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人可知倭難源頭？”陳惇這回也是輕言慢語道：“倭寇，并不是倭國浪人，而是中國的海商。難道大人沒有發現，嘉靖以前倭寇只是小規模侵擾，嘉靖年間罷了市舶，沿海奸商、豪強、宗族勾結倭寇，以至于剽掠州縣，禍害一方，才為禍劇烈了嗎？”

    認為倭寇就是日本人的想法太可笑了，但不得不說朝廷許多人還真的就天真的以為驅逐倭寇就是在進行對外戰爭，但也不乏有識之士早就指出真正的倭寇是怎么回事比如前首輔夏言有段說海禁的話，當時他還是給事中：“禍起于市舶，禮部請罷市舶者數年，而私舶歲至。不即售，輒賒奸商。久之，奸商欺負，不啻千萬，索極則投貴官家。彝人候久不得，有所賊殺。貴官家輒出危言撼當事者，兵之使去。彝人大恨，盤踞島中，并海不逞之民，若生計困迫者，輒歸之，時時寇沿海諸郡矣。至有衣冠失職書生，頗為向導，于是王忤瘋，徐必欺之徒，皆我華人，金冠龍袞，稱王海島。”

    說得很清楚，看得很明白了，稱王海島，造成倭難的，皆我華人！

    “學生生在浙江，長在浙鄉，自幼耳聞目睹，知道沿海居民之所以樂于落草為寇，與日本人勾結，并非是由于他們秉性奸猾，而是實在是朝廷的海禁政策斷了他們的生路，讓他們無法養家糊口。”陳惇嘆息道：“……浙江之地，七山一水二分田，浙江的地形地貌就注定了它無法成為傳統的農業大省，只能依靠海上，以海上貿易為主。”

    明太祖朱元璋因為其對沿海居民支持張士誠的憤恨，再加上其偏向農業的治國理念，不僅給江浙兩省施以重稅，而且還厲行了“片板不得下海”的海禁政策。這讓素來以外貿商業為生的江浙百姓立即陷入了貧困之中，而到了嘉靖年間，由于明朝內部商品經濟的發展，這種對外貿易的需求進一步擴大，因此，江浙沿海的居民就開始鋌而走險出海走私。其中膽大的，更是如王直那樣，成為稱霸一方的大海盜。

    其實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寇與商同人，市通則寇轉為商，市禁則商轉為寇海上和倭寇是同一撥人，如果海禁較松他們就是商人，如果海禁過嚴就轉為倭寇！

    “……中國與外國的貿易難以禁絕，利之所在，人必趨之，因為海上巨大的利益，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海禁卻禁止百姓通商貿易，甚至片板不下海，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連百姓捕魚都不允許，更是將百姓逼上落草為寇的道路。”陳惇道。

    陳惇的一番抽絲剝繭的話，像是在大殿中徐徐展開一副圖畫一般，讓嘉靖帝看得頭頭是道條理分明。

    當然還有不合時宜的聲音響起，李默冷哼一聲，道：“倭難是禁海的緣故，說得倒好，我且問你，洪武時候禁海，片板不下海，怎么沒有倭難？”

    “大人博聞強記，怎么會不知道洪武時候倭寇也十分猖獗，光有記載的倭寇入侵達44次之多，而且其中大部分集中在洪武十四年之前，平均每年超過兩次。”陳惇當即如同念書一般歷歷數出：“洪武二年，倭寇進犯溫州中界山，永嘉、玉環皆被剽掠洪武三年，倭寇掠山東，被擊退后轉掠溫、臺、明三州四年寇即墨、諸城……”

    他這邊侃侃而談，卻忽然看到李默臉上閃過一絲狡猾而得意的微笑：“……既然洪武時期也有倭患，為什么沒有造成大規模軍事戰斗，沒有像今天一樣靡費天下之兵，天下之財呢？”

    媽的，陳惇險些要破口大罵這個老狐貍了，原來在這里給自己挖了個巨坑啊。

    為什么洪武時期倭患也很嚴重，而明太祖只是依靠浙江千戶所、鎮撫官兵去抵抗倭寇，最多的一次不過是派遣國公湯和在沿海筑城加巡邏，而湯和在沿海筑城一年多，也沒有碰上倭寇入侵。

    而如今倭寇肆虐，嘉靖帝又是調兵遣將，又將江南財政大權盡付，怎么反而倭患愈演愈烈了呢

    這就是開國之主和守成之君的區別了，陳惇和李默都心知肚明，今上嘉靖帝雄才大略比不上太祖，眼光長遠比不上成祖，寬仁賢明又比不上憲宗、孝宗，但多疑猜忍和自私自利的聰明倒是能排在前幾名中去。

    一個朱紈，一個仇鸞，該信用的人被幾句浮言逼得自殺身亡該殺的人反而手握大權深得信任。

    若不是朱紈在厲行海禁之后，又復歸海禁松弛，從此之后倭患熾烈，又怎么會覆水難收呢？朱紈在福建的鐵腕其實已經將海商遏制住了，如果再假以時日，海商就不能作祟，這未嘗不是一力降十會的辦法可惜，打虎不死反為禍，朱紈被害死之后，這些人再也沒有顧忌，更加肆無忌憚了。

    陳惇要怎么說，能把這些真心話說出來嗎？他能說，今上嘉靖帝就是比不過太祖，這國家也不是洪武時期政治清明、國力強盛的時候嗎？

    陳惇暗道這老狐貍一個個地都壞地流膿呢，在政壇上想要跟他們玩一玩，自己果然是還缺乏斗爭經驗啊，稍不留神就被人挖坑坑住了。

    看著嘉靖帝越來越暗沉的神色，陳惇才緩緩道：“如李大人所言……因為太祖皇帝英明，已經認識到倭患根本上不是軍事問題，而是政治問題。”

    嘉靖帝和李默一愣：“什么是政治問題？”

    陳惇深吸一口氣，道：“太祖皇帝關于禁海的諭令，總共有六道洪武四年，禁瀕海民不得私自出海”十四年，“禁瀕海民私通海外諸國”十七年派信國公湯和巡視浙閩，禁民入海捕魚。二十三年，詔戶部嚴交通外番之禁，以中國金銀、銅錢、火藥、兵器等物不許出番。二十七年，敢有私下諸番互市悉治重法。洪武三十年，申禁人民不得擅出海與外國互市。”

    他一邊說一邊望著李默越來越不好看的神色，道：“敢問李大人能看出其中的不同嗎？”

    李默哼了一聲，道：“你倒是跟我說明白，這些諭令，都是在禁海，有什么不同？”

    陳惇就道：“從一開始，太祖皇帝嚴禁漁民出海捕魚，但漁民以捕魚為生，不去捕魚，還能干什么呢？很快太祖皇帝也發現了自己這道旨意的不近人情，他隨即就說禁瀕海民私通海外諸國、詔戶部嚴交通外番之禁，是明確禁海的內容，不是不讓海民捕魚，而是不讓別有用心之人，里通外國，想要推翻我大明江山！”

    當時天下初定，張士誠、方國珍等殘余勢力退往沿海島嶼，卻賊心不死，想要勾結海盜卷土重來。所以朱元璋下令禁海，是出于對這種勢力的遏制和打擊。

    這是陳惇能宣之于口的最正當理由，而不能明言的其實也是最重要的一條是，太祖朱元璋的治國思維，比較僵硬，而且落后。

    他認為政治則應該是以道德為基礎，所以極為推崇“忠臣孝子”、“老實秀才”，給這些人官兒做，用他們來治國所以涌現出方孝孺這種君子中的君子，自身道德完美無瑕，卻害了天下而不知。

    而經濟上，朱元璋以農業為本，而貿易則是“剝民取利，得財有限，傷民無窮”，所以連商稅也不收，壓根就沒把商人算進國家主體之中，漏掉商人，造成了大明如今舉步維艱的財稅。他坐在金壁輝煌的宮殿里，看著自己的帝國就像是一個自己的家，而這個家在他的眼里就像是一個大農莊，田疇劃分的像一個棋盤，除此之外他也想象不出別的來……他不知道這個棋盤有多大，但他清楚地判定任何一個棋子的位置，沒有他的命令誰都無法移動，這樣他才心滿意足。

    土地是皇帝的，百姓也是皇帝的，最理想的情況就是將百姓固定在土地上，任何流動與變化都是值得警惕的，任何外來者都可能意味著入侵，和平的意義是互不往來，否則就是戰爭。這種治國思想造成了對中國海商的嚴厲打擊，這就是朱元璋禁海的真相。

    但萬幸的是，繼任者永樂大帝是個高瞻遠矚，且極具遠見和戰略思維的人，所以陳惇說的“意識到政治還是軍事問題”的人其實并不是朱元璋，而是朱棣。

    做一個對比來說，洪武二年，朱元璋派楊栽等七人出使日本，并親自寫了一封措辭嚴厲的信威脅倭寇。接到信后，日本國的懷良親王大怒，斬殺明使五人，其他的悉數扣留，朱元璋的這一次交涉毫無成果可言。后來的幾次交涉又不歡而散，于是朱元璋在洪武二十年果斷地斷絕了跟日本的往來，把日本列為“不庭之國”，永遠不準日本來中國貿易。

    而朱棣的做法，就大相徑庭。

    朱棣登基后就遣使把自己即位的消息詔諭日本，知道日本信佛，還特別派了僧錄司右闡教道成使日本，不久，幕府將軍源道義就遣使圭密等三百余人，奉表貢馬及鎧胄、佩刀、瑪瑙、水晶、琉黃諸物來了南京，朱棣當即賜圭密等文綺、紬絹衣并錢鈔、紗羅有差，賜其通事官帶，命禮部宴之……

    完后又遣使隨同日本使團前往東瀛，給新冊封的日本國王源道義送了一套穿的用的東西，自此以后，中日兩國官方往來一直不斷。源道義死后，朱棣甚至賜謚，并且冊封源道義兒子為日本國王，雖然他們一家其實只是幕府將軍罷了。

    在這種外交氛圍下，早在永樂三年的時候，源道義就聽從朱棣的要求，捕獲了對馬臺歧等島的若干海盜，派使臣將這些海盜押解至南京，并連續好幾年向大明獻俘，直到他死去。自此以后，“海隅絕警”，直到永樂十五年，大明總體處于“海洋平靜”局面。

    而朱棣在對外實施安撫的同時也十分重視海疆的軍事防御，所以在永樂十七年，有了望海堝一仗，是明初對倭寇作戰最大的一次勝利，此役讓倭寇主力殆盡，大明王朝的海疆由此平靜了一百多年。

    最值得大書特書還是他開放海禁，遣使下西洋的舉措，使海上私人貿易合法化，沿海的商人們因為有了合法渠道而不必落草為寇，朝廷也能靠收取關稅而增加收入。不得不說，這是一個兩全其美的方案，鄭和下西洋甚至輕而易舉地解決了盤踞在海島上為寇多年的海盜陳祖義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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