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上篇，法的精神。
一、為什么要設立全民破產法
破產法必須建立在公民與法人基礎之上，成為全體公民與法人共同擁有的基本法律。西方人為什么設置破產法，因為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基石就是“社會契約”的妥協精神，為了達到契約的有效執行，妥協當事雙方的矛盾是最好的解決方法。而破產法就是達成社會契約各方妥協的結果，以犧牲債權人利益為代價，換取社會家庭成員的生命安全，正是共和制國家的重要政治職責。所以西方人建立起全民破產法，以保護那些身處絕境的人民的生命安全，保障他們正常的公民的權利。這就是持有哲學思想的人的聰明智慧之處。
從歷史來回顧一下社會動亂的根源，歷史以來，凡是遇到自然周期性的，因惡劣的氣候變化引發自然災害的情況下，經濟下行的惡性改變也會隨之而來，人民的生存開始受到了威脅。在這種環境下生存，周期性惡劣的氣候變化引發的自然災害摧毀了人民的原有生存環境，物質的匱乏隨之而來，嚴重的物質不足勢必摧毀公民與法人原本善良守信的契約精神，摧毀正常運行的借貸運行機制。在經濟惡劣的環境中，廣大普通百姓的收入大量減少，為了生存，民眾會向有錢人舉債，這就形成兩極分化的極速澎漲，導致財富的無序集中，有錢人越逢經濟困難時期反而越容易創造財富積累，反過來窮人也會因貧窮而導致借貸產生更加沉重的債務負擔，反過來會更加貧窮，怎么辦？
法律站在哪一邊，持有哲學思想的人站在第三人的立場上打破了這種僵局，法律站在公正的立場上以犧牲債權人利益的精神推出了破產保護法，無論是公民還是法人，只要你不是惡意透支，惡意借貸，只要是正常生產生活產生的借貸，在非人為的自然因素下，因無法抗拒的破壞而導致的無力償還的借貸，都可以適用破產法給予保護，這樣債權人就不可以隨意對債務人施壓，形成社會不穩定的因素。因為債權人只是人民中的少數人，而債務人才是廣大的基層民眾，以犧牲少數人的利益換取多數人的安定，符合法的精神。
破產法的產生是一種決頂聰明的智慧型設計，不要小看了這個在中國人看來不必要的法律，西方人正是憑借這部法律，化解了人民內部矛盾，避免了很多大的人民內部戰爭。為什么？
社會的穩定需要什么？需要穩定的經濟基礎，只要老百姓吃飽穿暖，有穩定的經濟收入，家庭經濟沒有過度的債務負擔，沒有人會隨意挑起事端，挑戰和平的底線，與國家與社會為敵，向固有的社會秩序發起攻擊，并不是人們所希望的。
只有在經濟困難到極端絕境的情況下，人民才會發動反抗斗爭。回顧一下歷史，歷史上任何一次人民內部戰爭都是因為自然災害激化了人民的內部矛盾，而王權們不正確的處理方法又是激化內部矛盾的誘因，最終導致政府成為周期性自然災害的犧牲品，以推翻現政杈，建立新政權來換取精神與物質的壓力釋放，這也是人民的無奈之舉。
其實古代中國政府在經濟下行周期性波動的期間，并沒有刻意加大人民的賦稅，通常情況下古代中國的皇帝往往會減免發生災害地區的賦稅，但是到最終人民還是反了，為什么？
原因很簡單就是基層民法設置不合理，不人性，不智慧，不能彌補缺陷。西方人運用哲學的目的是什么？不要看西方的哲學家們說出的話都玄黃厥后，深奧難懂，讓你覺得廢話連篇，其實這里面有大智慧，智慧就來自哲學思想中的“智慧”兩字。西方人設置法律都是從頂層設計，從基層著手，從基層民眾開始。中國人設法恰恰相反，中國人設法是從基層著手，到頂層建立，發展到皇帝那里就他說了算了，普天之下皆皇民了。到底是西方人聰明還是中國人聰明，大家一看便知。
回過頭來說破產法，破產法正是西方人運用哲學思想從頂層設計，從基層設置的一套法律體系，這部法挽救了無數因災至貧的家庭，化解了基層民眾人與人，債務人與債權人之間的糾紛，化解了人民間的內部矛盾，使人民在自然周期性災害的情況下得到喘息的機會，為國家起到了穩定社會秩序的重要作用。
不要小看中國人認為沒有必要的全民破產保護法，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債權與債務的危機就必然到來，社會矛盾也會形成倒金字塔的形式，而如何化解這些矛盾就是基礎民法的必須。當社會契約無法完全其責任時，基礎民法以犧牲有錢人的利益為代價，妥協契約精神來保障社會穩定，以期長治久安，是符合法的精神的。
當一個人的債務負擔已經超過他的所有財產時，這個人就已經破產了，沒有償付債務負擔的能力了，社會契約精神被打破了，法律來保護他們，賦予他們不用償還債務的權力，這樣的法律符合法的精神，是智慧的。
正是基于這一深層次的原因，法律這樣做即化解了一個身處絶境的人反抗的意志，也平息了身處絕境的人的反擊意識，何樂而不為呢？
為什么古代中國凡是農民起義運動都會產生巨大的能量，造成巨大的破壞呢？問題就在這里，因為債務人冀望于新的社會政權的到來，只有新的次序來到了他才可以釋放身心上的所有壓力，開始新的生活了。即使起義斗爭的風險巨大，但是身處絕境的人哪里還顧及了那么多呢？反正都是死，置之死地而后生了，所以古代中國的起義軍，主要成員都是窮人也就不足為奇了。
人民內部矛盾必須是疏導，而不可以堵塞，化解人民內部矛盾必須是頂層設計，從上向下全民覆蓋，而不可下層出現問題了，上層才去設計。英國的議會天天都在開會，無休止的爭論，他們在爭論什么，就是在設計上層建筑，達成多方妥協的政治法案，以便覆蓋全體民眾，為的就是國家能夠長治久安。如果沒有超智慧的頂層設計，單靠下層民眾摸著石頭過河，最終淹沒的不只是下層民眾，也包括上層建筑。
二、人民為什么要有信仰
人們有信仰，并將精神與靈魂寄托于某一神靈之上，或國家之上，并無善惡之因，只因為沒有靈魂存在思想的人反而更加傾向于我行我素的思想，“如果我們不能具備“神靈存在”的觀念，那么就會產生反叛的觀念。”孟德斯鳩如果人們具備“神靈存在”的觀念，就可以超越自我，將精神置于財富、榮華、痛苦、歡樂與悲哀之上，減輕因無神論而產生的恐懼的心理壓力，消除反叛與自由思想，成就一個具備素質良好，行為規范，充滿信心，敢于擔當責任的人。
三、神父、和尚、阿訇、道士的財富應當受到限制
以財富公益性原則，神父、和尚、阿訇、道士的財富應當受到監督管理，私營的寺廟、道觀、教堂經濟更應該加以控制，原因是寺廟、道觀、教堂是傳續不斷的社會單元，與國家之中的家庭單元對比是反比現象。即單元家庭可以消亡，而單元寺廟卻可以長期存在。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說，世代承繼的經濟實體如果不加限制，必然帶來財富巨量增長的后果，而家庭的擴張并不能引發財富的過度集中，這是由于家庭成員會分化成不同的單元家庭，而寺廟、道觀、教堂則不存在單元分化現象，如果寺廟、道觀、教堂無序的從信徒手中接受財富而不加控制，勢必有背社會發展的公益性原則。因此，明智的政府都會采取限制寺廟、道觀、教堂無序擴張，與擁有大量財富的措施，即便是封建王朝也會嚴厲控制神父、和尚、阿訇、道士的財富無序增長。
神父、和尚、阿訇、道士無止境地攫取財富是非常沒有道理的，這有背公平公正的原則。因此，在社會主義共和國中對寺廟、道觀、教堂無論以任何形式獲得的財富都應該記錄在案，有專職工作人員來操作，并且要設立第三方監督管理委員會，以確保除保證寺廟、道觀、教堂正常運行的資金之外，其余部分全部上交國庫，這一條例應該明確的寫入宗教法中。
四、放棄一種信仰是痛苦的，需要付出巨大的代價，甚至是流血犧牲才能迎來另一片思想的天空。
放棄一種信仰一定很痛苦，需要承受巨大代價才能擺脫固有的信仰被逼出精神的世界，甚至是流血犧牲才能換來精神解脫，但是你如果想復辟一種宗教，卻如同洪水猛獸一般無法抵擋。
五、圣人的圣言才是民眾前進的指路明燈
經濟發展是有規律性的，聰明人不適宜做生意，因為聰明人有一個通病就是反應慢，懶惰，而生意人都是勤奮的人，并且很有耐心。一個成功的商人智力并不一定高，不要以為馬云說的話都充滿智慧，其實他的話一點哲理都沒有，他說的每一句話都是重復前人的話而己，再普通不過了，他的話只所以讓你聽得進去，只是因為他有金錢的光環，其實他的話并沒有多太價值，也不會成為傳世經典。他只是一個成功的商人而已，商人的智慧只是普通人的智慧而已，商人的成功也不需要過多的智慧，商人只需要前瞻的目光，勇敢的精神與耐心的堅守就足夠了，如果有過度的智慧反而會消耗掉他的勇氣與耐心，使他目光如鼠，而錯失商機。
商人的成功不是孤立的存在，并不簡單依賴商人自身的能力。商人的成功需要多方面的因素，更多的是需要時代背景與偶然性因素。清朝的胡雪巖非常成功，是清代屈指可數的紅頂商人，從他的成功經歷可以印證成功的商人必須有強烈的時代特征，如果沒有太平天國的動亂，沒有偶然的機遇，以及商人務實的精神，無論如何也成就不了胡雪巖的頂戴花翎與巨量家資。但是，由于古代中國是一個重農抑商的封閉式王權國家，所以古代幾乎所有的商人都下場可悲，這其中以紅頂商人下場最為凄慘。這不是偶然現象而是一種普遍的規律。
世界上真正能讓后人記住，并把他們的話奉為圣言的不是商人，而是像孔子、蘇格拉底、黑格爾等這樣的教育育人的人，這些人并不富裕，現實中的人生也不成功，但是他們的思想卻是后人前進的指路明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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