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合于二”是理性思維的根基之處，而“分于三”是人性思維的開源思想？
為什么“合于二”是封建理教思想方法的，是儒家思想理性思維的根基之處？而“分于三”是資本主義思想的出處，又是西方哲學人性思維的開源思想？
因為“合”就是“闔”，就是關門閉戶，封關自守之意。“分”就是“開”，開啟門戶，開放發展之意。
東方人講合則兩利，分則兩害講究一團和氣，和氣生財。西方人講分則清明，合則混沌講究責任清晰，分擔明確。
因此，“合”是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的根基，是封建理學思想方法的出處，是理性思維的理論基礎。“分”則是西方文明的根基，是哲學的出處，也是資本主義的開源思想，也是人性思維的理論依據。
中國人合伙做生意能合作成功的很少，能堅持到底的更是鳳毛麟角。而西方人做生意非常喜歡做合伙生意，并且能夠長期持久，合作愉快，少有爭端。為什么？
道理很簡單，就因為“合”與“分”。做生意講究開放性思維，打開大門放開手腳，你才能迎來商賈，才有人與你貿易。合是封閉的開端，關門做生意，成功在幾何？而分則是開放思想的，打開大門迎客人，自然是客戶迎門，商機無限。并且合還是混淆不清的開始，而分則是清晰明確的開端。
合伙做生意講究竟的是什么？做生意搞經濟講究的就是事事要公開透明，帳帳要清晰明確。如果你用“合”的思想方法來做合伙生意，不說你關起門來做生意，單說你合而為一，混淆不清就無法把生意做到底。因為你沒有清晰明確的往來帳目，投資開始時沒有明確責任范圍，經營時進出不分，帳目不全，利益分配時自然就無法達成共識，最后是你懷疑他得到的利益多，他認為你拿走了大部分利潤，最終是一混盆，散伙了事。
而西方人為什么喜歡合伙做生意，西方人從航海貿易中得出結論，一個人的財力是有限的，如果把有限的資金合作起來就能積少成多，來干大事情。有這種想法就要有清晰明確的責任主體，投資越多責任就越重，利益分配也就得到的越多這一切都要從“分”開始，合作前有分量清晰的投資比例，合作中有分類明確的往來清單，合作后有分配明細的利益界定。這樣的合作機制能不成功嗎？
而中國人做合伙生意恰恰相反，事前責任主體不明確，講究一團和氣事中往來帳目不清晰，講究和氣生財事后分配利益不明白，講究面子工程。這樣的合作機制能成功嗎？大家想想看中國人是不是這樣做事情的。
所以說“合”是守護封建思想的罪魁禍首，而“分”則是開啟資本主義逐利思想的開山鼻祖。這就是“合于二”而成就封建王朝，“分于三”則開啟資本主義國度的根本原因。
從這里你就能理解，發展經濟必須用“分于三”的思想，你用“合于二”的思想發展經濟只能回到十三世紀起伏不定的時代，而無法實現強大優越的。帝國主義的思想基礎就來源于“分于三”的思想，涵蓋資本主義、擴張主義、分產主義、自由意志主義、保守主義、客觀主義、無政府主義、排外主義與民粹主義等等思想內容，含有濃厚的霸權性思維，沒有三分思想就無法形成資本主義、擴張主義、自由意志主義、民粹主義思想，沒有這些思想就不可能成就資本主義制度，沒有資本主義制度何來，帝國主義必須站在資本擴張之上，否則就不是帝國主義國家，中國古代只有秦漢、唐與清朝早期可以稱作帝國時代，但是由于封閉思想的根深蒂固而無法達成資本主義思想的后續延伸。
因此上說，人類為了文明發展而產生的思想方法才是人類改造世界，創造時代的金鑰匙，思想方法是產生社會制度的思想源泉，沒有合理先進的思想，何來文明進步的社會制度。
華夏文明由于受黃河流域生存條件的限制，以農耕社會為主，思想方法自然以穩定型，封閉型，自給自足型發展，思想方法向保守化發展，所以重視理性判斷，選擇自然標準，以物質條件為生存價值，價值取向單一，重點關注農業發展，保障自給自足，但是這種生存環境受自然變化的影響較大，環境變化往往左右政治生態，政治的穩定又會影響到民生經濟的發展。由于農耕社會對自然的依賴程度很大，受自然災害的影響很大，這就非常容易給封閉的生存結構構成巨大打擊，一次次因自然災害，以及人為因素引發的暴動，起義，又是造成王朝統治改朝換代的根源。古代中國朝代更迭反復的原因就在于地理環境決定了下層結構與上層建筑的變化。
然而，在西方哲學發展的國家，由于人們起源思想來源于貿易，屬于外向型思維，因此自然規律并不能左右持有哲學思想的人群，哲學原理起源于改造自然，向自然世界要供給，所以持有哲學思想的人群是不畏懼自然災害的，也不向自然災害低頭的人群，所以你會看到西方人凡是發起反皇運動都是圍繞著改造現有政治體系發起的妀良運動。而不是以推翻現政權為目的的起義運動。但是生活在大河流域的農耕民族則恰恰相反，大河流域的農耕民族由于受自然生態的影響較大，每一次因自然災害引發的暴動，反皇起義都是以生存下來為目的的，要么入山林，要么當游匪，要么被招安，要么被新生封建力量所利用，成為改朝換代的工具。
人民內部矛盾又是引發外部勢力覬覦的誘因，這也是思想方法左右人類意志的鐵證。
黑格爾認為“人們往往把任性也叫做自由，但是任性只是非理性的自由，人性的選擇和自決都不是出于意志的理性，而是出于偶然的動機以及這種動機對感性外在世界的依賴。”“存在就是合理”nnssnrnsn，凡是合理的都是存在的，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這兩句話意義深遠，這里的思想含義基本代表了西方人的思想觀念，這是人脫離了低級趣味，擺脫了動物性之后，將靈魂升華到人類文明的價值觀之后才能有的觀點認識。不要單純的理性的理解這兩句話的含義，這兩句話告訴我們，自由不是任性，自由不是理性的直觀思維，也不是動物性的直接的偶然的后果，更不是順其自然的感性動機，也不是積怨良久后聚忿間的沖動，而是客觀的動機決定偶然的感覺，選擇與放棄感性的直觀世界，客觀的現實存在就有其合理存在的真正價值與現實意義。
自由的第一條件是自律，而非任性，任性的代價往往是身陷囹圄。
人類之所以能夠是人類，就在于人類有超越其他動物性的高等智慧，人是脫離了低級趣味，擺脫了單純以物質追求為目的而具備精神境界的物種，因此人不可以以理性的直觀思維來追求動物性的共享結構，以期以分享物質條件的平等主義。來實現原始的共享目的。用激發出來的沖動去平抑長期積累的怨恨，聚集動物性的沖動沖擊現有體制，以顛覆為目的的利用偶發事件，感性的沖擊現實存在，而不切實際實現原始的理性世界，是不切實際的，這一切可以從綠林起義，黃巢起義，太平天國起義得到印證，原始沖動下得到的是民不聊生的地獄世界，既沒有得到理想國的共享生活，也沒有實現革義救國的理想世界，反倒是滅亡了無數民眾，讓民眾在其一人的任性下轍覆裂變之殷。
黑格爾哲學“存在就是合理”nnssnrnsn的這句話高度集中了西方哲學思想的精髓，將哲學原理推向了一個全新的高度。
不要低估了這句話的含義，這句話給西方人帶來的影響無法用文字表達，其價值深遠，西方人少有顛覆性造反的起義的運動就來源于西方人對這句話的理解，這句話將人的感觀思維上升到人性思維的高度，讓人感受到現實存在的價值意義，讓人感受到人的存在發展已經脫離了原始的動物性，擺脫了順其自然的原始性，摒棄了道德標準的原始理性，讓人真正意識到作為人存在的價值所在，讓人感受到現實存在的合理性與不確定性，讓人接受現實存在，進而產生改造現實存在的思想，來改變現實。而不是顛覆現實，與將現實存在砸碎砸爛，徹底推翻現有世界，去創造全新的世界。
這就是人類是否脫離理性升華到人性的差距，更是從動物性升華到人性的差距，這也是順其自然與改造自然之間的差距。
人類文明自產生思想方法之始就是以發展社會，保障民生為目的的意識取向，部落的建立與國家的產生準確的說來源于意識形態，也就是說國家不是物質性的，國家是民眾理念的高度集中，民眾只有在“國家”這一意識形態下才能確保安全存在，才能有人的尊嚴，才能獲得人的人格、自由與價值。同樣道理，國家同時也會給每一位治下的民眾以靈魂的寄托，每一個人的靈魂與精神依附于國家意志之下，才能凝聚起強大的力量來推動民族精神的自立自強，確保國家威嚴，確保國家長治久安，不受外部侵犯。
而非理性的人認為的那樣，“皇帝輪流坐，明天到我家”的物質性思想。理性出于感性的原因，原始的依賴物質共享來尋找強大的力量，以保障自我的物質需要，而唾棄靈魂與精神的國家寄托。通俗地說就是理性的人并不認同靈魂與精神可以依附于部落長老或國家領袖，而將自己依托于部落或國家的目的只是為了獲得均等的物質需要。這就是一個民族少有排外主義，民粹主義，民族主義、民主主義思想的原因，在沒有精神寄托的狀態下，每一個人都在意向依靠強大的部落力量，或國家力量來確保其自身的權益。而民主主義、民族主義、排外主義，民粹主義卻是在靈魂與精神寄托得不到保障的情況下才激發出來的，被激發出來的情緒都是圍繞著一個信念而主張的，那就是利益至上主義，這一切都是靈魂與精神寄托于部落長老或國家領袖的情況下進行的，如果你否定靈魂與精神存在，又何來民族進取、民族精神呢？
所以在以物質條件為基礎的社會里，民眾只看到了物質需求，而不在乎精神存在。這就明確了人與動物的區別，接踵而至的就是藐視人的存在，不尊重生命存在，泯滅人性存在的后果。
人性的產生正是基于人有高于其他動物性而存在意識形態的結果，且人的靈魂與精神可以凝聚在一起寄托于一個部落或國家之上，進而產生可以凝聚的團結力量。人性之所以最終占上理性的臺階就在于人是有意識、意志、理念、靈魂與精神的人，人為了某一意向可以凝聚起精神力量向一個既定目標進發，而摒棄以物質為條件的理性需求的感觀世界，這就是人為什么是人的原因。
同樣道理，部落或國家作為人民意志的聚集地，部落或國家意志就是確保民眾生存安全的安全保障。從這一點來說，部落或國家仍然是意志的象征，而非物質的集散之地。
所以說民眾的生存才是政治進程的發展之本，不能保障民生的部落或國家沒有發展出路，不能保障民眾精神與靈魂寄托的部落或國家沒有民族、民主、民生思想，不能保障民族、民主、民生的政治生態早晚會被時代淘汰。
人類向文明社會發展是了為了什么？很簡單，就是為了活著，活著為了什么？人活著不僅僅是為了物質需求，還要有靈魂與精神寄托，這一切都是為“生的安全，活的安康，死的體面”，這就是人活著如此簡單的一點訴求而已，為了這一點小小的訴求，人類已經與自然災害、政治生態斗爭了幾千年。與自然災害斗爭是為確保物質安全，與政治生態的斗爭則是為了確保靈魂與精神寄托的安全，所以說只要有部落或國家存在，就必須認同人的靈魂與精神存在，否則，機械的物質性的部落或國家機制只會重走顛來覆去，反復更迭的覆轍。
當今世界社會制度適度文明的國家當數德國、英國與日本，一個國家的文明程度不是看你多么強大，而是看一個國家對民生的關注，什么是民生，說白了就是民眾的吃、住、行，以及精神寄托。無論是古代還是現代，人類成立國家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保障一國之內民眾有靈魂與精神寄托，進而保障每一個人生的安全，活的安康，死的體面。
而保障這一切的就是一國之內的國家，法律與政府，也就是說國家，政府與法律是保障一國之內民眾“生的安全，活的安康，死的體面”的第一責任主體，而具體到民事也就是全民的吃的完全、住的舒適、行的健康，以及活的快樂。吃、就是國家要保障全民糧食安全，這其中包括食品安全，藥品安全，醫療安全。住、就是住房安全，住房安全包括房產安全與居住安全。行、出行安全。出住安全很單一就是政府必須保障交通工具的安全。活的快樂，就是精神寄托。這里安全的涵義包括質量安全，價值安全，供給安全，以及靈魂安全與精神寄托。
說到底國家與法律確保了民眾的靈魂安全與精神寄托，那么政府就應該確保民眾“生的安全，活的安康，死的體面”。
而這一切只有計劃經濟體制可以來實現。通俗的說政府是唯物質性的，不需要精神寄托，歸社會體制下的強制計劃管理。準確的說，凡是涉及民生的事務必須以強制措施，歸于計劃經濟體制來管理，而不能甩給市場經濟體制，讓民生經濟去市場經濟中去游泳。如果你把涉及民生安全的事體都放置在市場經濟的大海中，勢必造成兩極分化的嚴重裂變，造成資本逐利者的無恥追求。如食品、藥品等歸市場經濟的后果民眾難以得到安全價廉的物質，因此，凡是涉及國家命脈的事體都應該歸政府操縱，絕不可甩給市場經濟。又如石油、銀行等。
開放對應的是規則，而并非是自由。封閉對應的是道德，而非規則。
所以你會看到越是封建思想濃厚的人群，行為上反而更加隨意，不守信，不守規矩。
封建王朝反復出現起義者，講究道德規范，推崇個人崇拜，文化不能普及，文明程度偏低，民生問題突出，調控不合理，沒有利益反哺民生的思想，只有特權享受思想等等，都是封建主義的弊端。
而在開放式資本主義心態很重的人群里，行為上反而更加遵守規則，守信用，鮮有反抗者，文明程度也較高，民生問題調控合理，權益反哺民生較強。所以這就告訴我們一個道理，越是關起門來做事的人反而更加放肆，沒有規則制度，如清朝政府外部封關自守，內部一踏糊涂，政治腐朽沒落，男盜女娼，民生矛盾突出，民不聊生。反倒是推行開放性政策的西方國家，政治生態更加民主，民生問題調控力度更加嚴厲，民眾的吃、住、行在嚴厲的規則監管之下更加科學合理。
其實真正的人類文明就是有一天實現全民共享“生的安全，活的安康，死的體面”這一人類存在的根本愿望，而保障這一切能夠實現的經濟體制就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也就是二元結構體制，因為你如果用三元分立體制來保障全民供給，人類的私欲之心必然泛濫，在利益驅動下，人類可以邪惡到害人害己，良心盡失。這里會盡顯資本主義的丑陋性，盡顯三分體制的惡魔性，在利益至上的三分思想方法的引導下，人類私欲的膨脹會無邊無界，人類要想實現人人平等的社會文明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早在十九世紀德國人康德就指出，哲學原理不能向客觀唯心主義全部傾斜，而應當在可控范圍內，強化監督與約束機制，改良哲學思想，將哲學原理中的唯物論提到社會發展的前列，前置物質基礎，將物質條件置于意識形態之上，鞏固與健全理性思維的思維方法，用以平抑人性的弱點，壓制人性的惡欲，平衡人性思維方法的缺陷，其實真正的人性思維就應該是在約束下生長的頑童，而不可以是拋入大海的棄嬰。
人類社會向文明進發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建立最適宜人類生存的社會，建立健全人類“生的安全，活的安康，死的體面”這一最基本訴求的文明社會，文明國家，就這么簡單。如果要實現這一看似簡單的愿望，單靠哲學開放性思維恐怕難以實現預期，沒有理性思維的約束機制，過度開放反而如同將人們拋入大海，生死未卜。所以說人類文明最終要走的路將是人性思維與理性思維合并之路，也就是哲學與理學合并之路，只是理學首先要彌補自身缺失有神論的缺陷，看齊哲學原理中唯物論的思想方法，在完全認同靈魂與精神存在的情況下，重新認識理學的思想方法，改良與健全理性思維的思想基礎，將“天人合一”改良為“人天合一”，將人提到一切事物之前，“存人本，明人欲，順天理，立憲體，共和處，人天一。”
然而，中國人死抱著“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圣人設卦，觀象系辭焉而明吉兇，剛柔相推而生變化”的思想不放，產生的思想道理都在易中發酵，“易”通“變”，也叫邏輯思維，從這里你就可以知道中國人凡事都有“易變、變通”心理的原因了，自古以來形而上的游戲規則難以持久就在于此。
這說明中國人的思想方法仍然停留在“起一、合二”之間，并沒有完全進入“分三”階段，處于落后的思想發展階段。
古代中國朝代更迭過快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特權階層強力維持封建二元思想方法，不能與時俱進，無法遞進思想方法，導致思想方法越來越落后，致使古代王朝政、法混淆，缺失長效機制的政治局面無法改造。
人類的思想文明需要與時俱進，需要變革，但更需要科學的長效發展觀，需要不變的長效思維觀。比如中國自古傳承下來的家族企業幾乎沒有，就與中國沒有長效不變的公司章程，沒有長效不變的經濟法則有關。你三天兩頭變革經濟法規、公司章程，像馬云這樣的公司也不會經營長久。
經濟法規、公司法則應當采取國際通則來制定，啟用資本思想來制定，經濟發展就必須用“分于三”的思想，制定分則清晰，責任明確，監督有力的司法制度，不能以政治生態左右經濟法規，更不能以立法者的好惡增減國際通則，經濟規則制定出來就要長期不變，持久應用，以規范經濟發展中的不法行為。只有這樣才能成就千年不變的資本體系。
資本經濟與民生經濟不同，資本經濟是市場經濟，民生經濟是社會經濟市場經濟是全民經濟發展的必須體制，歸于三分思想但民生經濟則是全民所有制經濟，歸于計劃經濟體制的范圍，你就得用“合于二”封閉規制的思想來保障全民民生，這樣做的目的是政治反哺民生，實現全民利益共享的目的。
無論二合思想還是三分思想，并不歸某一特定人群所特有，思想方法是人類文明在發展中不自覺產生的思想產品，自然歸全世界人民所有，人類之所以要產生思想方法，就是為了人類社會能夠文明進步的向前發展，因此上說無論何種思想，何種制度，只要能夠保障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向前發展就是優秀的思想與制度，而不能夠用抵制的情緒或敵對態度來對待人類的思想方法，人為的限制思想方法在人事中的應用，而影響思想方法的自然遞進。
國以法立，權以憲制，民以規約。這是三分思想后期人類文明產生的思想方法，歸于“成于四”長效機制的思想方法。
人類社會在文明進步的發展過程中，必然會產生消除權利階層利益特權的思想路線，為的是讓人人享有平等的權利與義務，實現法制長效，輪回更制，以正視聽的目標，這也是民主立憲主義者的思想產生的原因，也是人類思想方法的必由之路。
然而中國人始終認為天地間的一切法則、道理都是在自然規律中已經形成的事實，“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所以你沒必要去爭取，沒有必要去改造自然，沒有必要改變自己，你聽天由命吧，聽領導地安排吧，做個順天則昌逆天則亡的順民吧。
這就是中國理學，教化民眾拋棄靈魂，放棄自我，泯滅，將人性機械化的目的就是便于統治罷了，其實中國傳統理學就是一門專為統治階級服務的學問而已。所以中國的科學技術，人文精神自十三世紀之后幾乎沒有發展，停留在原始的輝煌狀態，浸淫在曾經的偉績之中。
理學產生的本意就是用自然規律來規制人心，用天道人事，用“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的天理來約束下層民眾，以保障統治階級生的安全、存的安康、死的體面。
在這個章節里我想說抱著陳舊思想不放的民族是沒有未來的民族，過去的終究過去了，即沒有必要惋惜，也沒有必要堅持繼續使用。對于陳舊的不合適宜的思想必須堅決的拋棄掉。
文明進步的思想方法遲早會到來，這是人類思想方法必由之路，是無法阻止的。古代中國人阻止資本主義思想在封建中國產生與發展，最終導致古中國越來越腐朽，越來越封閉自守，經濟發展嚴重滯后于西方列強，致使中國社會發展缺失資本主義發展階段。
同樣道理，對思想方法的抑制勢必導致社會發展的階段缺失，造成的后果是社會矛盾積攢下來，越積越重，積弊久仰，勢必造成民眾奮起而爭，結果是有用鮮血來換取思想更新，社會進步，朝代更迭。這就是中國歷史上朝代反復更迭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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