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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倫論 第十七章 心理學與命理學之比較

作者/山高知寒 看小說文學作品上精彩東方文學 http://www.nuodawy.com ,就這么定了!
    從名詞字義上講,心理學與命理學就明確告訴大家心理學與命理學的歸屬,也就可以看到這兩門學問的不同命運了。心理學不用說就是客觀唯心主義的知識結構,命理學一看就知道是直觀唯物論的知識架構,兩門學問之間的界限仍然是精神在前還是物質在先的根本性問題。

    心理學成為一門學問起源于公元前三世紀,在蘇格拉底與柏拉圖的理論中開源了心理學的出處,自然就歸于西方哲學的范圍了。之后的亞里士多德作論靈魂開啟了心理學的篇章,經過一千多年的慢長歲月,真正發展成一門系統的學問,只是很短的時間,十九世紀德國人完成了這門學問的整個過程,把心理學從西方哲學中完全剝離出來,形成一門多學科的完整性極強的學問,從此開始心理學向世界進發,步入世界學院教授的殿堂,成為一門讓人學習方法的學問,開啟了造福全人類的知識工程。

    心理學的研究方向是以人為本原,從精神層面,靈魂深處,心理活動開始探索,探索人性的心理趨向與精神感應所引發的人事行為反應的一門學問。由于心理學分類眾多,這里不一一細述,總之一句話,心理學是絕對置精神、靈魂于前置,人的行為條件于后置的,純粹唯心論的一門學問,以研究、描述、解釋、預測和影響人的行為為目的學問。

    反觀古代中國人的命理學,命理學形成理論概念是在漢代中晚期,衍生于周易的數術部分,主要研究人類生命過程中規律性的學問。命理學最早出現在黃帝內經之中,是中醫師們創造出來的一種原本準備用來預測人體疾病的方法論,后來可能因為過于抽象被中醫師們棄之不用了。

    歷史發展到兩晉南北朝時期,被中醫師棄之不用的東西卻得到命理學者的注目,命理師們開始把目光投向中醫師棄之不用的以年月日時干支為依據預測人體健康的這種方法,將這種方法引入人類命運預測的學問之中,在公元五世紀左右形成學術概念,發展到明清兩代基本形成以唯物論為基調的描述、解釋、預測和影響人的心靈為目的的一門學問,因為中國的命理學是以物質條件為前置目的的學問,心靈、精神就必然是后置之物。這就決定了命理學的宿命。

    就心理學與命理學之比較而言,仍然是西方哲學思維方法與中國理學的思想方法的方法論之比較。也就是精神前置,與物質前置的根本性問題,如果說區別,區別就在于中國理學是普遍性學問,不只針對單純的人而下研究結論的學問,而西方哲學的基點僅限于人性的本原,下研究性結論的學問,區別在于中國理學研究面廣,但研究方向明確清晰,而西方哲學研究面狹窄僅限于人,但研究方向模糊,且廣泛。

    歸根結底還是西方人的學問是著眼點狹窄,但內容卻豐富廣泛的學問,進門很容易,進去找到真理很難,真理很模糊,沒有具體靶標性。中國人的學問是著眼點寬廣,但內容狹義具體的學問,進門很不容易,但只要進去就寬廣無限了,真理到處都是,很具體,有目標,你隨便拾好了。

    這種人事方法論可以影射東西方文化所涉及的各個領域,也成為東西方人文精神的主要內容,也是詬病之處。

    究其原因還是方法論的問題,當你置精神感應于前提時,你看到的只有人,影像很具體、狹義,但是凡涉及到人事的問題就寬廣了,涉及到人類活動的方方面面。當你置物質條件于前提時,你看到的就是世界,注目觸及到目標很具體,自然你研究的方向就必然是狹義的,只涉及到你看到的事物。

    這就是方法論所影射出的關于人類社會現實存在的問題,涉及到人類文明發展方方面面的問題。

    其實就思想方法、文化精神而言并沒有限定界面,文化傳播是普遍性的,只存在傳播途徑問題,文化是廣泛性的東西,具有很強的流通性,只是由于受到政治目的性地限制,而出現人為的屏障,但是真理還是會透過縫隙折射到人的心理層面的。

    其實就唯物論與唯心論這兩個名詞術語而言,既不屬于西方人專有,也不應該是東方人專享,這兩種人事行為的方法應該歸全人類共同所有,是全人類的共享文化。

    以唯心思想而言我們在日常生活中非常容易用到,比如我今天想吃頓好飯,可又不想獨享,于是打電話叫來一幫朋友,在朋友面前你盡顯廚藝,做上一桌子的好飯,最后是做的開心,吃的愉快,皆大歡喜。這個過程就是唯心論的人事變化過程,因為你首先啟動了心理預期,而后才行為了人事反應,你做這件事情的整個過程都是在完善你最初的心理預期,這個心愿完成的過程就是唯心論的理論過程,自然歸唯心論所有。

    我們再拿某一項巨大工程來比喻,無論這個工程有所大,工程進程有多么長,工程施工過程有多難,這件事情從開始到結束都是在完成當初的一個心理預期,那么你從啟動工程到結束工程都是在踐行唯心論的思想方法,為什么這么一個普通使用的思想方法就一定歸于西方哲學所有呢?

    所以說我們不能教條化的把人類通用的理論框架強奸式的冠以其他名詞,也不能出于某種政治意圖而扭曲事實真相。

    因此上說,思想家們不可以將自己的思想限定在某一特定領域之內,而使自己的思想無法在遼闊的思想疆域里馳騁,無法超越知識的壁壘,進而導致思想無法到達真理的地域,找到真理。

    其實就客觀唯心主義的心理學而言,其所持的方法論對人類的文明發展,無疑是起到了非常積極的作用,因為心理學的第一要務是從心理預期出發對必須進行的行為進行精確的觀察,并收集預期目標的機體行為和即將發生行為時的環境信息,作出觀察預測報告。當踐行者需要付諸實施時,他們必須選擇一個適宜的水平分析標靶,用以靶向定位,并且設計出能保證客觀性的度量行為的方法,以確保踐行者實現預期目標,達成理想與理性、知性與現實的和解。

    而命理學則是從理性出發,在沒有心理預期的情況下直接進行事項環境的直觀觀察和環境信息的收集,直接進行預測,并作出預測報告,給予一個既定的靶標,不考慮靶標在運動中出現的內核程序的變化,只按照既定目標行為,至于結果好壞只看預測報告,即便中途出現意外,也無條件堅決完成任務,在直觀思維方法下踐行者實現的預期目標,達成理性與思想、現實與人性的和解。

    由此不難看出,心理學與命理學的預測目標雖然有近同之處,但在方法論上卻有原則性的不同,思想層次也有本質區別。但是真正達成目標的方法論還是心理學要成熟的多,原因是心理學受西方哲學思想的影響理論內容包括有缺陷理論,也就是在事項進行之前有缺陷性理論體系的中導作用,通俗地說就是踐行者事前必須預感到事項進行中必然導致的缺陷性,并提前作出預防性預案,待到踐行者行為實踐時,一旦出現問題不致于因缺陷性陷入被動局面,由于事前準備有預案,可以沉著應對,解決掉缺陷部分,順利完成預定目標。

    而命理學的致命弱點是在事前沒任何征兆的情況下,用事物發展的規律性來預測尚未發生的事實,用一套既定的方案,來預測未知的結果,直接導致的后果是在事態未發生之前就已經產生放棄的心理,或事件進行時采取摸著石頭過河的心態,不管事件成功與否,要么進,要么退,不左即左。直線軌道上運動,非進即退。

    這種情況我們從中國人打仗中可以完全驗證出來,我們回顧一下歷史就會發現,諸葛亮六出祁山卻沒一次成功完成預定目標,原因是什么?原因像諸葛亮這類智者在運用戰爭方法論上完全應用的是中國傳統理學的理性思維方法。就是置事件本身于心理預期前端,只看事件的最終結果,不看事件本身的缺陷性,不是從心理學的方法論出發“對必須進行的行為進行精確的觀察,并收集預期目標的機體行為和即將發生行為時環境信息,作出觀察預測報告”。而是用命理學的方法論“在事前沒任何征兆的情況下,用事物發展的規律性來預測尚未發生的事實,用一套既定的方案,來預測未知的結果”,最終導致六出祁山而六次中途夭折,致使其無法達成劉備統一大業的遺愿。

    又如國民黨的一些高級將領,在沒有精確觀察的情況下,憑借自己的理性預感,在戰爭未發生之前就放棄戰爭,直接投降了事了,這就是持理性思維的人非常容易行為的行為方法。

    但是并不是用理性思維就一定不如客觀思維,也不是客觀唯心主義精神就一定勝過直觀唯物主義者。事實是往往戰爭的勝利者歸直觀唯物主義者所有,反倒是客觀唯心主義者常打敗仗。

    在戰爭中,一個成功的戰略指指家必須具備唯物論與唯心論高度統一的思想境界,不但會使用唯心論的思想方法,還要有唯物論的戰爭手段,在戰爭初期階段運用唯心論的思想方法,尋找事物發展的缺陷部分,事前作好預案,等到戰爭開始,就必然運用唯物論的思想方法,直接了當,堅決打擊,不留余地,破釜沉舟,直達預期目標。

    這才是真正的達成理想與理性、知性與現實的和解。

    就心理學而言,心理學的核心價值體系就是肯定靈魂的存在,確立精神的價值,研究理念的現實與原罪,以便能夠完全可控人的意識能力,也就是自我意識的控制能力。在唯心世界里,唯心論者認為人的靈魂里是有原罪的,并認為在物質世界里物質也是有先天缺陷的,這就為心理學提供了事前調查、核實數據,事中觀察行為反應,事后總結經驗教訓的理論依據。

    在心理學的應用方法上,心理學家主張在事件未發生之前,你如果是當事者,你首先必須觀察與事方的心理動態,考察與事事件的缺陷部分,事前做好準備從行為事件的特定部分預期可能發生變化的目標部分,運用唯心論的缺陷理論,來預測行為可能構成的環境變量或情境變量,為行為事件構成前期調研的分析報告,以便制定前期預案,當事項行為中一旦出現缺陷漏洞,可以及時啟動應急預案,解決問題缺陷,填補缺陷部位,從而達到預期目標,完成預期任務。

    這樣說很難懂,繞來繞去繞的本人都頭暈。其實大白話就是心理學是一門肯定人是有靈魂、精神存在的學問,通過對人的靈魂感應,以及精神層面的研究,來尋找最容易解決人事問題的科學方法。

    心理學由于是西方哲學的衍生品,所以心理學重點圍繞客觀唯心主義的理論基調闡述自己的理論結構,自然哲學的缺陷理論與經院哲學的原罪理論在心理學中都得到了充分體現,這就意味著心理學的理論框架是在客觀性、發展性、實踐性、邏輯性、倫理性上建立起來的學問,這也說明在精神至上的學問中,客觀性是首先滿足事項要求的,只有站在第三方的角度看問題,才能獲得客觀的現實存在。

    生活中我們無時無刻不在應用客觀唯心論的思想方法在處理問題,只是我們從來沒有用理論來驗證罷了,但是并不代表我們不在使用這些理論,這就足夠說明,凡是符合實際的東西,沒有東西方之分,大家都在用何必要厚此薄彼呢?

    我舉個生活中簡單的例子說明一下,比如抄股票,抄股票就非常足以說明到底是客觀唯心論優秀,還是直觀唯物論優秀。在抄股票之前首先需要看盤,觀察股票的情境變量,分析量變過程中的特定峰值,對潛在的特定峰值進行數據記錄,尋找風險因素,分析缺陷節點,作出精確判斷,在未下注之前做出精確的預測,這樣做你才達成你的預期目的,實現盈利。這是持客觀唯心論者的抄股過程。

    而持直觀唯物論者在抄股票時怎么做的呢?直觀唯物論者思想方法簡單,只在一條直線上看問題,看股盤也是如此,股指直線上升,緊跟其后,股指直線下跌,仍舊是緊追不放,只在理性思維方法上打轉,就不站到客觀立場上觀察行為構成的特定性,以及物質條件的缺陷性,明明知道下跌意味著損失,可就是不舍得離開,最終導致失敗。

    直觀唯物論者只在股票上漲時是最大的贏利者,因為他思維方法單一,直線求利,傾巢出動,以最大的量求最大的質,自然逢高則票面價值直線上升,可謂最大的贏家。同樣道理,當股票下跌時,又是傾盡全力保盤,最后也是最悲慘的輸家。

    直觀唯物論者是以不確定的因素預測不確定的事實,以期實現不確定的目標,必然是在不確定中直觀的傾注全力,勢不可擋,贏則大利,輸則慘烈。如果是戰爭,這種精神值得發揚,但是到了賭場就必是輸家。

    不過并不是持理性思維的思想就不值得提倡,生活中理性思維的用途也很廣,并且大家都在用。

    如事實婚姻,在婚姻中,有以愛情為前提的愛情婚姻,在愛情前置的情況下,物質條件是第二性的位置,自然也就不論物質條件了,生活中的女方在雙方物質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依靠愛的力量生活到一起了,這是唯心論的愛心界面,也是當今社會提倡且肯定的婚姻方式,但是現實是這種婚姻經不起現實的考驗,婚后的生活由于物質條件的前置,就把愛情擱置到第二性去了,這時物質條件就突顯出來了,在物質基礎不能滿足要求的情況下,愛情也就顯得蒼白無力了。

    反而是很多依靠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建立起來的婚姻關系能持久的保持下去,原因很簡單,在步入婚姻殿堂之前人們的確需要愛情來支撐二人世界,但是當你步入婚姻殿堂就不再是精神生活起支配地位了,物質基礎就上升到第一位了,這時夫妻生活沒有物質做基礎,真的很難維持下去,婚姻破裂就剩下時間問題了。

    如果你在進入婚姻的殿堂之前就預先設置物質基礎的婚后保障,將物質條件提前置于精神層面之上,那么這樣做反而更加容易加固你的婚姻工程,使其順利到達幸福的彼岸。

    由此可見,物質條件的前置并非一無可取、百無一是,而是一種非常出色的處事方法。

    物質條件前置的缺點在那么呢?

    缺點是預期過于單一,目標過于理想化,由于物質條件前置都是將事物發展放置在一條軌道上的,所以物質前置的結果就是封閉式管理,為了達到在一直線上永遠保持前進的動力,物質條件前置者會想盡一切辦法設置鐵定的規則,牢固的法規,以確保物質條件前置的列車不會出軌。

    由于持物質至上者目標明確,所以在追求目標的過程中往往不擇手段,有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心理存在,因為在持心理至上者看來持物質至上主義者就是洪水猛獸,所以有畏懼心理。

    也就是說持三分論立場的人,在江湖飄時是懼怕持二合論立場的人的,因為持二合論立場的人遇事考慮簡單,只在進退上看問題,但是持三分論立場的人就是從客觀上看問題,想到了第三方的平衡關系,因此,從思想上看,持三觀論者要高于持二元論者,處理事情的方法也要成熟穩重于二元論者,方法論不同自然處理方式也會不同,得到的結果也會不同。

    比如持理性思維堅挺的人容易引發災難故,為什么呢?因為理性思維過于自信的人,目標明確,只認目標任務的達成結果,不論事件進程中的不確定因素,沒有缺陷預案。道理很簡單,你不從客觀存在開始思維你就沒有“原罪”思想,沒有原罪思想你就不會有事物存在缺陷性的“缺陷理論”,沒有意思到凡事都有不確定性因素,你就不會事前設置防范措施,沒有防范意識,出現災禍就是遲早的事情,只是時間問題。

    就方法論而言,當今世界東西兩大思想陣營準確的說仍然是停留在二元論與三觀論之上,并沒進程到四季輪回論與“五行”論的進程中去。在事物發展的十種方法論即起于一,合于二,分于三,成于四,結于五,順于六,離于七,易于八,歸于九,滿于十之中。真正能進入“成于四”的只有英國與日本,而進入“結于五”只有德國以及歐洲的少數國家。而美國、俄羅斯與中國三個超極大國都沒有達到“成于四”之上的高度。

    因為能進入“成于四”范圍的國家國家機制是長效機制,不隨意改革,在“成于四”的階段是四季輪回的狀態,政治生態、法律制度,民生民風民俗都是一種比較固定的循環模式,固定不變的循環往復著。所以說改革只是適度的,久視之長治,不可善改。

    在“結于五”的范圍里,因為存在著互衡的制約機制,凡是進入這一領域的國家都有完善的制約機制,制度設計完善,政治公正,民生公平。在這個階段是二元論者升華后的結果,所以在象德國這樣的國家里就非常重視社會公共制度的建設,在這些國家里自我意識并得不到過度的張揚。

    當人類的思想方法進入“順于六”就是逆施的階段,為什么是倒行逆施呢?因為人類一旦進入這個階段就是政治斗爭進入倒行逆施的階段,統一就成了世界范圍內開啟戰爭的焦點,六個六本為“坤”,坤地為母,坤載萬物,大地能容之意,但是坤亦為陰,為女,陰極女盛勢必導致忤天逆理,泯沒人倫,世界戰爭的開端就在人類的思想方法進入“順于六”之時。

    當人類的思想方法進入“離于七”時,就是悲慘的結果,為什么是悲慘世界呢?因為“離于七”最好解釋,隔七而相戰,戰爭造成巨大悲劇,分離的悲慘目不忍睹,悲觀主義者悲痛欲絕,仿佛看到了世界末日。

    當人類的思想方法進入“易于八”就是百家論爭的時期了,為什么是百家爭辯的時期呢?因為戰爭帶給人的傷害已經讓人類沒有再次拿起武器的勇氣了,所以全世界的政治家們就只剩下斗嘴的力氣了,爭議的最終目的就是“歸于九”,形成全人類統一發展的統一世界。在“易于八”里有一個天之大機,就是“生于辰而死于戌”,通俗地說就是生命起始于東南,而泯沒于西北。

    當人類的思想方法進入九,就是九九歸一的結局,世界歸于大同了。

    為什么要在這章里插入這段話呢?因為中國人雖然把西方心理學引入中國大學的殿堂,但是由于東西方文化的根基不是扎在一個基礎之上的,不同的文化背景,必然產生不同的認識,事實上中國人學習心理學仍然是用理性的思維方法在學習人性的學問,這樣學怎么能學到真正的心理學呢?

    因為一個不認為有神存在的人群,怎么可能把心理反應置于物質條件之上呢?在理性思維頑固的人看來,什么事都是自然法則既定好的,我們只要按部就班地做好了,為什么還要相信心理作用呢?

    在理性思維達到極致時,就如軌道上運行的列車,在列車行進路線上,一切都是鐵定的規則,牢固而堅守成規,窮盡自然法則,那里還會有人性倫常的位置呢?

    如果你沒有人性思維,你不認同人有靈魂存在,那么你學的又是什么心理學呢?如果強加給心理學以理性學的外衣,那么你這掛羊頭賣狗肉的學問是怎么宣教的呢?

    因此上說,在學習西方心理學之前你有必要擺正自己思想方法,如果你繼續持無神論的心態學習有神論的思想方法,那么你學到的東西真的讓人懷疑,懷疑你是不是真的看到了真理。

    這篇文章叫心理學與命理學之比較,只要你理解什么是心理學,那么命理學就不用去了解了,是中國人就知道什么是算命,并且十人之中有九人算過命。

    既然大家都算過命,就應該知道命理學是專一預測人的未來的學問,其理論原理來源于周易,我們這里應該知道周易是理性學說。那么周易衍生出來的學問自然也是理性學說,也就是說命理學是純粹的理性學的學問。凡是涉及到理性思維方法的學問都歸唯物論的范圍,因為你前置條件是物質的,那么意識與靈魂就是后置的,后置于物質條件之后的學問就不是哲學的理論體系,就不歸哲學范疇,因為你沒有“愛”的世界,而哲學是依靠“愛與智慧”來支撐的。

    由此可知,命理學同樣不哲學的范圍,只是中國傳統理學的一部分而已。命理學的理論框架既然出自易經,那么,命理學的實踐應用也歸理性思維的范圍,由于理性思維是物質前置的方法論,所以命理學也是置物質條件于精神靈魂之上的學問。

    由此可知,命理學在預測應用上是置事物的發展規律為前提的,在命理學的應用過程中,命理學尋找的是普遍存在的預期,通俗地說就是命理學是尋找一種普遍存在的規律性,普遍存在的現象,并用統一的標準貫穿到所有人群中去,以一種固定不變的規律性套用到同一類人的身上,也就是命運之中。

    在同一類人的范圍內推定統一的答案,簡單地說就是把同一年月日時出生的人,固定不變的尋找同一規律性,展示出在同一規律變化下得到的同一標準的命運預期,這個預期是貫通的,只要你是同一時間出生的人,得到的答案都是同一答案。這就是理性思維創造出來的學問。

    反觀心理學,心理學在實際應用中,與命理學一樣預期得到一個可靠的預期目標,但是心理學是精神前置的學問,所以心理預期大于物理預期,這就為心理預測者留下了寬闊的心理空間,也為客觀的看待預期留下了余地空間。

    但是命理學不是這樣的,命理學是理性至上者,得到的預期都是物質性的,有真實存在的潛在意識,也就是說當你找算命師求知預期時,你得到的答案是肯定的,確定的目標,沒有回避余地,這樣問題就來,因為你求的目標是預期,也就是未來的目標,當你得到在未來時間里肯定的答案時,無論是吉是兇,你都會肯定的接受,而不給自己留下回旋余地,一旦你進入算命師的預期目標時,你都會用肯定的態度對待預期結果,這樣往往導致的后果是不是真的也是真的了,不是可能的存在也成了肯定的存在了。

    這就造成一個普通的事實就是不可能存在的預期,人為的達成了事實存在,反而無謂的添加了人生不應走的軌跡。

    原因是什么?

    問題還是出在東西方文化方法論的根源上,持二元論的人是基于“合于二”而產生的思想方法,而持三觀論的人則是基于“分于三”而形成的思想方法。重點就在“合”與“分”兩個字上。

    西方人凡事都要講究個分清楚,中國人凡事都在談合作。西方人在任何時候都講究清晰明確,中國人時時刻刻都在說難得糊涂。

    中國人在處事方式上講統一,混淆不清,混雜著責任、利益、規則等等處理問題。西方人講制,明確界定各自之間的界限,劃清各自的責任,明確雙方利益,最終達成問題的解決。

    心理學與命理學也是如此,心理學講究“分”,命理學講究“合”。

    最終形成的結果大家一看便知,心理學因“分”而責任清晰,向世界進發,命理學因“合”而越來越糊涂,只有在街邊小巷暗啞自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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