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晉時期的民族政策

    可以這么說，中國古代先民在民族意識這個問題上遠比我們現代人開化，然而這并不意味著他們采取的民族政策就是合理的。因為古人的意識中雖然少有血統歧視，但多文化歧視，比如說歷代統治者在討伐外族的檄文中總會有“不服教化”的字眼，西晉司隸校尉傅玄再給晉武帝的獻策中有如下記載：“臣以為胡夷獸心，不與華同，鮮卑最甚。”(《晉書蔠葐傳》)《晉書四夷列傳》則稱：“夷狄之徒，名教所絕。”即便是主動將鮮卑禿發部內遷的鄧艾亦對司馬師提過將內遷胡族遷往塞外的意見，言論如下：“戎狄獸心，不以義親，強則侵暴，弱則內附，故周宣有玁狁之寇，漢祖有平城之圍... ...羌胡與民同處者，宜以漸出之，使居民表崇廉恥之教，塞奸宄之路。”

    由于漢魏以來歷代統治者對內遷胡族的歧視十分嚴重，所以這一時期的民族政策多是歧視性政策，甚至很多政策為后來的五胡亂華埋下了禍根。

    西晉的民族政策繼承于曹魏，其主要內容是“移民實邊”，但這個“移民實邊”與秦皇、漢武時期的移內陸漢族百姓至邊塞充實邊界不同，而是遷徙塞外胡人于塞內，以實戶口，提供朝廷所需的賦稅、徭役。魏晉時期之所以出現這樣的轉變主要在于兩個方面的原因：

    一、三國時期朝廷能控制的戶口銳減，戶口銳減的原因在本書第一章第3節有過介紹。戶口減少之后意味著統治者所需的賦稅、兵源嚴重不足，為解決這個問題，各國統治集團最常用的方式就是以武力方式擄掠人口，對象包括敵對國家和周邊各少數民族。

    比如說東吳多次討伐東南山區的山越族，擄其民眾為兵戶，孫權甚至派遣衛溫、諸葛直率水師前往夷州(今臺灣)擄掠當地夷族。同時期的蜀漢軍中亦有不少羌人，諸葛亮平南中之后，也有讓少數民族內遷，《華陽國志圠中志》載：“移南中勁卒青羌萬余家于蜀，為五部，所當無前，號為飛軍。”曹操討伐烏桓蹋頓部之后，亦收胡、漢降者二十余萬口，《三國志烏丸鮮卑東夷傳》載：“及幽州、并州柔所統烏丸萬余落，悉徙其族居中國，帥從其侯王大人種眾與征伐。由是三郡烏丸為天下名騎。”類似的記載很多，這些都是中原政權以武力方式強制胡族內遷，特別是羌族內遷的歷史最早可追溯到西漢。

    二、在東亞地區，北方屬于苦寒之地，西北為荒涼沙漠，西南多高山峻嶺，在當時的科技水下，生存環境很是惡劣，但這些地區多是少數民族聚居區，部落互不統屬，相互劫掠，所以他們中有不少部族也有著強烈的內遷欲望。比如說東漢初年南匈奴的內附，以及氐、羌、鮮卑、烏桓、丁零等族都有主動內附的相關記載，對于嚴重缺乏戶口的魏、晉統治者自然是歡迎的，不但能削弱塞外胡族的力量，將他們安置與塞內各處，與漢民族雜居，按口繳納賦稅、服徭役，自然可增強國家實力。

    正常情況下，外族內附對統治集團來說是好事，畢竟在古代人力資源比土地資源更重要，而且他們內附之后與漢族接觸日益頻繁，也就開始了漢化的進程。但是外族內附之后又產生了一些新的問題，這些胡族畢竟與中原百姓有異，語言不通、服飾不同，生產活動迥異，有自己的思維方式，有自己的特殊文化，相對漢民來說獨立性很強，對國家的認同感自然不高，這對統治集團來說確實是一個難題。所以傅玄認為：“本鄧艾茍欲取一時之利，不慮后患，使鮮卑數萬散居人間，此必為害之勢也。”(《晉書蔠葐傳》)

    在談論魏晉時期的民族問題之時，我們首先得注意一點，內遷胡族與塞外胡族是有區別的，兩者不可混為一談。《晉書食貨志》載：“夷人輸賨布，戶一匹，遠者或一丈... ...遠夷不課田者輸義米，戶三斛，遠者五斗，極遠者輸算錢，人二十八文。”可見在西晉時期內遷的胡族和編戶一樣是要繳納賦稅的，同時也是朝廷征兵的對象，史書上關于中原朝廷征用鮮卑、烏桓、匈奴部眾出征的記載有很多，這說明內遷胡族已經接受中原國家統治。按現代說法，內遷胡族已經屬于國民，與塞外民族不接受朝廷封號、不確定統轄關系的外族有本質的區別。

    在這個問題上，顯然古人的經驗遠不及今人，胡族內遷確實有為害的一面，但也有有利的一面，而且總體而言是利大于弊，魏晉時期的民族矛盾激化的原因主要還是統治者對內遷胡族的統治政策過于粗暴。

    西晉對內遷民族的管理模式很是復雜。為管理周邊民族事務，西晉在民族聚居區設置校尉府。比如說在長安設置西戎校尉，管理關中氐、羌、雜胡事務;晉初廢寧州，設南夷校尉，治滇池(今云南昆明)，管理西南諸夷;在成都設西夷校尉，管理巴蜀氐、羌、板楯諸蠻;設東夷校尉，治襄平(今遼寧省遼陽縣)，管理遼東、遼西鮮卑、烏桓各部;在襄陽設南蠻校尉，管理荊州地區蠻族事務。

    兩漢以來，中原政權還設置了護羌校尉、護烏桓校尉、護鮮卑校尉以管轄這些族群，西晉時期這些校尉府并未撤除，而且校尉之職多由地方州郡長官兼職，比如說張華出任都督幽州諸軍事之時便兼領護烏桓校尉，杜預出任秦州刺史時也兼任東羌校尉。校尉府是軍事機構，主管征伐，胡族一般性的民政事務則由地方州郡管理，形同編戶。

    根據《晉書職官志》記載，西晉還設置了護匈奴、羌、戎、蠻、夷、越中郎將，比校尉級別要高，“或領刺史，或持節為之”。晉武帝時期還設置了平越中郎將，居廣州，主護南越。由此可知西晉對諸胡的管理是十分冗雜的。

    如果僅僅是管理機構重疊，只能引起管理上的混亂，尚不足以激化民族矛盾，魏晉時期矛盾的激化主要有兩個原因：

    一、自漢武帝以來，強盛的漢朝以其豐富的物質生活、發達的文明體系、強大的軍事力量讓四夷臣服，這讓統治集團產生了大漢族主義的傾向，視外族為草芥，歧視現象愈加嚴重。

    二、自東漢以來，歷代統治集團視內遷胡族為盤剝的對象，這是民族矛盾激化的主要原因。我們以羌族為例，東漢奉行的“羌胡相攻... ...以夷伐夷”(《后漢書錠訓傳》)的民族歧視和壓迫政策，“侵盜其畜產、妻子”(《漢書匈奴傳》)的現象很是常見，這使得羌民爆發數次大規模的民族起義。如《后漢書纏貉傳》中班彪所言：“羌胡被發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為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恚無聊，故致反叛。夫蠻夷寇亂，皆為此也。”

    東漢時期的羌族起義可以說貫穿了整個東漢的歷史，最大規模的起義持續時間長達數十年之久。漢庭為平定起義，動輒調動數十萬大軍，甚至不得不調動匈奴騎兵，所耗資費極巨。如《后漢書纏貉傳》所言：“十余年間，兵連師老，不暫寧息……用二百四十余億，財帑空竭，延及內郡，邊民死者不可勝數，并、涼二州為之虛耗。”而這一切都是可以避免的。

    到了西晉時期，民族矛盾遠比東漢尖銳，原因是西晉統治集團對異族的剝削更加沉重，對他們的不信任感也有所加深。如漢化頗深的匈奴左部帥劉淵有文武才略，但不受西晉信任，所以一直未受重用，其叔父匈奴左賢王劉宣有言：“昔我先人與漢約為兄弟，憂泰同之。自漢亡以來，魏晉代興，我單于雖有虛號，無復尺土之業，自諸王侯，降同編戶。”(《晉書劉元海傳》)可見西晉時期內附匈奴之境遇。

    晉臣阮種意識到當時嚴重的民族問題，他認為當時民族矛盾尖銳有兩個原因，一是民族雜居，二是地方官吏的壓榨輕辱。阮種在給晉武帝的策論中說道：“而今丑虜內居，與百姓雜處，邊吏擾習，人又忘戰。受方任者，又非其材，或以狙詐，侵侮邊夷;或干賞啗利，妄加討戮。”(《晉書阮種傳》)即便是主張以武力方驅趕內遷胡族的江統也在其《徙戎論》中指出：“士庶玩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于骨髓。”(《晉書張統傳》)

    自東漢以來，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經過近200年的發酵，民族間的矛盾已經激化到了爆發的邊緣。西晉初年發生的數起民族沖突其實已經給西晉統治者敲響了警鐘，但是統治集團并沒有改變以往的民族政策，五胡亂華的歷史也就成了必然。

    3、 南匈奴的形成與興衰

    西晉全盛時期也不過19州，不受或較少受到民族問題困擾的僅有漢族集中居住的司、豫、徐、青、兗、冀6州，可見西晉民族問題之嚴峻。西晉初年因為民族問題而造成的動亂主要有四起，一是鮮卑禿發樹機能起義，二是匈奴劉猛的叛離，三是匈奴郝散起義，四是氐人齊萬年起義，這四起事件最終都被西晉以武力的方式平定。考慮到這些事件發生在五胡亂華的前夕，所以筆者將費些章節詳細介紹當時的民族遷徙、分布、處境，更方便讀者理解五胡亂華的時代背景。

    漢魏以來，史書上有過內遷記載的民族有鮮卑、匈奴、烏桓、丁零、月氏、氐族、羌族、羯族、高句麗等，而在西晉國內自古還生活著巴、賨、蠻、獠、夷、越、俚、山胡等族群。每一個族群都還有不少互不隸屬的部落，各民族部落之間又相互雜居，形成新的種群。在這些生活在塞內的各部族中，尤以生活在并州一帶的匈奴勢力對西晉最具威脅。

    匈奴是生活在蒙古草原的一個古老游牧民族，《晉書北狄傳》載：“夏曰：薰鬻，殷曰鬼方，周曰獫狁，漢曰匈奴。”可見匈奴歷史可追溯到古老的夏朝時期。秦漢之際，匈奴在塞外崛起，“匈奴稍強，蠶食諸侯，故破走月氏，因兵威，徙小國，引弓之民，并為一家，一意同力，故難制也。”(《鹽鐵論》)匈奴先是趁楚漢相爭之時重新奪回了被秦將蒙恬占領的河套平原，又于公元前200年率領40萬大軍圍困漢軍32萬于白登，作為大漢開國之君的劉邦也不得不賄賂單于閼氏才得以逃脫。此時的匈奴之強，讓大漢顏面盡失，只能采用和親之計，甚至以剛毅著稱的呂后也不得不強忍冒頓單于的書信之辱。

    雖然漢庭“歲奉匈奴絮繒酒食物各有數”(《漢書匈奴傳》)，但匈奴貪暴不減，對邊境多有寇掠，如(《漢書晁錯傳》)所言：“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驅略畜產;其后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于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

    西漢初年國內歷經多年戰亂，國力凋敝，而國家新定，尚有一大堆問題需要解決，漢庭不得不對匈奴隱忍。但是經過數十年的文景之治，到漢武帝時期，國家倉廩殷實，已有充足的物資基礎，終于向匈奴人發起了反擊。漢軍從公元前133年馬邑之圍開始主動出擊匈奴，雖然此戰沒有達到預期的戰果，卻拉開了大漢反擊匈奴的序幕。經過前127年的河南之戰、前124年的漠南之戰、前121年的河西之戰，西漢成功將匈奴勢力驅趕到漠北，又于前119年發動漠北之戰，霍去病“封狼居胥山，禪于姑衍，登臨翰海。”(《漢書匈奴傳》)經此數戰，匈奴勢力漸衰，國力大減。然而漢武帝并不罷休，繼續追擊匈奴，“漢兵深入窮追二十余年，匈奴孕重惰殰，罷極苦之。自單于以下常有欲和親計。”(《漢書匈奴傳》)

    由于連年用兵，西漢國力也有所損耗，特別是漢武帝晚年急于求成，對匈作戰多有敗績，終是下輪臺罪己詔，從此罷兵。經過漢武帝的反擊，匈奴寇掠行為大為減少，到了漢宣帝時期，匈奴人想虜獲大漢遠嫁至烏孫的公主，應烏孫王請求，漢軍于公元前72年與烏孫相約攻打匈奴，此戰“匈奴民眾死傷而去者，及畜產遠移死亡不可勝數。于是匈奴遂衰耗，怨烏孫。”(《漢書匈奴傳》)這年冬季，蒙古草原發生罕見雪災，人畜凍死極多，周邊備受匈奴欺壓的各民族趁機反擊，丁零攻其北、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漢朝也出動騎兵分三路深入草原，匈奴死傷慘重。如此這番，匈奴國力大衰，其附屬國也都叛離，匈奴單于不但不敢犯大漢天威，甚至放下臉面主動提議要求和親，于是“邊境少事矣”(《漢書匈奴傳》)。

    前60年，匈奴虛閭權渠單于去世，國內發生內亂，前后有五人自立為單于，各部相互攻擊。郅支單于擊敗呼韓邪單于，呼韓邪被迫向西漢稱臣內附，成為第一個到中原朝見天子的匈奴單于。郅支單于害怕，率部遠走西域，隨后呼韓邪率部北歸，匈奴國內遂安。前36年，漢將陳湯糾合西域屯田吏卒與各國兵眾滅郅支單于，呼韓邪既喜又怕，入朝請求和親，漢庭便以王昭君出塞，被封為寧胡閼氏，兩國邊塞四十年無事。王莽篡漢，兩國關系出現惡化，王莽又與匈奴交往不得其法，匈奴再次為患，“單于歷告左右部都尉、諸邊王，入塞寇盜，大輩萬余，中輩數千，少者數百，殺雁門、朔方太守、都尉，略吏民畜產不可勝數，緣邊虛耗。”(《漢書匈奴傳》)王莽本想集結三十萬大軍，對匈奴窮追猛打，把他們趕到丁零去，結果只集結了部分軍馬，不能出擊，徒費糧食，加上匈奴的劫掠，“數年之間，北邊虛空，野有暴骨矣。”(《漢書匈奴傳》)

    東漢建立后，匈奴人的進擾日甚，中原又歷經多年內亂，兩國形勢可與西漢初年類比，“漢復令中郎將韓統報命，賂遺金幣，以通舊好。而單于驕踞，自比冒頓，對使者辭語悖慢，帝待之如初。”(《后漢書圠匈奴列傳》)光武帝考慮到中原初定，對匈奴的驕橫也只能強忍。然而匈奴人寇掠日盛，州郡不能禁，光武帝被迫于公元33年派遣大司馬吳漢統兵五萬北擊匈奴，但師老無功，只能遷徙雁門、代郡、上谷吏民六萬余口置居庸、常山關以東，以避胡寇。匈奴左部遂復轉居塞內，漢庭只能增緣邊兵，每部數千人，總體而言只是被動防御。公元45年，西域十八國備受匈奴壓榨，希望漢庭復立都護，然而光武帝忙于內部事務，無力經營西域，于是拒絕。

    不過東漢的運氣比起西漢來說要好得多。王昭君嫁與呼韓邪單于之后，生有一子，名叫伊屠智伢師，為匈奴右薁鞬日逐王(后為右谷蠡王)。呼韓邪單于臨死前，當心諸子爭權，所以立長子為單于，約定死后依次傳位給弟弟，匈奴得以穩定數十年。當傳位到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單于之后，他并不想傳位給弟弟伊屠智伢師，而是想傳位給長子，所以立長子為左賢王，并把伊圖智伢師殺了。

    前烏珠留若鞮單于的長子名叫欒提比，統帥南部邊界及烏桓部落，他對伊圖智伢師被殺之事很是憤恨，“出怨言曰：‘以兄弟言之，右谷蠡王當立，以子言之，我前單于長子，我當立。’(《后漢書圠匈奴列傳》)”欒提比擔心烏達鞮侯單于將會殺他，于是很少參加王庭聚會。單于對比產生懷疑，派去兩名骨都侯監視比的部眾。

    46年，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單于病逝，傳位給兒子，號烏達鞮侯單于。恰巧草原發生嚴重自然災害，“匈奴中兩年旱蝗，赤地數千里，草木盡枯，人畜疾疫，死耗太半。”(《后漢書圠匈奴列傳》)單于害怕漢軍趁機襲擊，派使者前往中原請求和親。光武帝同意。47年，欒提比派人獻上匈奴地圖，請求歸附。烏達鞮侯單于知道消息后，派遣一萬騎兵前去襲擊。然而欒提比所屬八部兵馬共有四五萬人，單于騎兵不敢造次，于是撤回。次年，比自號呼韓邪單于，與他祖父的名號相同，希望和祖父一樣，歸附漢朝之后得以安寧。48年，欒提比自立為南單于，號醢落尸逐鞮單于，向東漢稱臣，匈奴正式分裂為南北兩部。光武帝同意南匈奴內附，建王庭于五原塞(今內蒙古包頭)，其部眾被漢光武帝安置在云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門、上谷、代八郡，在今天內蒙河套、山西北部一帶。次年，南單于遣軍一萬攻打北匈奴，生擒北匈奴左賢王。北單于震恐，后撤千余里，所屬三萬余人歸附。

    50年，光武帝派人出使南匈奴，南單于接見，使者命其趴在地上拜接詔書，南單于心里雖不愿意，但也只得下拜，可見此時的南匈奴汗國雖然有其政權，但形勢同附屬國無異。漢朝又設置使匈奴中郎將監護南匈奴，一可保護南匈奴安全，二可參與匈奴內部事務。同年夏天，南單于所俘獲的北匈奴左賢王不愿臣服漢朝，率部三萬余人北逃，后發生內杠，相互襲擊，左賢王自殺，僅剩三千部眾南歸，又被北匈奴截獲。同年南匈奴南遷王庭于美稷縣(今內蒙古準格爾旗西北)。

    此時的南匈奴已為漢朝藩屏，依舊設立諸部落王，幫助東漢捍戍北部邊疆，部落王皆領部眾，駐守在邊郡各處。北單于見南匈奴得到漢朝庇護，十分惶恐，送回此前所掠奪得漢民以示善意。史書稱北匈奴每次入寇攻打南匈奴，經過漢朝邊塞之時，都會道歉：“自擊亡虜日逐(比最初為匈奴日逐王)耳，非敢犯漢民。”

    同一時期，最初生活在東北的鮮卑人南遷至遼東塞外，遼東太守祭肜以財物引誘鮮卑首領偏何攻擊匈奴，將人頭獻與官府接受賞賜。“其后歲歲相攻，輒送首級，受賞賜。自是匈奴衰弱，邊無寇警，鮮卑、烏桓并入朝貢。”(《資政通鑒眠44》)東漢北部邊防形勢得以好轉。

    73年，東漢明帝派遣祭肜、竇固等將領，聯合南匈奴、羌、烏桓等軍討伐北匈奴，北單于逃往漠北，除竇固之外，各路大軍無甚斬獲。同年，東漢遣班超出使西域，原先臣服于匈奴的各國開始轉投東漢，又以竇固率軍攻打匈奴屬國車師，大敗北匈奴援軍。在此之前，西域與中原的聯系已經中斷了65年。

    85年，北匈奴大人車利、涿兵等人入塞歸附，前后凡七十三輩。“時北虜衰耗，黨眾離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后，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乃遠引而去。”(《后漢書圠匈奴列傳》)

    87年，鮮卑族南遷進入原來匈奴左地，今內蒙東南遼河一帶。鮮卑人進攻北匈奴，大破之，斬優留單于，扒下單于的皮。于是北部匈奴王庭大亂，一時之間，屈蘭、儲卑、胡都須等北匈奴五十八部，口二十萬，勝兵八千人，前往東漢邊境投降。

    北匈奴的處境愈加艱難，“時北虜大亂，加以饑蝗，降者前后而至。”(《后漢書圠匈奴列傳》)南單于想趁機吞并被匈奴，漢庭同意，于是在公元89年派遣車騎將軍竇憲統帥各軍北伐，南匈奴出精騎一萬，兩軍集結后在稽落山與北匈奴單于會戰。北匈奴大敗，漢軍斬北匈奴名王已下萬三千級，獲生口甚眾，雜畜百余萬頭，諸裨小王率眾降者，前后八十一部二十余萬人。此戰漢軍“出塞三千余里，登燕然山，(竇憲)命中護軍班固刻石勒功，紀漢威德而還。”(《資政通鑒眠47》)次年，南匈奴襲擊北匈奴，北單于深受重傷，僅以身免。經此數戰，被匈奴元氣大傷，而南匈奴逐漸強盛，“是時南部連克獲納降，黨眾最盛，領戶三萬四千，口二十三萬七千三百，勝兵五萬一百七十。”(《后漢書圠匈奴列傳》)

    北匈奴在漠北的生存狀況不斷的惡化，不但要面對漢軍與南匈奴的追擊，東部鮮卑、烏桓的進擾也越來越頻繁，而且東漢又聯合西域各國驅趕北匈奴勢力，北匈奴勢力進一步削弱，只得后退數千里以避戰。

    公元91年，竇憲出塞五千里，在金微山(今阿爾泰山)大敗北匈奴軍，蒙古草原已經沒有北匈奴的生存空間，只得率殘部開始西遷。鮮卑人便乘此機會輾轉遷徙，占據了匈奴故地。草原上殘存的十余萬戶匈奴人也全都自稱為鮮卑人。唯有北匈奴右谷蠡王率領數千部眾駐扎在蒲類海(今新疆鎮西縣巴里坤湖)一帶放牧，并自稱單于，繼續為患西域。

    南匈奴在這一時期勢力得到很大發展，但他內部部落林立，又受到漢庭嚴密監管，匈奴單于威望不高，并不能統帥部族。而且東漢所任官員又非綏遠之才，多輕辱欺詐匈奴人，致使南匈奴時有叛變，如《后漢書陳龜傳》載：“牧守不良，或出中官，懼逆上旨，取過目前。”不過總體來說，南匈奴是東漢北部的屏障，這一時期北部邊疆的威脅主要來至鮮卑。面對這一外敵，南匈奴時常與漢軍協同抵御，部眾也常常受到漢庭征調。而且匈奴各部與漢族雜居，已經開始漢化進程。《晉書北狄傳》載：“(漢魏時)其部落隨所居郡縣，使宰牧之，與編戶大同，而不輸貢賦。”可見南匈奴部眾已與編戶無多大差異，受地方官員管理，唯一區別在于不需要繳納貢賦。

    總體來說，東漢對南匈奴的控制是在逐漸加強的，但是地方長官貪暴，征調匈奴部眾十分頻繁。匈奴部眾若反叛，必將遭到漢軍嚴酷征討，若不反叛，地方官吏的壓榨只會愈加嚴重，所以匈奴單于往往夾在漢庭與部落之間左右為難，這使得單于的地位越來越低，被漢庭逼迫自殺的有，部族反叛被殺的亦有。

    94年，匈奴單于安國與中郎將杜崇不和，單于便上書控告杜崇。杜崇暗示西河太守截留單于的奏章，使單于無法申訴自己的意見。單于準備叛逃，漢庭出兵襲殺單于，立左賢王師子為新一任單于。不久，新降附的北匈奴十五部二十余萬人叛變，他們脅迫前單于屯屠何的兒子日逐王逢侯，立他為單于，準備逃往漠北。漢庭下令討伐，叛軍大敗，損失慘重，但也成功逃往塞外。

    109年，南匈奴單于受漢人韓琮挑撥，率部起兵作亂，圍困匈奴中郎將耿仲數月，又以騎兵寇掠常山、中山。漢軍反擊，單于害怕，向漢軍投降，歸還擄掠的漢民男女及羌人所掠轉賣入南匈奴者萬余人，漢庭赦免其罪。

    119年，鮮卑入寇，殺掠吏民。度遼將軍鄧遵和中郎將馬續率領南匈奴單于進行追擊，大敗鮮卑軍。

    123年，鮮卑騎兵萬余人攻打南匈奴，匈奴日逐王戰死，千余人被殺。次年，南匈奴單于檀去世，他的弟弟拔繼位，即烏稽侯尸逐單于。當時，鮮卑屢次侵犯邊境，東漢度遼將軍耿夔率領南匈奴溫禺犢王呼尤徽率領新歸降的部落連年出塞作戰，返回后又讓他們到各要塞駐守。耿夔征調匈奴十分頻繁，新歸降的人都十分怨恨，其首領阿族等人于是反叛，并脅迫呼尤徽，要呼尤徽與他們一同離去。呼尤徽不同意，并說：“我老矣，受漢家恩，寧死，不能相隨!”阿族率部眾北逃，漢軍追擊，叛軍幾乎全軍覆沒。

    140年，南匈奴句龍王吾斯、車紐等人反叛，并招誘右賢王合兵圍美稷。護匈奴中郎將陳龜認為單于休利不能控制部下，于是逼迫單于及他的弟弟左賢王一道自殺，致使匈奴人更加怨恨，反叛愈演愈烈，直到144年才平定叛亂。

    158年，南匈奴不滿東漢州郡長官暴虐，諸部并叛，與烏桓、鮮卑寇緣邊九郡。漢庭采納京兆伊陳龜之策，重新任命幽州、并州刺史，京兆虎牙營、扶風雍營的都尉，郡太守和都尉及以下的官吏也多有更換。同時減免并州、涼州一年租賦。詔拜安定屬國都尉張奐為北中郎將，以討匈奴、烏桓，不久便大破匈奴部眾。張奐以南單于居車兒不能統理國事，于是將其拘禁，奏請立左谷蠡王為單于。漢桓帝認為居車兒一心向往朝廷教化，所以讓他繼續擔任單于。

    187 年，前中山大守張純聯合烏桓進攻青、徐、幽、冀四州，自稱彌天安定王。東漢命單于羌渠遣兵助幽州牧劉虞往討。羌渠命令左賢王領兵出征，然而國內部眾擔心漢朝征發部眾不會停止，于是十余萬人反叛，羌渠單于被殺，國人立其子右賢王於扶羅為持至尸逐侯單于。

    到了曹魏時期，匈奴單于的地位進一步降低，中原經歷過嚴重戰亂之后，戶口大為減少，統治者為彌補兵員不足的情況，調動匈奴騎兵戰爭的現象也更常見，而且地方豪強為了填補勞動力的缺口，招匈奴人為佃戶的情況也很常見。

    於扶羅繼位后，殺害羌渠單于的南匈奴人于是叛變，共同擁立須卜骨都侯為單于。於扶羅無力控制形式，只好前往洛陽向漢廷控訴。正趕上靈帝駕崩，天下大亂，於扶羅便率領數千騎兵聯合叛軍一同劫掠郡、縣。然而當時百姓都聚集在塢堡里自守，於扶羅沒有搶掠到什么東西，自己的部隊卻有不少傷亡。於扶羅本想返回匈奴，但匈奴人并不接納，只好停留在平陽縣(今山西臨汾市)，后又參與諸侯混戰。須卜骨都侯于次年逝世，南匈奴單于之位空缺，由須卜骨都侯的父親代行單于之權。195年，於扶羅去世，他弟弟呼廚泉繼位，率部駐在平陽。202年，袁紹病逝，其子袁尚派遣河東太守郭援，與高干、南單于呼廚泉一同攻打河東，曹操使司隸校尉鐘繇圍困呼廚泉于平陽，鐘繇擊敗郭援，呼廚泉遂向曹操投降。

    216年，曹操擔心匈奴戶口迅速增加，漸漸會難以控制，于是命令呼廚泉單于前來朝見，曹操借機把他留在鄴城，派呼廚泉的叔叔右賢王去卑監理其國事務。按照匈奴傳統，左賢王為單于繼任者，呼廚泉當時以兄於扶羅之子劉豹為左賢王，即是準備以劉豹為單于繼承人。曹操以右賢王統領國事，目的自然是離間左右賢王的關系。后來司馬師當權時，左賢王劉豹的部眾最盛，時任城陽太守的鄧艾建議扶持去卑之子劉猛，讓其居于雁門，以分匈奴之勢。司馬師同意。

    不但如此，曹操還把南匈奴分為五部，各設立一個貴族為統帥，并選派漢人作司馬監督他們。魏末，又改帥為都尉，左部都尉所領有萬余落，居太原故茲氏縣(今屬汾陽);右部都尉六千余落，居祁縣;南部都尉三千余落，居蒲子縣(今山西隰縣);北部都尉四千余落，居新興郡(今山西忻州)，中部都尉六千余落，居太陵縣(今山西文水)。從此之后匈奴部落組織雖然名義上雖還被繼續保存著，但權力卻已全部落入曹魏政權的手中，單于不過是個虛號，南匈奴汗國的政權形勢就此滅亡。如《三國志粱習傳》所言：“單于恭順，名王稽顙，部曲服事供職，同于編戶。”

    雖是如此，但南匈奴的勢力依然很強，江統在其《徙戎論》中稱：“今五部之眾，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于西戎。然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于氐、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為寒心。”(《晉書張統傳》)

    4、 西晉初年匈奴的境遇與劉猛起義

    到了西晉初年，依然不斷有塞外匈奴余種內附。史書有記載的匈奴在西晉初年內遷情況如下：

    265年，塞外發生大水，匈奴二萬余落內附，西晉讓他們居于河西故宜陽城下，與漢人雜居，于是平陽、西河、太原、新興、上黨、樂平諸郡(今山西省境)到處都有匈奴人的身影。生活在塞外的匈奴主要活動在今天陜西北部、內蒙南部、甘肅東南部，與其他民族雜居，或融入其他民族，或形成新的種族。

    284年，匈奴酋長胡太阿厚率其部落二萬九千余人歸附。

    286年，匈奴部落大小凡十萬余口降附。

    287年，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人率領一萬一千余口、牛羊十余萬頭來降，并貢其方物。

    當時遷入塞內的匈奴人種類繁多，主要有屠各部、鮮支部、寇頭部、烏譚部、赤勒部、捍蛭部、黑狼部、赤沙部、郁鞞部、萎莎部、禿童部、勃蔑部、羌渠部、賀賴部、鐘跂部、大樓部、雍屈部、真樹部、力羯部，凡十九種，皆有部落，不相雜錯。其中以屠各部最為豪貴，歷任南匈奴單于皆出此部。又有綦毋氏、勒氏，皆勇健，好反叛。而且在伐吳之役中，晉武帝很可能調動了匈奴部眾，《晉書北狄傳》載：“武帝時，有騎督綦毋伣邪伐吳有功，遷赤沙都尉。”

    隨著南匈奴汗國政權的滅亡，中原朝廷對匈奴的控制愈加強化，這時期匈奴漢化的進程也加快不少，匈奴貴族以西漢時期與匈奴結盟，相約為兄弟，冒頓單于又娶漢朝公主，匈奴貴族便把姓氏改為了劉姓。胡人改漢姓自然屬于漢化的現象，而且匈奴漢化程度要比想象的高多了，匈奴左賢王劉豹之子名叫劉淵，在洛陽為人質，《晉書劉元海傳》稱其：“幼好學，師事上黨崔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尤好《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略皆誦之，《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可見他漢化之深，算得上精通漢學了。其子劉和也是“好學夙成，習《毛詩》、《左氏春秋》、《鄭氏易》。”還有羌渠單于之子劉宣“好《毛詩》、《左氏傳》... ...每讀《漢書》，至《蕭何》、《鄧禹傳》，未曾不反覆詠之。”可知當時匈奴貴族應該普遍有不同程度的漢化。

    此時匈奴的處境除了逐漸在漢化以外，另一方面他們的地位又進一步降低，如劉宣所言：“昔我先人與漢約為兄弟，憂泰同之。自漢亡以來，魏晉代興，我單于雖有虛號，無復尺土之業，自諸王侯，降同編戶。”(《晉書劉元海傳》)這還是匈奴貴族的境遇，普通部族處境更艱難。《晉書謠恂傳》載：“太原諸部亦以匈奴胡人為佃客，多者數千”。可見當時有大量的匈奴人迫于生計而成為地方豪強的佃戶，同時也說明了此時的部分匈奴人已經改變了傳統的畜牧生產方式，轉為農耕，與漢民無甚區別。

    西晉初年，出自匈奴別部羌渠部落的羯族人主要生活在上黨一帶，即今日山西東南部，處境與匈奴無異。后趙的建立者石勒即是羯族人，他年輕時也是替漢人地主耕種為生，遇到自然災害時，并州官員大量捕獲胡人賣為奴隸，石勒不幸被捕。按照西晉的法律，如果販賣良家子將會處以重罰。《華陽國志》記載了一個故事：氐王楊難敵曾派養子前往梁州販賣交易，私自販賣一良家子，結果被官府捉住，梁州刺史張光便把他殺了。由此可見魏晉時期普通胡人地位之低，最基本的權益也得不到保障。

    因為內遷胡族處境艱難，又受到地方官員的壓榨輕辱，所以時有叛亂，如《資政通鑒眠81》所載：“漢、魏以來，羌、胡、鮮卑降者，多處之塞內諸郡。其后數因忿恨，殺害長吏，漸為民患。”隨著民族矛盾的加深，夷夏之防也愈加嚴重。我們以劉淵的遭遇為例。

    當時大臣王渾出于太原王氏，太原一帶屬于胡漢雜居之地，所以王渾的民族意識比較開化。劉淵頗有文武才干，王渾很是器重他，并多次向晉武帝舉薦。晉武帝召來劉淵與他交談，對他的才能很是喜愛。后來晉武帝對王渾之子王濟說：“劉淵的儀容機鑒，即使是春秋的由余、漢代的金日磾也不能相比。”王濟于是順勢舉薦，接著說：“劉淵的儀容機鑒，實如圣上所言，然其文武才干賢于二人遠矣。陛下若能委之處理東南事務，那么東吳不足平。”晉武帝聽后欣然贊許。但是一旁的侍中孔恂、楊珧二人急忙規勸，對晉武帝說：“臣觀劉淵之才，當今之世已無人能比，陛下如果給他兵力少了，不足以成事;若給予他足夠權威，平吳之后，恐怕他不會北渡繼續稱臣了。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以自己本部之事委任給他人，臣竊為陛下寒心。如果還要將高峻險要之地賜給他，恐怕是不行的!”晉武帝于是把劉淵晾在一邊。后來河西鮮卑禿發樹機能起兵造反，西晉遣軍平叛，反被叛軍擊敗，涼州因此陷落。晉武帝深以為憂，于是問仆射李憙可用誰為將平定涼州。李憙回答：“陛下應該把五部匈奴動員起來，給劉淵一個將軍的名號，讓他率領匈奴人向西進發，那么平叛指日可待了。”晉武帝尚在考慮，一旁的孔恂卻說：“李公之言，不是盡除禍患的道理。”李憙勃然大怒道：“以匈奴之勁悍，劉淵之曉兵，再憑借圣上天威，何不盡之有!”孔恂又說：“如果劉淵真能殺了樹機能，那么涼州的禍患將會更深。蛟龍得云雨，非復池中物也。”晉武帝雖然賞識劉淵，但對他依然不放心，聽孔恂這么一說，也就沒敢用他。

    劉淵在洛陽的這段日子里很不得志，空有一身本領卻不能為國出力。劉淵有一個好友，名叫王彌，后來王彌準備返鄉，劉淵在九曲河濱為他餞行。幾杯酒水下肚，劉淵悲從中來，流著淚對王彌說：“王渾、李憙因為與我是同鄉，對我有所了解，也因此在圣上面前舉薦我，但總引起一些人乘機大進讒言，反而對我構成危害。我本不想為官，希望你能明白。恐怕我會死在洛陽，與君訣別了。”于是慷慨悲歌，縱酒長嘯，其聲高調亮然，坐者為之流涕。很不幸，齊王司馬攸當時正在九曲，聽說此事后立即派人快馬前去察看，果然看見劉淵在那里縱飲長嘯抒發對晉庭的不滿，遂進宮對晉武帝說：“若陛下不除劉元海，臣恐并州不得安寧。”當時王渾也在場，他說：“劉元海是長者，我王渾可替君王擔保。況且大晉正要向異域表示友好，以仁德懷柔遠境，怎么能因為毫無根據的猜疑殺害屬國人質，以顯示晉國恩德不廣呢?”晉武帝認為王渾所言有理，也就沒有殺他。

    劉淵為匈奴貴族，甚至得到皇親國戚的賞識(王濟為晉武帝女婿，配常山公主)，其處境如此堪憂，更不用說普通胡人了。匈奴右賢王劉猛的叛逃也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

    劉猛為右賢王去卑之子，去卑逝世之后接替其右賢王之位。曹魏為了分裂匈奴勢力，特意對劉猛優待，以分左賢王劉豹之勢。然而劉猛的處境并不見得比劉豹要強。劉宣曾解釋劉猛叛逃的原因，他認為：“晉為無道，奴隸御我，是以右賢王猛不勝其忿。”(《晉書劉元海傳》)

    關于劉猛叛逃事件史書記載十分簡略，史書有關記載僅有幾段，如下：

    《晉書映帝紀》：“(泰始)七年春正月... ...匈奴帥劉猛叛出塞... ...八年春正月，監軍何楨討匈奴劉猛，累破之，左部帥李恪殺猛而降。”

    《晉書尠葧傳》載：“是時朝廷皆以(杜)預明于籌略，會匈奴帥劉猛舉兵反，自并州西及河東、平陽，詔預以散侯定計省闥，俄拜度支尚書。”

    《晉書北狄傳》載：“泰始七年，單于猛叛，屯孔邪城。武帝遣婁侯何楨持節討之。楨素有志略，以猛眾兇悍，非少兵所制，乃潛誘猛左部督李恪殺猛，于是匈奴震服，積年不敢復反。”

    《晉書胡奮傳》載：“匈奴中部帥劉猛叛，使驍騎路蕃討之，以奮為監軍、假節，頓軍陘北，為蕃后繼。擊猛，破之，猛帳下將李恪斬猛而降。”

    《魏書鐵弗劉虎傳》載：“鐵弗劉虎，南單于之苗裔，左賢王去卑之孫，北部帥劉猛之從子，居于新興慮虒之北。北人謂胡父鮮卑母為‘鐵弗’，因以為號。猛死，子副侖來奔。虎父誥升爰代領部落。誥升爰死，虎代焉。”

    我們綜合這些史料，完全可以分析出劉猛叛變的大致情況。

    劉猛叛逃事件發生在271年1月，直到272年1月才平定，前后歷時一年。《晉書》稱劉猛為匈奴中部帥，而《魏書》稱劉猛為匈奴北部帥，考慮到《魏書》中有劉猛部眾“居于新興慮虒之北”的記載，筆者認為《魏書》的記載正確。所以劉猛雖然是匈奴的右賢王，但他統帥的并非匈奴右部，而是匈奴北部，其駐地應當是在新興郡(今山西忻州)，有部眾四千余落。根據《杜預傳》的說法，劉猛叛變之后先是南下劫掠了河東、平陽二郡，即今日山西西南臨汾、運城盆地一帶，這里是西晉并州地區社會經濟最發達的地區，可見劉猛起兵之后，并沒有直接向北逃出塞外，而是南下河東、平陽二郡，想在出塞之前大撈一筆。之后，劉猛北逃，翻越陘嶺(今恒山山脈)出塞，駐守在孔邪城(此地不詳)。劉猛叛變之后，杜預以散侯(古代無職守或封邑的侯爵，此前杜預因罪免官)的身份入宮設定謀略，晉武帝決定以驍騎路蕃進討，又以胡奮、何楨為監軍為路蕃后援，屯兵陘嶺以北。其中何楨為持節，胡奮為假節，在西晉時期。持節平時可殺無官位之人，戰時可斬二千石一下官員;假節則只能在戰時斬殺犯軍令之人。所以何楨的級別比胡奮要高，他應當是西晉討伐劉猛的主帥，這也是《武帝紀》只記載何楨平劉猛的原因。按照《北狄傳》的說法，何楨素有志略，認為劉猛部眾強盛而又兇悍，晉軍雖有小勝，但以他們現有的兵力不足以平叛，遂使用反間計，暗中引誘參與叛亂的左部督李恪殺了劉猛，于是匈奴震服。劉猛死后，其子劉副侖投靠了塞外的鮮卑拓跋部，其部眾由劉猛的兄弟劉誥升爰代領，誥升爰死后，劉猛的從子劉虎成為匈奴北部的統帥。此時匈奴北部的活動區域比劉猛時期要有所北遷，居住在新興郡的慮虒縣(今山西五臺縣)以北，十分靠近邊塞，位于新興郡東北約百余里。西晉邊界地區生活著大量鮮卑族，劉虎部眾又與鮮卑雜居，互相通婚，北人謂匈奴父鮮卑母所生之子為‘鐵弗’，劉猛便以“鐵弗”為部落名號。

    劉猛被殺，并州的匈奴人受到很大震懾，短期內不敢再叛亂。直到274年匈奴人郝散再次反叛，但不久平定。由于郝散起義與齊萬年起義相關，所以將在后文介紹。

    5、 鮮卑民族起源與遷徙

    禿發樹機能起義是西晉初年發生在西北的一次大規模民族起義，無論是參與的人數還是持續的時間都是劉猛起義不能比的。與劉猛起義不同，禿發樹機能起義的主體是鮮卑族的禿發部落，他們內遷的歷史很短暫，但反抗西晉統治者的決心卻十分強烈，起義的持續時間將近10年，嚴重威脅了西晉西北地區的統治，“武帝為之旰食”，(《晉書禿發烏孤傳》)甚至逼得晉武帝延緩發動伐吳之役數年之久。

    鮮卑族是生活在我國北方的一個古老民族，從西漢開始由東北大興安嶺地區向南遷徙，于東漢時期抵達塞外，到魏晉南北朝時期進一步南遷，先后在古中國建立了前燕、代國、后燕、西燕、南燕、西秦、南涼、北魏等諸多政權，其民族最終徹底融入了中華各民族之中。要想了解禿發樹機能起義的背景，就有必要詳細介紹下鮮卑族的起源與遷徙。

    在中國的古代，東北地區一直以來都是民族林立，先后出現了許許多多的少數民族政權，但總的來說他們歸屬于三大民族體系，一是肅慎，二是濊貊，三是東胡，這里簡單介紹下。

    肅慎這一民族十分古老，從周武帝時期已有確切的史料記載，后來的挹婁、勿吉、靺鞨、女真都是出于這一族源，以漁獵為生。濊貊族本是生活在山東半島的東夷，商周之際才遷徙至東北，先后建立過濊國、扶余、卒本扶余(即高句麗)、東扶余、南扶余(即百濟)，生產以農業為主。東胡在先秦時期曾盛極一時，因居于匈奴以東而得名，在當時“胡人”這個詞匯并非是指漢族以外的部族，而是特指匈奴人。東胡以游牧為生，后被匈奴所敗，被迫向東遷徙，世代受匈奴奴役。鮮卑族正是東胡的一支。

    匈奴打敗東胡之后，部分東胡部落被匈奴的吞并，也有部分退居烏桓山，部分退居大鮮卑山。退居烏桓山的演變成了烏桓族，而退居大鮮卑山的則演變成了鮮卑族。當然了，東胡這一民族體系可不只鮮卑和烏桓這兩支，還包括后來出現的柔然、庫莫奚、契丹、室韋、蒙古等族。

    《魏書》中提到鮮卑拓跋部的起源時，有如下記載：“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為號，其后，世為君長，統幽都之北，廣漠之野，畜牧遷徙，射獵為業，淳樸為俗，簡易為化，不為文字，刻木紀契而已。世事遠近，人相傳授，如史官之紀錄焉……”

    對于大鮮卑山的位置，歷史上多有爭議，直到現代考古發現，才最終揭開了謎底。史書曾明確記載，位于今天東北的烏洛侯國派遣使者于443年前往拓跋部鮮卑建立的北魏，他們宣稱其國西北有個石室，“為先帝舊墟”(《魏書烏洛侯傳》)，即鮮卑拓跋部落先祖居住、祭祀之處。于是太武帝拓跋燾派中書侍郎李敞去祭祀，并“刊祝文于室之壁而還”(《魏書烏洛侯傳》)

    1980年，考古工作者發現了這一石室，同時在距離洞口很近的西側石壁上發現了李敞祭祖時刻下的祝文。這一石室現名嘎仙洞，位于今天的于內蒙古鄂倫春自治旗阿里河鎮北約10公里、大興安嶺北段頂峰東端。可見鮮卑族起先居住的地方距離中原相當遙遠，氣候寒冷，屬于塞外苦寒之地。

    由于生存條件十分惡劣，鮮卑人一直有南遷的欲望。西漢時期霍去病擊敗匈奴左賢王，徙烏桓于上谷、漁陽等五郡(今河北北部)塞外，部分鮮卑人開始向西南遷徙，他們填補了烏桓南遷后的空檔，占據了烏桓故地饒樂水(今西拉木倫河)一帶。位于嘎仙洞的鮮卑拓跋部的祖先也開始南遷，《魏書帝紀第一》載：“宣皇帝諱推寅立。南遷大澤，方千余里，厥土昏冥沮洳。謀更南徙，未行而崩。”所謂“大澤”便是今日呼倫湖，位于嘎仙洞西南，兩者距離近千里，這里多沼澤，并非優良牧場，所以拓跋鮮卑的先祖們在這生活幾代之后繼續南下遷徙。

    東漢初年，烏桓由塞外進一步南遷至塞內，鮮卑則南遷至邊境地區。從此之后，史書上開始出現鮮卑人抄掠邊境的記錄。在最初的時候，鮮卑人勢力并不強，他們往往是隨著匈奴、烏桓一起行動，如《后漢書烏桓鮮卑列傳》所載“光武初，匈奴強盛，率鮮卑與烏桓寇抄北邊，殺略吏人，無有寧歲。”《后漢書洠鱹傳》也有相關記載：“當是時，匈奴、鮮卑及赤山烏桓連和強盛，數入塞殺略吏人。朝廷以為憂，益增緣邊兵，郡有數千人，又遣諸將分屯障塞。”

    隨著匈奴的衰落，鮮卑族日益強大，擾邊的記錄越來越多。公元45年，鮮卑萬余騎寇遼東，遼東太守祭肜率數千人迎擊，斬首三千余級，獲馬數千匹。“自是后鮮卑震怖，畏肜不敢復窺塞。”(《后漢書洠鱹傳》)

    公元49年，鮮卑開始同東漢政府互通驛使。祭肜考慮到邊界匈奴、烏桓、鮮卑三虜連和，卒為邊害，于是利用鮮卑的力量以對抗匈奴和烏桓，對其賜以錢幣。遼東鮮卑首領偏何歸附，祭肜誘使其攻打匈奴，然后將斬殺的二千余顆人頭獻到遼東郡官府拿取獎賞。嘗到甜頭后的鮮卑人于是“歲歲相攻，輒送首級，受賞賜。”(《后漢書洠鱹傳》)

    公元85年，北匈奴大人車利涿兵等部叛逃入塞，前后共有七十三批。“時北虜衰耗，黨眾離叛，南部(匈奴)攻其前，丁零寇其后，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乃遠引而去。”(《后漢書圠匈奴列傳》)鮮卑因此轉徙據其地。匈奴余種留者尚有十余萬落，皆自號鮮卑，鮮卑由此漸盛，勢力東起遼東，西至隴右。

    草原民族的強盛對中原國家來說可不是好事，農耕文明與游牧民族的沖突幾乎貫穿了人類有史以來的整個過程，匈奴的強盛曾讓強漢深以為患，經過數百年的努力才徹底解決了匈奴的威脅。如今鮮卑崛起，必然導致兩大文明的強烈碰撞。

    然而鮮卑族終是沒有步匈奴后塵遠遁東歐，他們比匈奴人和后來的突厥人運氣要好的多，沒有遇上強大的穩定統一的中原國家，他們不但趕上了中原混戰的機遇，更趕上了好天氣。

    氣候學專家竺可楨先生在其著作《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中有過介紹：從仰韶文化到安陽殷墟的二千年間，黃河流域的年平均溫度大致比現在高2℃，一月溫度約3-5℃;此后的一系列冷暖變動，幅度大致在1-2℃，每次波的周期，歷時約400年至800年;歷史上的幾次低溫出現于公元前1000年、公元400年、1200年和1700年。

    別看只有1-2℃的變化，它對古代歷史進程的影響卻是至深的，中國歷史上共有三次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第一次是兩晉南北朝時期，第二次是元朝，第三次是清朝，這三次正好氣候處于歷史低溫時期，這可不是巧合，正是這1-2℃的變化，使得氣候變得寒冷而干燥，直接導致了黃河流域的干旱少雨以及蒙古高原的異常寒冷與雪災。黃河流域的旱災必然導致社會矛盾激化而發生動亂，致使帝國瓦解，蒙古高原的雪災直接導致游牧民族不得不南下劫掠，逼迫他們不斷的南遷。

    因為有南遷的動力，也因為有絕好的機遇，鮮卑人最終能夠入主中原，成為魏晉南北朝歷史的主角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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