上到總兵官王國梁下到普通士卒，都沒有把陜西的流賊農民軍放在眼里。

    而山西巡撫張曉雖然也在沿黃一線投入了大量的錢糧，募集流民修筑堡壘，但山西去年遭逢數十年來未曾遇到過的大旱天災，實在是沒有太多的余力在沿黃一線大力修筑堡壘了。

    就這么地，一年過去了，崇禎皇帝設想中的山西沿黃防線，不僅進展緩慢，而且漏洞百出。

    但是崇禎皇帝卻不能因為這個就罷免了張曉和王國梁。

    一來，自從下令在山西、河南修筑面對陜西的防線以來，山西巡撫張曉和總兵王國梁還算是盡心盡力，所上報的方案也都經過了崇禎皇帝的同意。

    兩個人在山西沿黃防線，一共充實部署了將近萬名的衛所兵，從最北面的偏關，到最南面的蒲州，該修繕的城池進行了修繕，該整頓的衛所也進行了充實整頓。

    所以，也不是什么事情都沒做。

    二來，山西與陜西一樣，從天啟七年就是年大旱，到了崇禎元年之后，旱情不僅沒有緩解，而且還變加厲，年一滴雨都沒有下過。

    面對這樣的情況，山西沒有如同陜北那樣發生大規模的民亂，就是因為巡撫張曉和總兵王國梁等人拿了修筑防線的錢糧賑濟了饑荒的百姓。

    這一點，怎么也算是有功勞的。

    歷史上，崇禎皇帝很輕易地就罷免了張曉的巡撫之位，之后還接二連三地換了好幾個山西巡撫，但是繼任的人選之中，沒有一個能夠保持山西的穩定。

    這明什么？

    這明，當時的情形恐怕并不是哪個人僅靠自己的能力就能夠力挽狂瀾的。也可以是大勢如此，非人力所能抗拒的。

    歷史上的崇禎皇帝犯下的一個很大的錯誤，就是頻繁地更換閣臣和封疆大吏，這樣做固然是提拔重用了一大批良臣猛將，但是也確實是誤殺了不少有用和可用之人。

    罷免了張曉之后，他用了耿如杞，但是一年之后就又殺了耿如杞。

    原因是耿如杞無法有效約束山西兵，然而如果當時領兵的是在山西坐鎮多年的張曉，恐怕就不會出現那樣的悲劇。

    而王國梁這個人最后是戰死在剿賊的戰場之上的，這樣的人即便是能力一般般，但是比起那些臨陣脫逃或者陣前投敵的總兵來，卻也算得上是有良心的了。

    因此，在接到了山西的賊情奏報，以及張曉等人的請罪折子之后，崇禎皇帝聽從了內閣閣臣和軍機大臣的意見，只是下旨申斥了張曉、王國梁以及山西鎮監軍御史王嘉徵，許他們戴罪立功，沒有再做進一步的處罰。

    畢竟使功不如使過，與其換上幾個不了解情況的新人，不如讓這些身并無大過的人將功折罪，以功贖過。

    所以，崇禎皇帝在下旨罷免了山西巡按羅世錦和山西參政裴俊錫之后，并沒有再去深究山西巡撫張曉和總兵王國梁等人的責任。

    而是讓他們抓緊整軍經武，儲備糧草，準備著聽候軍機大臣李邦華督師入晉剿賊。

    接到朝廷的旨意之后，山西巡撫張曉、總兵官王國梁也算是知恥而后勇，一邊讓山西鎮監軍御史王嘉徵率軍坐鎮寧武關，防止流賊穿云中山脈，闖入山西相對安定繁榮的汾河兩岸平原地區，一邊由王國梁親自趕到汾州坐鎮，一方面防止流賊繼續東進，一方面收攏沿黃一線的衛所敗兵。

    李邦華在自己一手編練的礦營護衛之下，從京師帶著一批糧餉趕赴山西潞安府的時候，山西境內就是這樣一幅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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