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皇帝在旨意之中，先是褒獎了朝鮮國主李倧及其輔政諸臣的深明大義，表示了皇帝對于朝鮮君臣遵旨換約、重定邊界的高度贊賞，然后又夸獎了一番朝鮮君臣如何如何知禮守禮、士林如何如何好學上進、民風如何如何忠孝淳樸等等，稱其不愧有海東中華之名。rg
最后的一，也是關鍵的一，就是同意朝鮮君臣士林的請求，以明發圣旨的形式，詔令大明翰林院編修、理藩院出使朝鮮副使張溥為大明常駐朝鮮國使節，命其在朝鮮國都漢城，擇地開設使館作為常駐之地，同時贈送朝鮮大明翰林院、國子監新刻正版儒學典籍千五百冊，以作張溥在朝鮮士林之中興學教化之用。
同時，圣旨之中還升錦衣衛副千戶喬啟泰為錦衣衛千戶，同時留任朝鮮，任為大明常駐朝鮮使館的武官副使，一方面幫助朝鮮與東江鎮及右路總兵府保持溝通聯絡，另一方面負責大明使節在朝鮮的安事務。
當然了，這是明面上的職責，私底下，錦衣衛既然進入了朝鮮國都漢城，自然就不會再輕易地退出來，監視朝鮮君臣，搜羅各方情報，更是分內之事。
只是張溥這個人書生氣太重，這樣的事情自然不便于讓他參與或者插手。
與此相應的是，王德化除了帶來大批量的儒學典籍之外，還帶來了留給張溥作為大明朝鮮使館建造以及開辦新書院的錢款。
當然還有讓張溥喜出望外的旨意，即允許他寫信招募通道眾人，一起在朝鮮開辦書院講學，招收門徒，為廣大朝鮮士林弟子傳道授業解惑。
對此，張溥自是又激動，又感恩。
讓他激動的是，他的這番作為居然得到了大明皇帝的圣旨恩準，這在大明朝的歷史上可是頭一遭啊，從此能夠在這個自號中華的朝鮮國中開山立派，成為一代宗師，想一想都令人興奮！
讓他感恩的是，皇帝竟然如此貼心，知道在異國他鄉開辦書院、傳道授業不易，不僅給他提供身份、提供典籍、提供錢款，甚至允許他自行招募大明士林之中的同道中人，集體前來朝鮮辦學講學，這是多大的恩典��！
張溥在激動和感恩之余，一邊以首任駐朝使節的身份，向皇帝上表謝恩，另一邊則以自己應社領袖的私人身份，給之前的同道中人大寫信件，廣邀士林好友前來朝鮮漢城。
在他大力邀請的人中就有他的好友兼應社骨干孫淳、周鐘、楊彝、李雯以及陳子龍、徐孚遠等人。
這些人要么是舉人，要么是恩貢生或者蔭監生，雖然有參加會試的資格，但卻屢試不第，因此漸漸地就聚集在了一起，搞起了結社組織，他們的結社還不是后世的政黨。
這種社團組織主要的功能，一開始只是聚集在一起共同讀書學習，共同切磋學術，交流心得，只是慢慢地，這些人意識到了自己團結在一起之后的力量，所以才逐漸地不務正業，專門以學術為名組織結社，并慢慢地開始政治化，企圖影響輿論、左右士林，傳播和推廣自己的學術觀和政治主張。
不過，與歷史上相比，這一世張溥、夏允彝、吳偉業等人在崇禎元年恩科之中考中進士，使得江南的應社立刻失去了幾個重要的領袖，不僅沒有像歷史上那樣形成南北應社，并最終形成復社，而且隨著張溥、夏允彝的高中前三甲，這些個屢試不第的應社舉子或者貢生、監生們，也很快看到了希望，把精力從組織結社上面收回，重新發憤圖強起來。
同時，隨著江南士林領袖、東林大佬“錢謙益”以及“四千”的另外兩錢的離去，即錢象坤的致仕回鄉和錢士升的被貶西北，使得江南士林的大社團一時之間風聲鶴唳、群龍無首，此時正處在紛亂之中。
張溥的飛黃騰達以及如今在朝鮮顯赫而又超的地位，讓之前他的追隨者們趨之若鶩。
張溥廣邀江南士林同道到海東之國朝鮮辦學講學、開建復林書院的信件，被送到江南之后，士林名流紛紛以接到探花郎、朝廷駐朝使節的邀請信為榮，沒有收到邀請的東林外圍組織，比如幾社、匡社、南社以及什么拂水山房社士林名流，認識張溥的，也紛紛給他寫信，希望能夠一起共襄盛舉。
這些消息，陸陸續續地傳到了京師紫禁城崇禎皇帝的耳朵之中。
對于這一，崇禎皇帝自然是十分高興，這些人去朝鮮的多好，最好是一個不留，都走掉。
所以在五月下旬的時候，崇禎皇帝又給南京禮部尚書周延儒去了一道旨意，讓他親自接見這些預備前往朝鮮講學，參與復林書院創辦的孫淳、周鐘、楊彝、李雯等人，賞給南京翰林院及國子監收藏的儒家典籍若干，并由南京禮部尚書簽發關防信函，對這些人的功名身份和資格予以證明，方便他們到了朝鮮之后，更易于受到朝鮮君臣及士林子弟的認可。
這些事情，忙忙碌碌直到五月底，才算是部完成，以尚書周延儒為代表的南京禮部、翰林院、國子監的大官員，親自將孫淳、周鐘等十二位既受到了張溥邀請，同時又愿意前去的江南士林才子，從張溥的老家太倉送上了前往朝鮮的海船。
而從太倉出發，也讓這些即將去朝鮮辦學講學，復興東林書院的江南士林才子們有了一種傳道于東國的使命感。
如今這位崇禎皇帝在鏟除閹黨之后不久，接受文震孟等人的建議，毀棄了《三朝要典》，為自己在江南士林子弟之中贏得了巨大的賢名，不過這位崇禎皇帝雖然推翻了《三朝要典》，變相地為東林黨的前輩大佬們摘掉了扣在頭上的邪黨罪名，但卻并沒有允許在無錫重建東林書院。
而無錫的東林書院在魏忠賢當權的天啟年間被毀掉之后，東林黨的大佬們以及在東林書院學習過的江南士林名流們，無不希望能夠恢復東林書院，但是皇帝對錢謙益、錢士升、錢象坤、惠世揚等人的處置，又讓江南士林官員們感受到了皇帝的心思，以及京師朝堂的風向。
所以至今，江南的士林官員們也沒有人敢于公然上書請求重建東林書院，這一被許多積極參與結社的江南士林名流們引為一大憾事。
因此，當張溥這個江南士林的新生代領袖，打著復興東林書院于東國的旗號，邀請這些江南士林名流才子們去朝鮮講學傳道、重振東林聲勢的時候，很多人都動心了。
而最終選擇前往的，更是江南士林子弟之中比較有決心、魄力和行動能力的那幾位佼佼者，比如孫淳、周鐘等人。
這些人離開了，那么只是短暫的一兩年的離開，也會給江南的士林帶來一些積極的變化，至少士林之中的結社活動就要遲滯或者是停滯上好幾年。
這一，遠在京師紫禁城中的崇禎皇帝知道，而近在江南的南京禮部尚書周延儒也一清二楚。
所以，在歡送孫淳、周鐘等十二位江南士林之中的名流才子前往朝鮮辦學講學的事情上，南京禮部尚書周延儒也是格外貼心，每件事都替他們想到了前面，做到了細處，讓他們感到榮耀備至，走得無比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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