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部儀制司郎中許譽卿還在這次上書之中，建議崇禎皇帝親自頒下圣旨，從江西龍虎山的嗣漢天師府和大上清宮中，抽調嗣漢天師府張氏子孫與正一派得道高士弟子，前往各地主持祭祀忠烈這樣的國殤儀軌。

    左副都御史賈繼春、兵部職方司郎中牛聚明以及從兵部都給事中轉任禮部儀制司郎中的許譽卿，正是如今崇禎皇帝在朝中刻意栽培起來的一些御用喉舌中的中堅力量。

    崇禎皇帝從護國忠義廟看完回到了乾清宮中之后不久，他在護國忠義廟所說的那些話，就迅速地傳到了這些人的耳朵里。

    僅僅過了兩天之后，就有了這些上書請建忠烈祠褒揚忠烈的奏疏。

    然而，畢竟還不是來自崇禎皇帝的直接授意，所以這些人的奏疏，距離崇禎皇帝的本意還是有些距離。

    但是考慮到自己的這些御用喉舌們，本身也都是儒家所謂圣門弟子出身，讓他們在公開呈遞給皇帝的奏疏之中大肆提倡源自道教的真武大帝信仰，也確實有點難為他們。

    如今，他們能夠一起提出將敕建忠烈祠并由道士主祀、歲時祭奠的建議，已經算是不錯了。

    與此同時，對于這幾個人的奏疏，內閣幾位閣臣，尤其是分管禮部的徐光啟沒有提出任何擬辦意見，原樣照呈給了皇帝。

    倒不是他們偷懶，而是這樣的事情，對于他們來說，實在是無從質疑。

    雖然他們對于崇禎皇帝在護國忠義廟里所說的那些話，有著不同的解讀，而且也有著深深的疑慮，有點擔心類似當年嘉靖皇帝崇信道教的那種情況，再次出現于紫禁城中。

    但是對于賈繼春、牛聚明、許譽卿這幾個人提出的建造忠烈祠，收祭萬歷以來陣亡官軍將士的提議，他們卻無從反駁。

    而且不光是他們無從反駁，滿朝文武大臣也沒有人敢于反駁。

    不是說這些人怕得罪這幾個皇帝的御用喉舌，或者說怕得罪這幾個人背后的崇禎皇帝，并非如此。

    明朝的大臣們，還真就多的是那種不怕得罪皇帝的人物。

    說到底，還是因為這件事本身就是大得軍心的一個事情。

    賈繼春等人的奏疏送進宮中之后，連著兩天，先是京師五軍都督府的左右都督們、左右護軍們上書支持，然后就是朝中的大臣們陸續上書表態支持，比如兵部尚書南居益，兵部左侍郎皇明忠義講武堂祭酒茅元儀等舉足輕重的人物。

    對于五軍都督府的左右都督和左右護軍們來說，這是千載難逢的一個凝聚軍心、激勵士氣的機會，作為全軍將士的主心骨，豈能不表態支持？！

    否則的話，以后五軍都督府的這些都督護軍們如何指揮各自所屬的軍中將士？

    這個問題對于南居益來說更是如此，兵部尚書當然不能不支持這件事情。

    至于像茅元儀這樣的人來說，除了他個人如今主管著講武堂以外，他的父親茅國器當年可是朝鮮戰場上的名將。

    按照皇帝的這個意思，茅國器是很有可能入祀護國忠義廟的，這樣的大事喜事，又豈能不支持？

    因此，等到崇禎皇帝將這些紛至沓來表態支持的奏疏，御筆批轉給內閣盡速辦理之后，這件事情就算是板上釘釘了。

    整個決策過程，不過才幾天時間而已，而且十分難得的是，在整個過程之中，并沒有遭遇到有力的反對之聲。

    崇禎皇帝并不擔心褒獎忠烈之士這樣的提議會招致反對，他所擔心的只是，他決意起用正一派道士們主持祭祀忠魂，并且通過祭祀忠魂推廣真武信仰的這個想法，會遭遇朝中文官們的反對。

    不過結果卻證明，將對真武大帝的民間信仰與祭祀陣亡將士的忠魂捆綁在了一起之后，這件事情竟然出奇地順利。

    唯有閣臣文華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徐光啟，在其所寫的票擬之中，一筆帶過地提及了正一道與全真道或可南北并重的意見。

    至于內閣首輔李國鐠以及閣臣兼軍機大臣孫承宗，在這個問題上則始終保持了沉默。

    就這樣，崇禎四年的二月初八，禮部儀制清吏司郎中許譽卿等人呈遞的奏疏，得到了崇禎皇帝的批復同意，所提的諸條建議，在被內閣增刪修改潤色了一番之后，即奉旨以上諭的形式發往各地。

    崇禎皇帝還口諭通政使司，讓他們以邸報的形式，將其中諸條諭令昭告天下。

    其中的第一條，就是諭旨加封真武玄天上帝為“護國佑圣北極鎮天蕩魔真武大帝”。

    這么做，等于是在明太祖朱元璋加封的“玄天上帝”封號、“真武蕩魔天尊”封號，以及明成祖朱棣加封的“北極鎮天真武玄天上帝”封號之上，又進一步把真武玄天上帝的地位提高了到了一個新的層次，達到了“真武大帝”的規格。

    這么做了以后，真武的地位，基本上就算是與玉皇大帝之類的道教最高神仙等級“大帝”持平了。

    如今這位崇禎皇帝并不想搞什么裝神弄鬼的那一套，但是在當前的這個局面之下，要想不斷地激發起軍隊和民間的尚武忠烈之風，除了提升軍隊的地位，提升武人的地位之外，還要充分利用民間對真武玄天上帝的信仰。

    而廣建護國忠義廟或者護國忠烈祠，讓戰死沙場的陣亡將士們配享忠烈祠，從祀真武大帝，就是一個有效的手段。

    與此同時，護國忠義廟也好，今后在各地敕建的忠烈祠也好，不能建了之后就算完事了，而是應該長長久久地祭祀下去，讓它香火不斷。

    這就需要有專門的祭祀人員來管理，而以真武玄天上帝為主要神祇之一的道教正一派，恰恰符合這樣的要求。

    明朝中后期的時候，道教有兩大派，一個是北方的全真派，另一個就是南方的正一派。

    兩派各有自己的特點與優長。

    其實說起來，在這兩個道教的大派之中，如今這位崇禎皇帝內心深處更欣賞全真派。

    因為全真派的道士們，尤其是丘處機傳下來的龍門道士，普遍奉行克己、忍辱，清修、自苦，不妻、素食等戒律。

    相比于那些可以娶妻生子的正一派道士們來說，全真派道士顯然更有出家人的修行在內。

    但是，崇禎皇帝思考了很久還是決定選擇正一派。

    一方面固然有太祖皇帝朱元璋、成祖皇帝朱棣，以及后來嘉靖皇帝對道教正一派一再提攜重用的因素在內。

    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全真派的道士們，主要注重個人的明心見性、修道養生，追求的更多是個人的羽化成仙。

    同時，全真派不是正一道那樣的符箓派，不怎么搞符箓法術、煉丹制藥、驅鬼治病、祈福消災之類的宗教儀式。

    這樣一來，全真派固然顯得比較高端有追求，但是對于普通的老百姓來說，卻是隔著一層東西。

    這就像是佛教里的大乘佛教與小乘佛教一樣，一個是度己先度人，一個是度人先度己。

    既然這樣，崇禎皇帝也只能選擇正一派這個更加大眾化，更能讓老百姓喜聞樂見的道教派別了。

    也是在這一道公開昭告天下的諭旨之中，崇禎皇帝諭令江西龍虎山嗣漢天師府正一道第五十一代嗣教大真人張顯庸，攜其長子張應京及門下高士弟子若干名，接旨之后北上京師朝見聽用。

    與此同時，崇禎皇帝也在諭旨之中，令遼東督師府鹿善繼于醫巫閭山選址修建遼東忠烈祠并醫巫閭山烈士公墓；

    令宣大總督楊鶴在大同府東北的白登山選址修建大同忠烈祠并白登山烈士公墓；

    令直隸總督梁廷棟在軍都山上選址修建軍都山忠烈祠和軍都山烈士公墓，并在紫荊嶺上選址修建太行忠烈祠以及紫荊嶺烈士公墓。

    令東江鎮五路都統制使安東侯毛文龍在安東鎮守府轄內安州以北的妙香山，選址修建東江忠烈祠并妙香山烈士公墓，收葬陣亡將士遺骸或神位靈牌；

    令貴州巡撫邵捷春在貴陽郊外選址修建黔西忠烈祠并黔西烈士公墓，收葬那些在平定水西之亂中陣亡的大明官軍將士遺或者神位靈牌；

    各忠烈祠，供奉真武大帝并關圣帝君神像，皆以陣亡將士神主靈位配享，由道錄司正印正一嗣教大真人所遣弟子住祠主持，歲時奉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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