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反映晉代歷史的，有明萬歷四十年周氏大業堂的刊本《東西兩晉志傳》。

    此外另有《東西晉演義》一書，十二卷五十回，回目偶句，前四卷為西晉故事，后卷為東晉故事。

    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礎上加工潤色而成的，并且兩書都有稚衡山人序。

    稚衡山人，即楊爾曾，字圣魯，號夷白主人，浙江錢塘人，生平不詳。

    作者在小說40萬字的篇幅里，反映東西晉150年的歷史，紛繁復雜的歷史事件和林林總總的歷史人物像走馬燈一樣浮光掠影地閃過，影響了其藝術性。

    其中杜綱的《北史演義》和《南史演義》成就較高，是歷史演義小說中的佳作。

    《北史演義》六十四卷，原刊于清乾隆五十年，《南史演義》三十二卷，原刊于乾隆六十年。兩書均由許寶善作序。

    《北史演義》寫的是從北魏宣武帝景明元年至隋文帝滅陳共0年間的歷史故事。

    小說重點寫北齊的興亡，以此為主線，將0年間王朝的興衰更迭和重要的歷史事件、歷史人物展現在讀者面前。

    《南史演義》主要寫南朝宋、齊、梁、陳四個朝代的興衰更迭，所反映的歷史跨度較長，約200年左右。

    《北史演義》和《南史演義》觸目驚心地描寫了我國歷史上最復雜最混亂的南北朝時期統治集團內部爭權奪利，骨肉相殘的情況，皇族內部父子兄弟的自相殘殺，以《南史演義》中所描寫的劉宋王朝最為典型。

    有一首流傳于南朝的民謠:“遙望建康城，小江逆流縈。前見子殺父，后見弟殺兄。”

    反映的是劉宋王朝皇族父子兄弟自相殘殺的丑聞。

    劉宋王朝從文帝劉義隆開始，由于骨肉相殘最后斷送了整個國家。

    宋文帝劉義隆寵愛太子劉劭，太子卻串通女巫謀害父王，好早日登極。

    陰謀暴露，文帝欲廢太子，劉劭知情后卻動用自己掌握的軍隊發動宮廷政變，殺死文帝，倉促即位。

    在這兩部小說中，君臣之間的斗爭往往表現在強臣欺主。

    比如《北史演義》中的爾朱榮，在鎮壓六鎮起義中崛起后掌權，為了控制皇帝，還讓皇帝娶他的女兒作為皇后，孝莊皇帝表面上忍辱負重，逆來順受，內心深處總想奪回政權。

    于是以皇后生太子為由，騙爾朱榮入宮，爾朱榮遭暗殺身亡，但是他的軍事實力仍在，他的侄兒爾朱兆起兵報仇，攻入京城，大肆殺戮，孝莊帝也身亡。

    《北史演義》和《南史演義》在藝術上的突出貢獻在于再現了巍巍宮墻內血跡斑斑的歷史。

    以此深入揭示了封建**制度的本質。

    而反映五代史的，有《殘唐五代史演義傳》，六十回，題“貫中羅本編輯”，有卷本、六卷本兩種。

    此書以殘唐五代興衰演變的過程為線索，起自黃巢起義，終于趙匡胤陳橋兵變，以編年的方式敘述了這一時期的歷史故事。

    小說寫出了黃巢起義的正義性，揭露了五代的昏君和暴君統治，尤其刻畫了李存孝這樣一個大力神的形象。

    李存孝牧羊出身，力大無窮，屢立戰功，后被奸臣殘害，五牛分尸，極其悲慘。反映宋明等朝代的歷史演義，將以后論述。

    明中后期涌現出大量的歷史演義小說，這些小說受到文藝創作商品化傾向的沖擊，大量作品粗制濫造，藝術水平降低了。

    大多數歷史演義的作者其創作目的是進行封建教化，宣揚忠君思想和果報觀念，成為封建道德的傳聲筒。

    另外，自《三國演義》問世以來，歷史演義形成一種模式，具有穩定的機制，只容納帝王將相，不能貼近日常生活。

    人物設置容易臉譜化，情節設置稍嫌單調。

    語言半文半白，沒有生活氣息，總之形式僵化，模式化了，不能突破創新。

    所以給人千篇一律的感覺難以得到突破而逐漸被淘汰。

    而從明末到清初，衍化出了時事小說這樣一個歷史小說的分支，開拓了歷史小說的新途徑。

    時事小說主要有四個方面的題材，一是反映客魏閹黨禍國殃民的小說，有《警世陰陽夢》十卷四十回，《魏忠賢小說斥奸書》，卷四十回。

    《皇明中興圣烈傳》五卷，不分回。

    寫魏忠賢一生比較成功的是《梼杌閑評》。

    二是反映后金政權與明王朝在遼東對抗的小說。有《近報叢譚平虜傳》，二十卷二十則，《遼海丹忠錄》卷四十回。

    三是反映李自成起義的小說，有《新編剿闖通俗小說》，十回，《定鼎奇聞》，二十二回。

    《鐵冠圖演義》五十回等。四是全面反映南明歷史的小說，有《樵史通俗演義》卷四十回。

    還有就是英雄傳奇與公案小說，當然，先要給大家說一說英雄傳奇與歷史演義小說的異同。

    因為英雄傳奇和歷史演義同屬于歷史小說的范圍，兩者既有共同點，又有區別。

    我們認為這兩種類型的小說主要有以下區別:1、歷史演義是以描寫歷史事件的演變，記述一代興廢為主體，而英雄傳奇則以塑造傳奇式的英雄人物為重點。

    前者是“演一代史事而近于斷代史者”，“通演古今事與通史同者”;后者是“以一人一家事為主而近于外傳、別傳及家人傳者”。前者是編年體，后者是紀傳體。

    前者多稱“演義”、“志”，如《三國演義》、《東周列國志》;后者多稱“傳“，如《水滸傳》、《說唐全傳》等。

    2、歷史演義多從史書上擷取題材，主要事件和人物基本上依據史實，最多也只能“七實三虛”。

    英雄傳奇多吸收民間傳說故事，虛多實少，主要人物和事件多為虛構。

    例如《三國演義》和《東周列國志》大體符合歷史的原貌，而《水滸傳》和《楊家將》除了宋江、楊業在歷史上還有點影子外，其他的人物和事件大都子虛烏有。

    3、歷史演義是從“說話”中的“講史”發展而來的，英雄傳奇的源頭卻是“說話”中的“小說”。

    4、歷史演義的人物性格缺少發展變化，反映軍事斗爭多，反映人民日常生活少。

    書面語言多，生活語言少。

    而英雄傳奇主要吸收民間故事，著重寫英雄人物小傳，較多表現人物性格變化，語言生活氣息濃。

    而神話傳說是各類型題材小說的共同源頭，在此我們也可以將英雄傳奇的源頭上溯到遠古神話。

    中國遠古神話實際上是關于人類創世英雄的傳說。

    不論是補天的女媧，填海的精衛，還是治水的共工，射日的后羿，人類祖先在與險惡大自然英勇搏斗中顯示出巨大的力量，這正是后世英雄賴以支撐的力量基礎。

    史傳文學最輝煌的成就之一是關于歷史人物的生動描寫，而其中的帝王將相英雄和民間的游俠刺客則是最有藝術光彩的人物形象系列。

    魏晉南北朝志怪小說中的《燕丹子》和《搜神記》中的《干將莫邪》、《李寄》等勾勒了就義成仁、豪氣沖天的英雄豪俠形象，簡潔而傳神。

    唐代傳奇中典型的反應俠義英雄的小說有《虬髯客傳》、《昆侖奴》、《聶隱娘》等。

    其中描寫仗義救人的義俠、有超凡武藝神功的英雄、巾幗不讓須眉的女俠等。

    宋朝“說話”技藝的“小說”一家中，至少有公案、樸刀、桿棒等幾類是與英雄俠義小說有密切聯系的。

    元末明初《水滸傳》的問世，標志著英雄俠義小說作為小說題材類型正式確立了。

    《水滸傳》既是典型的英雄傳奇小說，又是武俠小說的典范之作。

    此后的楊家將系列、說唐系列和《說岳全傳》、《飛龍全傳》、《英烈傳》以及《水滸傳》的續書都是沿著《水滸傳》開辟的道路“以一人一家事為主”的英雄傳奇小說。

    明清兩代，英雄傳奇小說作品約有三、四十部之多，大致可以分為三類:一類是寫官逼民反，人民反抗斗爭，著重表現草莽英雄的，如《水滸傳》及其續書等。

    另一類是寫保衛邊疆、抗擊侵略，著重表現民族英雄的，如《楊家將》、《說岳全傳》。

    還有一類是寫帝王發跡變泰故事，著重歌頌出身寒微的帝王奮斗成功的事跡，如《飛龍傳》等。

    英雄傳奇從元末明初《水滸傳》產生以來，在明中葉到清中葉形成**，以后逐步衰落。

    它與才子佳人小說結合，產生了《兒女英雄傳》這樣集兒女情和英雄氣于一身的作品。

    清代，長篇白話武俠小說大規模涌現，文言短篇武俠小說也異常繁榮，此時走向衰微的公案小說與武俠小說結合，形成了公案俠義小說，由于社會的變遷，清中葉以來，小說作者思想有很大不同，英雄傳奇小說中草莽英雄本色盡失，代之而興的是輔佐清官的俠客和風流美貌的俠女，英雄傳奇的生命力也就慢慢衰弱了。

    水滸故事的流傳及《水滸傳》的成書過程

    北宋徽宗宣和年間，以宋江等三十六人為首的農民起義是《水滸傳》創作的歷史依據。

    關于宋江起義，在史書上有零星記載。

    《宋史-徽宗本紀》:“宣和三年二月，淮南盜宋江等犯淮陽軍，遣將討捕;又犯京東、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張叔夜招降之。”

    《宋史紀事本末》:“宋江起為盜，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轉掠十郡，官兵莫敢攖其鋒。知亳州侯蒙上書曰:‘江才必有過人者，不若赦之，使討方臘以自贖。’帝命蒙知東平府，未赴而卒。”

    《宋史-張叔夜傳》和《宋史-侯蒙傳》都有關于此事的記載。

    從這些正史、野史大同小異的記載中可以認定以下基本事實:一是歷史上宋江起義實有其人其事，但規模不大，人數不多，時間不長。

    二是宋江隊伍一度所向披靡，官軍難以抵擋。

    統治當局不得不采取招撫政策。

    三是起義失敗后，宋江等人參加了征方臘的行動。

    從南宋起，宋江等人的故事開始在北方和南方廣泛流傳，成為“說話”藝人喜愛的題材。

    龔開《三十六人畫贊》初次完整地記錄了宋江等三十六人的姓名和綽號。

    羅燁《醉翁談錄》中記載了以“水滸”故事為題材的“說話”名目，如“青面獸”、“花和尚”、“武行者”、“石頭孫立”等，它們是各自獨立的英雄故事，屬“小說”的范圍。

    宋末元初的《大宋宣和遺事》為我們展現了《水滸傳》的原始面貌，主要描寫了楊志賣刀，智取生辰綱和宋江殺閻婆惜三件事，末尾還提到張叔夜招安，征方臘，宋江封節度使。

    這表明“水滸”故事從獨立的短篇開始聯綴成一體，從“小說”進入“講史”的領域。

    元代出現了一批“水滸戲”，包括元明之際在內存目三十三種，現在保留了六種。

    在康進之《李逵負荊》和高文秀《雙獻功》等作品中，水滸英雄從三十六人發展到七十二人，又發展到一百零人，梁山伯這個起義軍根據地“寨名水滸，泊號梁山，縱橫河港一千條，四下方圓百里，東連大海，西接濟陽，南通鉅野金鄉，北靠青、齊、袞、鄆。

    有七十二道深河港，屯數百只戰艦朦艟;三十六座宴樓臺，據百萬軍馬糧草。”

    所敘與《水滸傳》描寫相似。

    義軍從《大宋宣和遺事》中“殺人放火”的草寇，演進為杏黃旗上大書“替天行道救生民”的正義之師，宋江、李逵等人的形象也得到了比較集中地描寫。

    在宋元以來廣泛流傳的民間故事、話本、戲曲的基礎上，經作家的再創造，長篇說部《水滸傳》在元末明初誕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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