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辜鴻銘與張之洞一同擬定奏折《設立自強學堂片》。于光緒十九年十月二十二日以上奏。后世武漢大學的前身自強學堂，于是設立。

    在張之洞的扶持之下，辜鴻銘也算是官運亨通。

    一九零八年，前清宣統帝即位之時，辜鴻銘官至外交部侍郎。也就是相當于后世的外交部部長一職。

    比后世引用辜鴻銘兩首詩懟歐羅巴記者們的發言人官階還要高。

    不過，辜鴻銘雖然看起來是根深蒂固的保皇派。但其實卻根本就對前清沒有什么忠心可言。其忠心所在。是對于華夏富強的執念，而非是前清。

    辜鴻銘當日游學海外時，雖然是西裝革履。回到華夏卻留起了辮子。倒不是因為這辮子重要，只是這辮子，卻是辜鴻銘表達自己態度的一種方法。

    當日，周作人見辜鴻銘時，對于辜鴻銘進行了一番詳細的描述——“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頭上一撮黃頭毛，卻編成了一條小辮子，冬天穿棗紅寧綢的大袖方馬褂，上戴瓜皮在民國十年前后的明京，就是在前清時代，馬路上遇見這樣一位小城市里的華裝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張大了眼睛看得出神吧。”

    “尤其妙的是那包車的車夫，不知是從哪里鄉下去特地找了來的，或者是徐州辮子兵的余留亦未可知，也是一個背拖大辮子的漢子，同課堂上的主人正好是一對，他在紅樓的大門外坐在車兜上等著，也不失車夫隊中一個特殊的人物。”

    而時人譏諷辜鴻銘還留著辮子的時候，辜鴻銘可以理所當然的反唇相譏——“我頭上的辮子是有形的，你們心中的辮子是無形的。”

    當日搞砸了洋務的慈禧過壽辰之時，辜鴻銘題賀詩曰——“天子萬年，百姓花錢。萬壽無疆，百姓遭殃”。

    而恢復帝制的袁世凱死時，規定華夏舉哀三天，辜鴻銘卻請來一個戲班，在家里開堂會唱戲，熱鬧了好幾天……

    當日溥儀來請辜鴻銘，只能被冷嘲熱諷的懟一臉血。倒是當年蔡元培被逼得辭去北大校長的職務時，辜鴻銘堅定的進行挽留，與蔡元培共進退，甚至說：“校長是我們學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

    當然，這些奇聞異事，并不是辜鴻銘的價值所在，也不是辜鴻銘能夠取得莫大名頭的原因。辜鴻銘的功績之所在，還是在于其對于華夏文明的傳播，以及華夏文明與歐羅巴諸國文明優劣所在的對比辨識。

    正如辜鴻銘在在《論語》譯序中所言——我們只想在此表達一個愿望，希望那些有教養有思想的英吉利人，在耐心讀過我們的譯作之后，能夠反思一下他們對華夏人已有的成見，并能因此修正謬見，改變他們對于華夏與英吉利兩國人民與人民、國與國之間關系的態度。

    辜鴻銘的著作，包括《尊王篇》、一百七十二則《中國札記》、一九零九年用英文寫成的《華夏的牛津運動》，以及一九一五年的《春秋大義》。以及其翻譯成英文的《論語》、《中庸》、《大學》等等。

    這些著作無論是譯作，還是辜鴻銘的原作。歐羅巴諸國的影響，都極為巨大。一九一五年，辜鴻銘的《春秋大義》，被翻譯成東瀛文、英吉利文、普魯士文等數種文字，刊行于世界。對于一戰中和一戰后的普魯士，以及歐羅巴諸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在普魯士，甚至掀起了一場持續十幾年的“辜鴻銘熱”。這些著作，有許多都成為歐羅巴一些大學的必讀書目。一九二零年，在普魯士萊比錫出版了由奈爾遜教授翻譯的辜鴻銘論文集《吶喊》。

    其價值，甚至還高于眾人所熟知的那一本同名作。

    當日的華夏，深受諸國欺凌。直到如今，華夏與歐羅巴之間的文化交流，還是在自覺與不自覺之化為主導。歐羅巴諸國的人自認為高高在上，華夏有些人，心中的辮子沒丟。西學東漸，輕松容易。

    華夏的文化，卻一直都推廣困難。但其關鍵所在，并不是華夏數千年文明，不如歐羅巴諸國。而是大多數以此為業的人，學養不深。無論是翻譯還是表達，都很不到位。浮皮潦草，停留于表面。即便如今，也是如此！

    華夏的四書五經，自明末清初的時候，就有到達華夏的傳教士進行翻譯。但是，這些傳教士并不真正理解華夏的文明，所以，翻譯也只是積字成句、積字成篇、誤解曲解、死譯硬譯、斷章取義，連意思都不連貫。

    當日，傳教士理雅各所翻譯的十部《華夏經典》，在歐羅巴人，以及對于歐羅巴文化了解不多的人看來，已經算是經典。但是，在辜鴻銘看來，卻都是扯淡！

    東學西漸雖然艱難，但是華夏數千年的傳承與文明卻自有輝煌。一旦有人真的能夠切中要害，其造成的影響，自然是巨大的。而辜鴻銘便是這少有的能夠真正切中其根底的人。可以用西方人的方式，講述華夏文化。

    也可以用西方化的視角，觀察和注釋華夏文明。從這個角度來講，一百余年以降，辜鴻銘至今仍舊是這個領域的第一人。后人不肖，不如其遠矣！

    無論是在辜鴻銘出現之前，還是在辜鴻銘出現之后至今，還沒有誰，能夠更系統、完整、準確地向華夏之外，輸出華夏的典籍文章！

    在翻譯之中，辜鴻銘并不拘泥于字句章節，而是意譯。采取“動態對等”的方法，用歐羅巴人所知的方式，表現華夏文明的內核。在翻譯《論語》的時候，甚至采用了和《論語》相同的對話方式！

    其翻譯的標準極高——“（要）徹底掌握其中之意義，不僅譯出原作的文字，還要再現原作的風格。”

    正如其在《論語》譯序中所言——“為了讓讀者徹底理解書中思想的含義，引用了歐洲一些非常著名作家的話，作為注釋。通過喚起業已熟悉的思路，這些注釋或許可以吸引那些了解這些作家的讀者。”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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