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辜鴻銘與張之洞一同擬定奏折《設(shè)立自強學堂片》。于光緒十九年十月二十二日以上奏。后世武漢大學的前身自強學堂,于是設(shè)立。
在張之洞的扶持之下,辜鴻銘也算是官運亨通。
一九零八年,前清宣統(tǒng)帝即位之時,辜鴻銘官至外交部侍郎。也就是相當于后世的外交部部長一職。
比后世引用辜鴻銘兩首詩懟歐羅巴記者們的發(fā)言人官階還要高。
不過,辜鴻銘雖然看起來是根深蒂固的保皇派。但其實卻根本就對前清沒有什么忠心可言。其忠心所在。是對于華夏富強的執(zhí)念,而非是前清。
辜鴻銘當日游學海外時,雖然是西裝革履。回到華夏卻留起了辮子。倒不是因為這辮子重要,只是這辮子,卻是辜鴻銘表達自己態(tài)度的一種方法。
當日,周作人見辜鴻銘時,對于辜鴻銘進行了一番詳細的描述——“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頭上一撮黃頭毛,卻編成了一條小辮子,冬天穿棗紅寧綢的大袖方馬褂,上戴瓜皮在民國十年前后的明京,就是在前清時代,馬路上遇見這樣一位小城市里的華裝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張大了眼睛看得出神吧。”
“尤其妙的是那包車的車夫,不知是從哪里鄉(xiāng)下去特地找了來的,或者是徐州辮子兵的余留亦未可知,也是一個背拖大辮子的漢子,同課堂上的主人正好是一對,他在紅樓的大門外坐在車兜上等著,也不失車夫隊中一個特殊的人物。”
而時人譏諷辜鴻銘還留著辮子的時候,辜鴻銘可以理所當然的反唇相譏——“我頭上的辮子是有形的,你們心中的辮子是無形的。”
當日搞砸了洋務(wù)的慈禧過壽辰之時,辜鴻銘題賀詩曰——“天子萬年,百姓花錢。萬壽無疆,百姓遭殃”。
而恢復(fù)帝制的袁世凱死時,規(guī)定華夏舉哀三天,辜鴻銘卻請來一個戲班,在家里開堂會唱戲,熱鬧了好幾天……
當日溥儀來請辜鴻銘,只能被冷嘲熱諷的懟一臉血。倒是當年蔡元培被逼得辭去北大校長的職務(wù)時,辜鴻銘堅定的進行挽留,與蔡元培共進退,甚至說:“校長是我們學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
當然,這些奇聞異事,并不是辜鴻銘的價值所在,也不是辜鴻銘能夠取得莫大名頭的原因。辜鴻銘的功績之所在,還是在于其對于華夏文明的傳播,以及華夏文明與歐羅巴諸國文明優(yōu)劣所在的對比辨識。
正如辜鴻銘在在《論語》譯序中所言——我們只想在此表達一個愿望,希望那些有教養(yǎng)有思想的英吉利人,在耐心讀過我們的譯作之后,能夠反思一下他們對華夏人已有的成見,并能因此修正謬見,改變他們對于華夏與英吉利兩國人民與人民、國與國之間關(guān)系的態(tài)度。
辜鴻銘的著作,包括《尊王篇》、一百七十二則《中國札記》、一九零九年用英文寫成的《華夏的牛津運動》,以及一九一五年的《春秋大義》。以及其翻譯成英文的《論語》、《中庸》、《大學》等等。
這些著作無論是譯作,還是辜鴻銘的原作。歐羅巴諸國的影響,都極為巨大。一九一五年,辜鴻銘的《春秋大義》,被翻譯成東瀛文、英吉利文、普魯士文等數(shù)種文字,刊行于世界。對于一戰(zhàn)中和一戰(zhàn)后的普魯士,以及歐羅巴諸國,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
在普魯士,甚至掀起了一場持續(xù)十幾年的“辜鴻銘熱”。這些著作,有許多都成為歐羅巴一些大學的必讀書目。一九二零年,在普魯士萊比錫出版了由奈爾遜教授翻譯的辜鴻銘論文集《吶喊》。
其價值,甚至還高于眾人所熟知的那一本同名作。
當日的華夏,深受諸國欺凌。直到如今,華夏與歐羅巴之間的文化交流,還是在自覺與不自覺之化為主導(dǎo)。歐羅巴諸國的人自認為高高在上,華夏有些人,心中的辮子沒丟。西學東漸,輕松容易。
華夏的文化,卻一直都推廣困難。但其關(guān)鍵所在,并不是華夏數(shù)千年文明,不如歐羅巴諸國。而是大多數(shù)以此為業(yè)的人,學養(yǎng)不深。無論是翻譯還是表達,都很不到位。浮皮潦草,停留于表面。即便如今,也是如此!
華夏的四書五經(jīng),自明末清初的時候,就有到達華夏的傳教士進行翻譯。但是,這些傳教士并不真正理解華夏的文明,所以,翻譯也只是積字成句、積字成篇、誤解曲解、死譯硬譯、斷章取義,連意思都不連貫。
當日,傳教士理雅各所翻譯的十部《華夏經(jīng)典》,在歐羅巴人,以及對于歐羅巴文化了解不多的人看來,已經(jīng)算是經(jīng)典。但是,在辜鴻銘看來,卻都是扯淡!
東學西漸雖然艱難,但是華夏數(shù)千年的傳承與文明卻自有輝煌。一旦有人真的能夠切中要害,其造成的影響,自然是巨大的。而辜鴻銘便是這少有的能夠真正切中其根底的人。可以用西方人的方式,講述華夏文化。
也可以用西方化的視角,觀察和注釋華夏文明。從這個角度來講,一百余年以降,辜鴻銘至今仍舊是這個領(lǐng)域的第一人。后人不肖,不如其遠矣!
無論是在辜鴻銘出現(xiàn)之前,還是在辜鴻銘出現(xiàn)之后至今,還沒有誰,能夠更系統(tǒng)、完整、準確地向華夏之外,輸出華夏的典籍文章!
在翻譯之中,辜鴻銘并不拘泥于字句章節(jié),而是意譯。采取“動態(tài)對等”的方法,用歐羅巴人所知的方式,表現(xiàn)華夏文明的內(nèi)核。在翻譯《論語》的時候,甚至采用了和《論語》相同的對話方式!
其翻譯的標準極高——“(要)徹底掌握其中之意義,不僅譯出原作的文字,還要再現(xiàn)原作的風格。”
正如其在《論語》譯序中所言——“為了讓讀者徹底理解書中思想的含義,引用了歐洲一些非常著名作家的話,作為注釋。通過喚起業(yè)已熟悉的思路,這些注釋或許可以吸引那些了解這些作家的讀者。”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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